日本电影《怒》中的生命困境与自我救赎提要：日本电影《怒》有力的展现了一种来自意志的深层怒火，不同于日常愤怒，那是生命受困时绝望的挣扎，其来源于社会中长期存在不公和人们对不公的感知所生成的怨恨结构，结果于社会是暴力，于个人是毁灭。

唯有建立一种面向弱者和他人的基于爱与公正的宗教伦理道德体系，才能够缓解意志的愤怒对社会的破坏，并完成个体的自我救赎，而日本伦理体系缺乏这样一种文化考虑，这恰是电影《怒》的深意。

关键词：《怒》意志之怒怨恨结构生命困境道德救赎日本电影《怒》（2016）从一个凶杀故事开始，展开了几个貌似与案情相关实则没有具体关联的小插曲。

这样的叙述套路本不新鲜了，凶手在凶案现场留下的“怒”字（这当然也不是新的东西）却把我们引向了对生命和自我伦理的思考。

电影所指涉既是日本的问题，又超越了日本的语境，对所有人来说确是真实而重要的问题，也不会因为多次叙说就失去了价值和本身的震撼性。

影片中最震撼的镜像来自开头和结尾两个巨大的“怒”字，一个用血书写在门上，一个用剪子反复刻入水泥墙中。

人人皆会愤怒，日常现象层面的愤怒一般对象明确，来去都快，怒作即散。

但是，电影中凶手的愤怒则好像变成了一种潜隐而持久的心理状态。

他蜗居在小屋中，墙上写满了各种令人愤怒的新闻事件，他窥看到美军士兵凌辱日本少女，把那种愤怒的字句刻在墙上。

因此，这怒火来源于他长期身处社会底层的压抑，更源于他从各种令人愤怒的新闻事件中所汲取的能量。

这种抽象的愤怒表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狂暴的特征，它是无名的，也不一定指向某个明确的目标。

凶手在一次务工受挫后，却杀害了对其表示同情和帮助的屋主。

当他目睹美军侵犯少女事件之后，那种无名的怒火导致他乱扔游客的箱子，并把打工的小旅馆砸了个稀巴烂。

这个时候，在凶手的心中有两个自我意象，一个是被压制已久的弱者，另外一个是生命本身的强势反弹，前者是后者的起因，生命本身则是根本的动因。

而当别人的同情唤起了自我的弱势记忆，并把他置入到弱者的情境中，压抑的生命就迸发为暴力。

这种暴力可以针对压迫者，但是在难以明确愤怒对象，或者无法撼动压制的力量时，更加可能在特定个体生命的日常生活空间随机的爆发出来，成为一种破坏和自毁的表演，甚至变成弱者对弱者的狂暴杀戮。

电影中还呈现了各种不平的事情，比如凶手作为下层务工者的艰难处境；渔村少女因为性情上的天真成为人们讥笑和性玩弄侵害的对象；被美军性侵的少女无处述说的痛苦；同性情侣弱势方的无助等等。

因此，这个表面上正常甚至温顺的凶犯心中燃烧着的是意志之怒，不同于日常意义的愤怒，是生命意志被逼到绝境所爆发的一种挣扎与反弹，其根源是一种社会性不平等，及对不平的感知所产生的怨恨结构。

“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

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

”1这样的情态总有一天爆发出来变成一种怒火和暴力行为。

这样一种怨恨结构在某个特定时期会构成一群人甚至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这也是电影《怒》中的深意和担忧的吧。

如果整个社会都充满着这样怨恨，大的1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梯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冲突和暴力事件就会成为常态，这对任何社会和个人都是一件坏事。

那么，面对这显然不好的社会后果，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已经指出不平等的事实和人们对不平的感知是愤怒的根源。

一些显见的不公平能够被改善，但是作为差异的不平等却无法完全消除，我们也已经见证那种期待完全平等的理想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努力遭遇了重大挫折。

人们对不公的感知作为一种感觉结构，是如此不确定，没有绝对的标准，就个人感知来说，甚至难以干预和控制，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中，无论处境多好，有些人还是会有强烈的被剥夺感。

换而言之，也就是生命是一股无法被完全控制和禁锢的力量，总是会在压制下爆发。

这里我们面对的是生命真实的困境：生命的控制与反控制，意志愤怒是困境中的生命形态。

生命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不确定性的能量张力，它既创造，也毁灭，它既是光明，也是黑暗的力量。

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观念，当某种制度或者形式体现了生命的样式，最适合生命力的形态，它当然应该给大部分生命提供更好的处境和发展的机会，如果不能，自然会被源自生命本身的能量所摧毁，代之以一种更加新的生命样态，历史即是如此螺旋变化前进的。

而在大多数社会暂时性稳定时期，总有些生命体会付出代价，这恰恰是在主流生命制度中处于弱势的个体生命，它们是特定文明的代价。

福柯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理性对疯癫和病态的排斥，因为我们必须保卫社会2。

尼采高扬强力意志反对基督精神3，他可能没有想到在同一个体中的强力意志和弱者的反抗会使人疯狂。

他们都只说了一半的真相，我们还需要宗教和道德来维持社会的微妙平衡，其核心精神一定是面向弱者的伦理。

面向弱者的伦理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强者作为一种历史性社会性既有事实与现实存在，如果奢望在意识和道德领域也获得胜利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永远的面对无序，人们会回归丛林，重新变成动物，这恰恰是人类数万年来极力改变和避免的事情。

正是一种你应该帮助和同情弱者的道德态度，把所有人连接为一个生命整体。

人们会说这样的面向弱者的道德有一种深深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你把一些置入某个弱者的位置，在一种高贵同情的姿态下隐藏了深深蔑视。

也许有些人是这样，但是，唯有真正的爱和真诚，才能够安抚那些受到个人化和制度性伤害的人们，其终极的目标不是固化那个弱者的位置，而是在一些暂时无法改变的现实面前，起码真正赋予其属人的人性平等和道德尊严，并为生命的共同存在找到某种统一的形式。

如果整个社会都能够保持这样一种态度，并基于爱的态度建立起一种相对公正的社会形式，那么处于弱势的人们不那么容易燃起意志的愤怒。

由此，我们可以指出日本文化中一直保持着一种对生命强力的单向崇拜。

在大和民族的起源神话中，虽然他们尊奉日照大神，也喜欢她那个弟弟兼丈夫，胡作非为秩序破坏者的素戈鸣尊，如果说日照大神代表一种光的秩序，他就是那强大而无序的生命原力的黑暗具象，日本人则自称是她们的后裔4。

在古代日本一些地方也曾经流传着一些残酷的习俗，就是把老人留在山林中任其自生自灭。

还有日本近代的武士制度，及其之后日本社会中长期存在严格的尊卑与等级制度等2（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3（德）尼采：反基督：尼采论宗教文选，陈君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4（英）肯尼斯·韩歇尔：日本小史：从石器时代到超级强权的崛起，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

参看其第一章第一节，日本神话中的古代史。

等，上述都是导致意志愤怒的现实诱因。

然而，等级在任何社会和文化中都存在，重要的是日本人对于等级和力量感知绝对诚实的态度：从直观和真正诚实的角度出发，人们就会把伦理体系也看作类似生存博弈式的权衡性力量游戏，这样就无关善恶了。

本尼迪克特在探讨日本人的道德困境时指出：“他们所建立的伦理体系宛如桥牌。

优秀的选手是遵守规则并能在规则范围内获胜。

他与低劣选手的区别，在于推理的训练，能够利用足够的知识根据竞赛规程判断其它选手的出牌意味着什么，从而打出自己的牌。

”5因此，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在日本文化和伦理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对弱者的深深藐视和回避，导致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基于善、爱与同情的伦理道德文化，而是形成了一种强弱区分的耻感文化，弱者不但被整个社会排斥，甚至被自己鄙视。

在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2006）中，那个以他人为中心无限渴望爱的松子，她的人生就像是一次漫长的坠落，从未得到改善，也没有得到人们的怜惜。

一直被排斥的人们一时看起来温顺服从，但是封闭在生命底层的火总会然起来，变成吓人的暴力行径。

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一次又一次放弃自我投向他人的松子才具有了一种怪诞的神性光彩。

也恰是这样一种日本变成了马丁•斯科塞斯电影《沉默》（2016）中基督教难以真正立足的泥潭。

而对个体来说，“怒则奴心”，唯有面向他人（弱者不过他者的特殊形态）才是自我救赎的唯一道路。

弗洛伊德把人的“我”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对应于生命本能、个体自我和社会要求三个层面。

但是，它实际上更多的描述了一种生命流动和自我形成的动态过程：作为生命原始性力量只有在与他人的不断接触和碰撞中才导致了自我（意识）的诞生。

由此可见，自我就是一个不断面对他者的形成过程，而且是指向他者的单向过程，因为一旦这种交流停止了，人就重新坠入到本能的动物界中了。

勒维纳斯则赋予了面向他人深刻的宗教和道德涵义：无论是作为侵犯者还是被侵犯者，你都是他者的囚徒，侵犯者必须求得他者的谅解，被侵犯者却不能过分的苛求报复性正义，唯有这样不断指向他者的单向道德责任（谦恭、正义感和无功利的慈善冲动也就是爱），把强者变成一个责任者，把弱者变成道德上的强者，最终完成自我的终极救赎6。

我们在电影《怒》中同性恋者的痛哭流涕中感到了内疚这种最重要的道德情感。

而电影中唯一拯救了一段关系并最终拯救自己的就是那个虽然曾经怀疑自己男友，也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得到幸福的渔村姑娘。

她偷偷塞给男友40万日元，并在得知误会了他之后无限追悔。

这样看来，对电影《怒》分析可以导向对日本文化的简单批判，但是这仅仅是日本社会之困吗？我们必须要记住，无论如何缓和和安抚，生命之火总会时不时燃起，甚至不需要理由，意志的愤怒不过是它的一种形式而已。

所有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都可能遭遇同样困境，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面对。

生命有时是太阳的光芒，有时却化为地狱之火，它是如此的变化无常，使得人类新的道德和生命形式的追寻永无止境。

5（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51-152页。

6（法）勒维纳斯：塔木德四讲，关宝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