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名器者之蠹国自利”(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老虎总长”章士钊曾经是邹容一类躁进的人物，好为热的文章。

一九○二年到一九○五年之间，他因罢课废学从南京来到上海，成为爱国学社社员，做过《苏报》一个多月的主笔。

《苏报》案发，他与陈独秀、张继等人立即创办《国民日日报》，在租界治外法权的保护下继续发表极端言论，后又加入华兴会，密谋举事，事败流亡日本。

从此章士钊大变，发愤力学。

李石曾一九○二年留学法国，一九○七年与吴稚晖、张静江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鼓吹“纯正自由”，扫除一切政府。

《新世纪》所标举的革命思想不局限于排满和朝代更替，要比清末民族主义更加激进。

李石曾一生多姿多彩，创办社会、教育事业无数，虽为国民党元老之一，却自称始终不改无政府/世界主义的信仰。

章士钊和李石曾同年生（1881），同年死（1973），有很多共同的朋友，也曾同在北大任教。

实际上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到十二月之间，两人所属营垒不同，已有嫌隙。

冯玉祥“北京政变”后，李石曾在黄郛临时摄政内阁极有影响。

他策划了溥仪出宫事件，不久出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

这个宣布即将接收故宫的委员会几乎是国脉所系，段祺瑞执政府成立后推荐四位部长级官员进入委员会，以示慎重。

想不到李石曾以国民军为靠山，竟断然拒绝。

四人之一即司法总长章士钊。

第二年李石曾发动强大的社会力量两次将章士钊打倒。

章李二人或明或暗地卷入了“金法郎案”，这为我们探讨当时的“思想革命”和权力之争的特点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背景。

一中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后，与盟国中庚子赔款受赔国商定，庚款赔付从当年十二月起延展五年，从此就通过各种渠道与相关国家的人士接触，希望对方退还庚款中未付部分，用于文教事业。

一九二二年，缓付期满，这方面的谈判更显得紧迫。

美国在战前就将部分赔款退还，开了先例。

一战后，各受赔国政府也想仿效，但是不免存有私心，都想借退还款扩大本国在华利益和影响。

有两个国家做得十分过分，一是日本，一是法国。

日本将庚款余款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由外务省一个专设机构管理（每年要有预算，列入国家总预算送国会审议），用于所谓的“对支文化事业”。

法国退款悬案的解决非常特别，始终与“金法郎案”（以下简称金案）的丑闻缠绕在一起，而且，处理中法实业银行倒闭后留下来的“无利债券”的方式，也让人生疑，法方明显得利太多。

金案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太敏感，有人故意回避，或担心报复，或希图沾溉。

学界比较看重当时新旧两派的思想交锋，往往不能看到这种交锋与庚款退还款管理权之间的联系。

这是忽略“思想背后的利益”的一个典型案例。

中法两国关于庚款退还的谈判迁延近三年，最终以中国不得已的让步而结束，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随之产生。

该机构掌管并支配部分用于教育的庚款（或者说因悬案解决而生出来的一些利权），直接受惠于谈判的成功。

如果金案中确有贪腐行为，担任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方主席、早在一九一九年就谋算法国退款的李石曾有涉案的动机，自然逃不掉干系。

想不到的是李石曾的对手、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居然也在学生打倒他的声浪中卷入金案丑闻。

章士钊不以为耻，反而广而告之。

他不敢检举别人，只能“自劾”，希望政府彻查。

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学生联合会痛骂章士钊“摧残教育，禁止爱国”，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1卷第6号，1925年8月22日）的“时评”栏回应指控，引了这段已经见诸报端的问罪文字，可见他并不心虚：章士钊两次长教，摧残教育，禁止爱国，事实昭然，敝会始终表示反对。

乃近日复受帝国主义之暗示，必欲扑灭学生爱国运动而后快，不特不谋美专之恢复，且复勾结杨荫榆，解散女师大，以数千女同学为牺牲，此卖国媚外之章贼不除，反动势力益将气焰日高，不特全国教育前途，受其蹂躏，而反帝国主义之运动，亦将遭其荼毒矣。

故敝会代表九十八校，不特否认章贼为教长，且将以最严厉之手段，驱之下野，望我国人其共图之。

这一段讲述反帝思想斗争的故事以及檄文风格，对中国现代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是耳熟能详的。

大道理用来顺手，再说多数人不会追问隐蔽的目的。

鲁迅的《写在〈坟〉后面》揭示了一种“取巧的掩饰”：“刘伶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

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

”不过天下“极端老实人”多，专治“竹林七贤”的学问家尚且以刘伶为放达，研究那次学潮的年轻人称章士钊、杨荫榆“卖国媚外”，更不必犹豫了。

一周之后，《甲寅周刊》（第1卷第7号）“通讯”栏登出章士钊（署名“孤桐”）回复向绍轩的信件《李石曾―答向绍轩》。

他在信上先表彰湖南同乡、汉口明德大学副校长向绍轩（复庵）办学良绩，然后写道：“复庵以此书求为表?q，愚以所言近乎直谅，且不计其文责之事，而先著其为人如此。

”章士钊不提李石曾的名字，因为附录（向绍轩来信）说得够多了：……尝闻人言，李石曾君子也，纯洁能事其事者也。

此次见其干涉女师大事，且强指为外交问题，以图风潮扩大，遂其扫除异己之谋，始觉名下无虚士一语，为不可信。

绍轩适来北京，目睹怪状，不胜太息，曾贻书让之，明揭三失。

为目的不择手段，类阴谋家所为，一也；以学生为武器，背教育根本原则，二也；以此种精神，被之文化事业，将于社会国家有损，而为海内外识者所笑，三也。

……书往，七日不见答，审李君无悔过之意也。

“强指为外交问题”是不公平的论辩策略，在现实的争夺抢斗中，能够一举占据道德政治的制高点，加之“以学生为武器”，还是非常有效的。

向绍轩直呼李石曾“虚士”、“阴谋家”，还揭露他借女师大学潮“扫除异己”。

最终目的是什么，读者只能猜测。

不能纯洁“事其事”，已经有所暗示。

李石曾读了，心中有数。

三周之前，针对有人骂他“卖国”，章士钊已在《甲寅周刊》（第1卷第4号，1925年8月8日）的《与李石曾谈话记》中予以反驳，但是慑于李石曾的威势，语言吞吐，底气有点不足。

女师大一小部分学生占领学校，拒绝校长入校办公，妨碍暑期正常的校舍维修。

八月一日，杨荫榆请警察护送回校，体面尽失。

李石曾在三日晚的一次宴席上就此事与章士钊争执起来。

他说女师大学生正在召开沪案（五卅惨案）后援会（按，女师大学生为沪案募捐，杨荫榆捐款三百元），政府派军警解散学生，“不得不疑及英日盾诸其后”。

于是一次学校行政管理上的纠纷提升为爱国与卖国两股力量的对抗。

章士钊记录了两位老朋友之间的争论。

他的辩驳话中有话：所谓英日盾诸其后者，大之为卖国，小之为得贿。

实则卖国与得贿即是一事，姑分而言之。

……愚诚深服石曾之无政府主义，十分贯彻，此其影响，固可引起一部分人骂倒政府，亦未始不可引起他一部分人，骂倒石曾。

谓石曾诸所行为，有别一国盾于其后，色彩甚为浓厚，因迫而以同一之罪名，转嫁于人，以为疏辩，或?h衡之计，石曾将何辞以对乎？……今乃羌无故实，全凭罗织，掉之一轻心，临之以戾气，图利青年男女之弱点，破坏举国一致之外交，如饮狂泉，百端煽惑，此不爱国，并不爱己；此不重行，并不重言。

愚甚为石曾不取也！愚甚为吾友不取也！章士钊由“卖国”转向“得贿”，由政治思想之“大”转向金钱利益之“小”，并以小字体的插入语指出两者性质相同，“即是一事”。

这么一过渡，他就转守为攻了。

笔者原先也曾留心这段反击文字，以为“别一国盾于其后”是指苏联。

章士钊受流言（金案中“得贿”）中伤，更可能存心将两字回赠李石曾，把矛头对准金案背后的交易。

李石曾在清末新政时就以法国通著称，据说因“与法国当局交往颇厚”，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拟派他为驻法公使。

此事不足征信，但他在法国政界左右逢源，适合于中法之间的沟通，确是事实。

两国庚款退还的交涉终于在这一年四月带来具体可感的收获，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是直接得益的机构。

章士钊在此提醒李石曾，不要忘记恰恰是他为法国利益游说，“色彩甚为浓厚”。

谈判过程中究竟是谁在图谋私利，卖国得贿？指责政府有“英日盾诸其后”，无非是做贼心虚，倒打一耙（“因迫而以同一之罪名，转嫁于人，以为疏辩”）。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四日，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署教育总长，一个月不到，因得不到人身安全的保障，逃到天津避难（7月28日再就教育总长，坚持到11月底再次“毁家”）。

他在世纪初也是造反罢课的学生，留日、留英的经历改造了他，使他像自杀前的陈天华那样，转而坚信学生非奋学不能救国。

他在《新旧》（《甲寅周刊》，第1卷第8号，1925年9月5日）一文回顾自己的变化说，“十八年前，愚持极端之革命论，并主废学以救国，其后违难东京，观念渐易，废学救国，竟一变而为苦学救国，因与革命老友割席，驰赴英伦。

章太炎、黄克强诸先生，俱甚恨愚，愚不之顾也。

民国八年间之所经历，足证吾逐渐变化之理想不大谬者，其例甚夥。

故吾之新旧调和论，即或字之为守旧论，亦由证例归纳所得，与先天假设之说，大大不同。

”教育部本欲整顿学风，清理各校财务积欠，几乎处处碰壁。

这是一个特别敏感的时期。

三天之前即四月十一日，财政总长李思浩会同外交、教育两部以及教育界代表，与法国使馆商定管理法国庚款特设机构的组织大纲，当月二十八日，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成立，委员共八人（中方七人，法方一人），中方代表团主席为私立中法大学董事会董事长、代校长李石曾。

一九二五年四月第一笔资金二十六万五千元（美金）到位，“却是名为充作中法庚款委员会的日常经费，而任由财政部与该委员会主席李石曾个人‘商准’，‘扫数借去’”。

这笔借款（及其利息）如何使用，未见交待。

李石曾避开教育部直接与财政部发生借贷关系，说明北大一九二五年两次在他指使下脱离教育部，或因相信财政部会有妥善安排。

这个基金会在李石曾主持下很快就将异己（包括教育部代表、因镇压女师大学潮臭名远扬的刘百昭）尽数排斥，变成他一派的权力基地。

三一八惨案后李石曾遭通缉，避居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方主席改由李石曾一系的中坚人物沈尹默担任，但李石曾的得力助手萧瑜（子升）仍是委员兼驻会秘书及中国代表团干事，因此会中一切事务，他都可以遥控。

法方在该委员会中与中方享有同等权利（表决时双方各有一权，经费两分），李石曾的地位在法国看来无人能够替代，他是否出任中方主席其实并不重要。

二李石曾本人向以“社会技术”见长，开创文化、教育“事业”无数，萧瑜写道：“石老每在一地经营事业，必与其他有作为之一人或数人深相接纳，成为密友，以便共同奋斗。

”萧瑜直言，李石曾善用裙带关系，好说“忠厚为无用之别名”，可见他的“社会技术”无非就是基于“关系”的厚黑之术。

没有资财，权术也运转不灵。

他早年曾以三十万法郎“资助”（也可以说收买、贿赂）法国政治家、众议员穆岱（Marius Moutet）竞选，用萧瑜的话来说，穆岱此后“终其身为李老一助手，为中国一良朋”。

但是取穆岱或法国的立场，此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即李石曾崇拜法国文化，终其身为穆岱一助手，为法国一良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