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同解纷状况的启示与公平裁决的困扰

刘凯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李仁玉北京工商

大学法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经济合同纠纷的解决状况是评价一国合同制度的基木

因数之一。本文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

量分析方法相结合的手段，对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合同纠纷的解决状况

进行了较全而的描述与评判，包括解纷机构的多元化、解纷人员素质

的偏低、解纷成本的高昂、各种解纷方式（和解、调解、仲裁、判

决）的功能与缺憾等重大结论的得岀，并分析了影响合同纠纷公平裁

决的各种困扰因素。

一、契约经济进程中对合同解纷［1］提出的要求

从产品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社会经济变化纷繁激荡。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变迁中，新生的经济契约关系构造着新经济秩序的框架，催发着我国新型经济组织和市场交易关系的生成。在改革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作为契约化经济的法律表现形态，经济合同几乎从无到有，从个别购销活动扩大到包括承揽、承包、租赁、联营、合伙、科技协作、固定资产转让等广义交易活动，映现出我国经济契约化的进程。

经济合同总量的急剧增长和种类的不断增加，反映了合同对国民经

济的覆盖过程和表观市场化的发展，而合同履约率的逐渐上升反映了人们在逐步接受市场活动的合同约束，反映了市场有序化的悄悄演进。一个值得注意和深思的现象是：在合同履约率逐渐有所提高的同时，诉讼到仲裁机构与法院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却在急剧增加.据统计，从1984年到1986年，全国工商合同与农村承包合同总量约增加60%,而诉讼到法院的经济合同案件却上升了270%,由此揭示出市场契约约束的硬度在提高.违约合同中诉讼比例在上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和自然人维护自身经济权益和考量经济利益得失的动力在增强，计划背后的行政约束被与市场联系着的合同法律保障所置换，经济主体越来越倾向将己经或将要受到侵害的利益置于彻底明确权益关系的法律保护之下，这就形成了对合同纠纷解决的强烈而全面的要求，事实上，违约和合同纠纷作为契约运行的病变和断层，是市场交易中的自然现象，合同被违约后必然寻求纠纷解决的各种有效途径，因而违约补救自然成为契约法的重要内容，而合同解纷便成为契约规则运行的法律屏障。所以，对我国目前经济合同的解纷状况尤其是诸如解纷组织、人员素质、解纷方式等进行实证研究并予以评析, 是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共同任务。

二、对目前合同解纷特点的大致描述

这里所使用的解纷是指通过各种形式解决经济合同纠纷的简称。

我国的解纷状况与世界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相比，具有下列特

点：

1.解纷机构的多元化和官方性。经济主管部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

局的仲裁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各级人民法院的经济审判庭、人民调解委员会等都被法律赋子了解纷的职能，从而形成解纷机构的多元化格局。一旦合同发生纠纷，当事人可以接受或请求某一机构进行解决，平息他们之间的纷争。然而，这些机构都具有官方性，民间（包括行会、商会等）的中间解纷组织实际上还未出现，在法律上也未加肯定。[2]

2.解纷方式的多元化。由于传统文化的潜在作用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要求，形成了体现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和以责任模糊为特征的和解、调解的方式，与反映商品经济中责任细化和利害分明的判决、裁决方式共存的多元化格局。

3.调解方式独占鳌头。调解这种再现中国传统文化并被人们称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解纷方式以其古色古香而被广泛采用，不仅有主管部门的调解、仲裁部门的调解，还有人民法院的调解。“着重调解” 和“先行调解”的法律规定使我国现阶段经济合同纠纷中的大多数由调解解决结案。据我们对收集的2000余个合同案例的统计分析，由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受理的合同纠纷，其中约90%以调解结案。

4.司法机构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担当解纷攻坚战的主力军。从建国初到文革前的“只裁不审”制度，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只能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不能向法院起诉，使司法机关无处理经济合同纠纷的职能；旧的产品经济体制下零星飘散的一点合同纠纷也基本上由行政机关加以干预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蜂涌而至的合同纠纷，使得原有的解纷机

构和解纷方式难以适应，合同纠纷解决的事实彻底清楚和责任彻底明确的硬性要求，推动着具有刚性特点的司法判决解纷方式的出台。人民法院在经验、理论、人员“三缺乏”的条件下，无备而战, 筑起了维护新经济秩序的一道基本防线。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人民法院受理合同纠纷案件己多达70万件，占法院和仲裁机构受理合同纠纷案件总和的87%。

5.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解纷时间逐渐缩短。这里所称的解纷时间是指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从受案到结案的时间。通过对1416例经济合同纠纷随机统计，同期受案与同期结案，比例在逐渐上升：1979 年以前为34%, 1979年至11982年7月（即《经济合同法》实施前）以为51%; 1982年7月至1983年为67%： 1984年为75%, 1985年为77%： 1986年为84%,这一倾向说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解纷能力和水平在逐步提高，意味着由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解纷的预期成本的降低。

6.经济合同纠纷日趋技术化和专业化。交易活动的日趋科学化和技术化使经济合同也H趋技术化和专业化。从对产权风险转移的简单

确定和价金支付的法律裁判发展到产品质量的技术检验和是非责任的技术鉴定，以至技术专利的卷入、质量标准的量化和联运方式的广泛采用，使得由此产生的合同纠纷的解决日趋困难。

三、解纷方式的演变与原因

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的最终结案方式，有调解、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三种.[3]这三种解纷方式在我国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下的运用，其所占的比重是不断变化的，尤其是在近十年中，这种变化更反映着经济秩序的演进过程。利益细化、责任明确的要求和我国传统的解纷方式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合同纠纷解决方式的不适应，是推动我国解纷方式演变的主动因，通过对1416例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受理结案合同纠纷的统计分析，勾画出各解纷方式绪案的变化曲线：1979年以前，调解占80.5%,仲裁裁决占4. 5%,法院判决占15%; 1979至1982年7月，调解占76. 8%,仲裁裁决占7. 2%;法院判决占16%, 1982年7月至1983年,调解占73. 8%。仲裁裁决占8. 6%, 法院判决占17.6%; 1984年，调解占66.4%,仲裁裁决占9. 3%,法院判决占23. 8%：1985年，调解占63. 7%,仲裁裁决占11.9%,法院判

决占24.4%; 1986年至1987年,调解占64. 1%,仲裁裁决占10.1%。法院判决占25. 8%o这是一组极有意义的数字。法院和仲裁机构运用调解方式结案比例逐渐下降和运用判决、裁决方式结案比例渐趋上升的变化，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和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的演进。在产品经济体制下的利益不分和责任模糊使责任的承担与富有弹性的调解方式大体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