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79期 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社版) 1999年第3期Ser ies79Journal of inner Mo ng olia T eachers Colleg e fo r the Natio nalities Issue3.　1999黄昏意象与古代文人的生死意识及文化心态〔1〕孙宗胜(内蒙古民族师院,内蒙古通辽028043)〔关键词〕黄昏意象;文人;生死意识;心态;超越〔摘　要〕:黄昏意象是中国文学史上表现死亡主题的典型模式之一。

通过对黄昏意象的解读,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文人生死意识及文化心态的一个侧面。

从总的态势看,它表现为一种克服死亡畏惧并努力超越死亡的精神倾向。

这与中国“以理节情”的精神传统及人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不无关联。

具体到文化思想的缘起上,则与儒道等家的人生哲学息息相通。

它同时也确证了人类精神发展由蒙昧到自由、从简质到成熟的渐进过程。

尤其在一切皆为“商品”的今天,更启示着人类精神提升的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I206.2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267(1999)03-0022-04一在人类初民的原始意识中,生死意识应该是最早也是最强烈的意识形式之一。

没有人能够不死,没有人能够抗拒死,死亡的阴影无时无刻不笼罩着他们。

在求生存的斗争中,生死意识又具体地与时间意识联系起来。

日出日落,寒来暑往,好像就在倏忽之间,人的生命便消逝了。

这也许是原始初民最强烈、也最无奈的一种感觉。

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我们会清晰地发现这一生死意识的原初形态及其发展进程。

这就是在几千年的文学长河中反复出现的“死亡主题”。

当然,这一主题并非象在思想史或哲学史上以观念的形态或逻辑方式存在,而是用一系列感性的意象加以表现,黄昏意象即其中之一。

在古诗中,黄昏意象多以“暮”、“夕”、“落日”、“夕阳”、“残阳”、“斜阳”、“日暮”、“岁暮”等词表现,例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屈原《离骚》)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古诗十九首)日奄日奄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

(曹植《杂诗》)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

(阮籍《咏怀》)怨彼河无梁,悲此年岁暮。

(陆机《拟迢迢牵牛星》)功业未及见,夕阳忽西流。

(刘琨《重赠卢谌》)向夕长风起,寒云没西山。

(陶潜《岁暮和张常侍》)落日川渚寒,愁云绕天起。

(鲍照《赠傅都曹别》)行吟至落日,坐望只愁予。

(张九龄《杂诗》)・22・〔1〕〔收稿日期〕　1999-03-20朝如断肠花,暮逐东流水。

(李白《古风》)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杜甫《哀江头》)平明出门暮归舍,酩酊马上知为谁?(韩愈《感春》)花间百鸟唤不觉,日落山风吹自醒。

(欧阳修《赠沈遵》)呼卢喝雉连暮夜,击兔伐狐穷岁年。

(陆游《顺风舟行甚疾戏书》)浮云未清白日晚,矫首四顾心茫然。

(元好问《范宽秦川图》)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

(梅尧臣《苏幕遮》)斜阳暮草茫茫,尽成万古遗愁。

(柳永《双声子》)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声声慢》)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辛弃疾《水龙吟》)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暮”(本作“莫”,会意字)意指日落时分,本意即为黄昏。

在常人眼里,黄昏可能是一种无情无性的自然现象。

但当这种自然景观进入到诗人的视界中时,却变为一个特殊的情感符号,带上了浓重的感情色彩和情绪意味。

它成为诗人借景生情、依象兴意的一种媒介物,在诗人的情感天地里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

究其原因,从人类比较敏感的时间意识上说,黄昏是昼夜交替的特定时分,黄昏的到来标志着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将由白日的奔忙走向夜晚的宁逸,沉沉的日落便是一天的终结,而这一天天的终结也就意味着生命的消失。

如果说白昼象征着生命、活动,那么黑夜则象征着死亡、静止,而黄昏恰恰处于这一生一死、一动一静的转折点上。

这样,黄昏便具有了某种生命情调和哲理意味。

在诗人的眼里,它也就成了表现死亡、恐惧、感叹生命短暂的最佳自然意象。

当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不同的作品中,黄昏意象有其特定的内含意蕴:或抒惜时叹事之情,或表历史兴亡之感;或色调低沉,或色彩明丽,不一而足。

但作为一个特殊的自然意象,“暮”、“落日”、“夕阳”等语词在文学史上的反复出现,无疑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原型意象之一。

正如俄国符号学家洛特曼(J・R・Lo tm an)所言,一个语言符号如果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使用得久了,它就结合了这个国家或民族的许多历史文化背景,就成了一个文化语码(cultural code)。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黄昏意象表征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死意识及文化心态。

二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较早的典籍记述来看,死亡从一开始就是人类关心的重大主题之一。

先就《山海经》中的“夸父逐日”作一分析: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

后土生信,信生夸父。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山海经·大荒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曰。

渴,欲得饮。

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

未至,道渴而死。

弃其杖,化为邓林。

(《山海经·海外北经》)这则神话描绘了夸父其人:“珥(插戴)两黄蛇把(握)两黄蛇”。

对今人来说,这无疑显得恐怖可怕。

神话给人的感觉也显神秘萧索。

结果是夸父孤军奋战,独力支撑,不敌而死。

客观地看,这则神话无非就是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人类不敌外力而死亡的故事。

由于远古人类精神尚处蒙昧状态,他们对死亡的理解凝聚着强烈的恐惧和神秘,显示出一种非理性的、本能的特点。

但随着人类整体上的心智成熟、精神的发展,却可以在更高的精神境界上摆脱死对亡的恐惧,超越死亡从而获得更大程度上的精神自由。

(尽管人类永远不・23・可能完全摆脱死亡而自由。

)可以说,人类艺术对死亡主题的表现,从开端就并不是表现人对死亡的妥协,而是生与死的剧烈冲突,表现人类不甘心屈服于死亡,向必死的命运抗争、挑战,从而显示出对生命的热爱,对死亡的拒斥。

(“夸父逐日”无疑就显示了这一点。

)其实,人类的全部生产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无非是抗拒死亡的一种方式。

因而,在表现死亡主题的作品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觉着创作者强烈的生死意识,那种从未懈怠的超越死亡的努力。

试析两例:“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屈原《离骚》)“功业未及见,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刘琨《重赠卢谌》)其中,黄昏景象被置于实现政治理想、建立丰功伟业的语义背景中,凸显了壮志未酬的焦虑以及积极入世超越死亡的生命意识。

中国古代文人多兼有政治家色彩,常怀济世理想。

但现实生活中又往往怀才不遇,请缨无路。

当感受到个体生命的有限与生活的无奈时,总要把自己对时间流逝的悲叹、生命不常的忧患转向广袤的自然。

于是诗人在自然与生命的对应中,赋予黄昏意象以一种深沉厚重的生命色彩,企图超越这生命的必然。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长河中,这种借实现美政理想、建立丰功伟业以超越死亡的努力,象一根红线,贯穿始终,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待死亡的一种积极品格。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

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

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

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

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

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阮籍《咏怀》)“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

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陶潜《饮酒》)在这两首诗中,黄昏意象所放置的背景似要平淡、超然得多,对待死亡的态度既很通达也很平易。

其中没有远古先民那种胶着于生死的神秘恐惧,也没有入世者那种企图以某种方式超越死亡的努力,而是平显一份从容、旷达、自然的心态。

或与自然为伴,或把酒相欢,不喜不惧,顺化自然,在几千年的文学史上,这种生死意识又代表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另一种平朴、旷达、和谐、自然的品格。

三同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中华民族也是一个热爱生命、憎恶死亡的民族,但作为对生死意识比较敏感的古代文人在其作品中并未真正表现出强烈的拒斥死亡的个体意识,让我们更多感觉到的倒是对这种生命必然的顺应。

也就是说,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他们总是力图用理智的、精神的方式去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从而达到一种从容、超脱、淡漠的精神境界,表现出一种超越死亡的努力。

这种生命意识与中华民悠族久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人很早就高度重视人的“精神”或“观念”,形成了一整套道德礼仪规范体系。

这样,人们的行为也就较早地摆脱了动物式的本能而受到理性的规范。

因此,他们对待人的灵魂与肉体以及生与死的态度,自然也就重精神的高洁,而肉体的生与死则摆在相对次要的位置。

在“以理节情”的文化氛围中,这种对精神或观念的追求似乎也内化为人的“第二本性”。

但现实生活仍使人们摆脱不了矛盾的处境。

一方面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这使现实中的人总是要受到恋生恶死等世俗情感的缠绕;另一方面,精神上或观念上的追求又使他们不能胶着于生死而需求一种精神上的升华、超越。

在矛盾双方相持抗衡中便产生出一种内在的张力,它在人们心目中唤起一种死亡虽不可避免但可超越的强力意识,从而形成古代中国人面对死亡的一种特殊文化心态。

此外,中国古代所特有的关于人与自然・24・关系的观念以及所持有的行为准则,也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死意识。

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古代中国人同大自然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和亲密的联系。

正是靠着“自然”、“天”的恩赐,农业才得以丰收。

因此,古代中国人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而非二者的差异与对立。

由此而形成的“中庸”、“中和”观念,也就成了古代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所谓“率性之为道。

”如果进一步从文化思想的源流上考察,黄昏意象所表征的生死意识和文化心态可分为两条支脉:入世建功立业超越死亡;出世归隐山林淡化死亡。

前者表现为生命向上的活力,不屈不挠;后者则表现为生命的自然平易,不喜不惧。

前一支脉主要是受儒家人生哲学的影响。

儒家是讲入世的。

《论语》中表现孔子生死意识的地方不是很多,但很鲜明。

有人以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就认为他不关心彼岸世界之事,这是不确的。

其实,孔子更有“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论述。

只不过他主张人应该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的态度专注于事业人生,从而对死采取一种淡然置之的态度,否则,孔子就不会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的慨叹了。

“逝者如斯”,并非只是对时间流逝的感受,更是对人生短暂的深切体验,它给人一种紧迫感,激人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