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班级：14级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作者：张琦学号：81420379摘要：此篇文献综经过查阅大量文章，总结了翻译理论与实践之现状与大数据时代对翻译理论与实践之影响。

对于前者，即翻译理论与实践之现状，又包括当下翻译理论与实践现状：翻译理论与实践之关系；对于理论方面的现状包括翻译标准，翻译原则方面，以及翻译家翻译法之研究；而实践方面包括对翻译教学等方面研究。

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渐渐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包括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影响。

本文献综述通过此种分类方式，可以有效的探讨翻译理论与实践受大数据时代的影响。

、关键字：翻译理论；实践；现状；大数据时代；影响近年来对于翻译的研究从理论到对实践方面的研究。

然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翻译理论与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也从传统信息受限单一的状态到数据信息共享状态，进而对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

针对大数据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本人查阅中国知网等网站，万方数据等网站，发现涉及此的文献不在少数。

本文献综述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现状开始探讨，将其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分别进行探究。

对于理论方面又继续细分，包括对翻译规则与翻译标准现状之探讨，以及对当代翻译家的翻译法与翻译特色的介绍；对于实践方面，本人从对翻译教学等方面介绍其现状。

而后，引入大数据时代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也从对其理论与实践方面开始分析。

对于所查阅之文献，本人对其进行归纳整理，认为对大数据时代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现状在大数据时代影响之前，翻译理论与实践存在于闭塞状态，我们对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也比较狭隘。

本文将从对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的现状进行介绍。

先介绍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然后对于理论部分，包括对翻译的标准、规则等方面的介绍；对于实践部分，包括对教学等方面的介绍。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1、邓江雪：《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本文献论述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现状，进而分析了霍姆斯的译学构想，霍姆斯把翻译研究划分为三个分支：描述翻译研究、理论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

作者引用了庄智象（2007:83）的观点，认为翻译理论与实践是“一种互动关系，互为依存，互为发展，互为促进和互为丰富”。

进而作者阐述了翻译中最常见的现象是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作者在探讨现在出现翻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的原因，引用了穆雷教授（2004）的观点“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经验”。

作者认为对于一些言论说“翻译理论无用”，认为持有此观点的人是对翻译理论的认识熟悉程度不够，从而无法将理论应用与实践。

然而，对于作者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

翻译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有些人对理论的应用并不多，或者不强调理论，并不是说明他们没有很好的掌握理论。

就如同作者本人认为，翻译理论源于翻译实践，翻译大家许渊冲曾经说过，“关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我认为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是第二位的;在理论和实践有矛盾的时候,应该改变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

……文学翻译理论如果没有实践证明,那只是空头理论,根据我60年的经验,我认为空论没有什么值。

”作者更侧重于翻译理论的作用，却忽视了理论源于实践，对于翻译大家，他们的实践经验非常之充足，对于理论的应用在他们无意识之中，而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也归纳总结翻译法，所以作者偏重于理论对于翻译实际的应用有所忽视。

2、王金岳：《当下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境地——不离不弃抑或分道扬镳》本文作者结合中国译者当下对应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观点进行了总结，认为，认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处于尴尬境地，可以将不同人的观点分为四种类型：实践优先型,认为理论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但实践第一,理论第二，理论与实践并重型,即理论与实践并重,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理论优先型,即理论可以不指导实践,甚至无须指导实践,翻译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怎么译”的问题,理论的作用在于提高认知能力,强调学术价值的提升和理论创新;理论无用型,即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理论对实践没有指导作用1。

1.详见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17）：42进而分析了几个代表人物，比如翻译家许渊冲属于实践优先型，他说过：“关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我认为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是第二位的;在理论和实践有矛盾的时候,应该改变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

……文学翻译理论如果没有实践证明,那只是空头理论,根据我60年的经验,我认为空论没有什么价值。

”2第二种类型，也即是理论与实践并重型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金隄。

他说理论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位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者辜正坤提出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直指翻译实践。

辜教授提出玄翻译学,以翻译实践展开。

王宏印也持理论与实践并重,且更加注重传统翻译理论的挖掘。

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翻译缺点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拉得不够大”。

“我们从实践中认识到,翻译是必须有理论指导的。

关键是找准切入点。

找准了切入点,理论与实践就可以自然地结合起来,翻译无理论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林克难,2003:4)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者应是主流。

“一般从事实际翻译工作的人,往往有重实践理论的倾向。

3对于翻译大家的观点，各有各的道理，然而，本人比较认同的是林克难的观点，理论与实践相互应当结合在一起，而非空谈理论不实践，也不应该只是实践而失去理论指导。

理论现状1、陈香美，岳峰：《国内近35念翻译标准研究综述（1979-2013）》本文集结了不同时代翻译标准变迁。

包括19世纪20年代，又包括前人理论论述，其中翻译家丰华瞻（1979）、许渊冲（1981）、宋广友(1989)、陈全明（1997）、艾群（1982）讨论了那个时代翻译家的翻译标准；劳陇(1980)论证了鲁迅翻译标准——“准确”和“通顺”之间的辩证关系；晨曦（1984）研究了郁达夫的翻译观；杨健民（1986）探究茅盾提出的翻译标准。

第二阶段包括20世纪初，即2000-2007年期间，作者归纳这个阶段主要是2详见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17）：423详见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17）：42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新。

其中包括对前人翻译标准概述、翻译学与翻译标准、翻译标准的运用、涉及翻译标准的作品评述、口译标准、翻译标准创新，其中包括来我们学校讲座的王寅（2000）、我们学校出去的司显柱（2005）二者从语义学理论和功能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标准；蒋跃（2007）从解构主义角度对翻译观进行解读；王心洁、王琼（2007）从诠释学角度对翻译标准进行探索。

第三阶段从2008-2013年开始，作者介绍了翻译标准的理论论述、翻译学与翻译标准、翻译标准的运用等，作者归纳这个时期翻译标准更侧重于解决具体语类语境的翻译标准问题，并对不同翻译标准之下的翻译技巧作了探讨。

最后总结我国近年翻译标准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理论梳理和沉淀、理论深入发展和多元化运用发展。

翻译亦受时代影响，不同时代翻译不同。

从总体上看，作者认为我国的翻译标准研究在过去的35年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至今仍没有系统化的理论框架。

整篇文章主要在于简述不同时代翻译家的翻译标准，翻译本无定法。

个人认为一贯以翻译标准来决定如何翻，只会到达四不像的境地。

2、张婷婷：《论翻译标准——目的论》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家提出并不断发展的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打破传统翻译理论研究的局限，将目的论植入翻译理论研究领域。

在目的论的定义中，翻译不再是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文字形式，而是为另一文化的受众创造出具有特定功能的目标文本。

目的论强调翻译是一项具有目的的交际活动，目的是翻译中的决定性标准。

翻译结果是否实现翻译目的，以及实现程度如何则受多种因素制约。

核心代表人物弗美尔提出“目的论”，并指出翻译目的由委托赋予，翻译目的是由委托决定的目标或意图。

充分考虑委托方的目标或意图才能实现充分翻译。

在翻译工作开始之前，译者应该充分了解翻译活动中各个参与者的目的，从而建立一个目的体系，使之贯穿并指导整个翻译实践活动。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形成为翻译标准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使得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实践者开始利用新的方法从新的角度研究和探索对翻译标准。

目的充分性标准通过研究翻译过程的目的性以及翻译活动中各个参与者的不同情况与需求，从更加全面的层次上指导翻译实践活动的进行，对翻译进行卓有成效的评估。

在目的充分性标准的指导下，译者需要在翻译活动进行之前建立翻译标准体系，即衡量翻译活动中的参与者的不同目的与需求，整合所有因素，译者做出适合的翻译策略指导翻译实践。

翻译活动的发起者和委托方、原文生产者、译者、译文接受者都会对某一翻译活动产生影响，翻译是否达到目的充分性的标准取决于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否充分考虑到各方的需求和目的。

目的充分性标准将翻译从传统理念中解脱出来，摆脱了传统的将译文与原文对照而评价翻译质量的状态。

目的充分性标准的提出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有利于完善翻译标准，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3、李红满：《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冲击》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末自法国兴盛起来的一股颇引人注目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其重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麦克·福柯(Michel Foucault)和朱丽娅·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

解构主义是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以消解性为主要特征,系统地解构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名曰“解构主义”。

与其他人文科学领域一样,翻译理论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解构主义的侵入欧美国家现已有许多翻译理论家将解构主义运用到翻译研究中,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忠实”、“准确”、“原文至上”等重要原则都提出质疑和挑战,形成独具特色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awrenceVenuti)1992年编撰的翻译论文集《重新思考翻译》 (Rethinking Translation)就大量涉及到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而另一位美国翻译理论家根茨勒(Edwin Gentzler)在他1993年的新著《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中专辟一章,用很大的篇幅探讨解构主义思想的实质与内涵及其对翻译研究的意义。

如今,翻译理论研究的解构学派在欧美国家已悄然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除德里达外,还有罗·德曼(Paul de Man)和欧阳桢Eugene Eoyang)等。

解构学派否定原文文本终极意义的存在,消解原作者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权威性,废除作者与译者、原文(作)与译文(作)之分,宣称译者是创造主体,译文语言是新生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