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总第68期）政治心理学在中国：成就、问题与展望唐睿君（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上海200234）［摘要］政治心理学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西方发展起来，在我国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的发展，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着不少问题。
本文试图论述近三十年来政治心理学在我国的发展概况，并从学科定位、理论研究与应用以及发展条件这几个方面就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一些思考。
［关键词］政治心理学；学科发展；学科建设［中图分类号］D0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6566（2011）02-0033-05对于政治心理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散见于一些思想家们对于政治（哲）学的论述当中。
古希腊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即论述了人在政治中的作用。
15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在其著作《君主论》里探讨了统治者的个性与动机的形成。
之后，霍布斯、卢梭等思想家的政治哲学论著也大多建立在对人性基本判断的基础上。
然而，这些研究始终没有形成科学规范与系统化的研究，更没能让政治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现代意义的政治心理学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西方发展起来。
英国作家G·沃勒斯（也有译为G·华莱士）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心理学的先驱之一。
他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政治，主张政治要研究人的行为，探讨了人的本能等因素对政治行为的影响［1］，从而开创了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
与此同时，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法，尝试对社会政治问题作出解释［2］。
而最早将心理学和政治学这两门学科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并具有一定影响的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查理·E·梅里亚姆（E．Merriam），他倡导用科学的方法对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进行详细调查和研究，而其学生、著名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哈罗德·D·拉斯韦尔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拉斯韦尔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他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系统地运用到对政治行为的研究中，设定了其后政治心理学的一系列研究范式，因此他也被公认为政治心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
20世纪中后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毁灭性灾难，现代极权主义的肆虐，大众传媒影响力的日增，人们迫切需要获得有关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相互关系的知识，以找到这些事件产生的原因和与之斗争的办法。
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进展与当时社会的客观需要相融合，促使一些学者对政治心理学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由此，西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逐步发展并日趋成熟。
而此时，中国刚刚完成建国大业，之后的30年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遭受一定的挫折，长期停滞。
改革开放为哲学社会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基础性条件，邓小平在1979年3月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3］自［收稿日期］2010-03-11［作者简介］唐睿君（1986—），女，江苏镇江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政治心理学、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等。
此，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得以新生，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也随之渐渐恢复与发展起来。
一、我国政治心理学的发展概况政治心理学在我国的研究历史其实是比较短暂的。
有学者在对孙中山的研究中发现，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对国民心理倾注了极大关注，他从“政治—心理”的视角出发，对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实践以及政治活动中表现的心理现象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政治心理思想［4］。
但从学科发展层面上来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心理学范畴的研究才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
1984—1985年是我国学者对国外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介绍期”，其特征是了解该学科的现状与研究领域，初步了解该学科的研究方法［5］。
1986年，继上海《学术月刊》发表蒋云根教授的《一门有待开拓的新学科———谈政治心理学》一文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研究视野转向政治心理学，他们以独立的态度审视国外学者的政治心理学研究，不满足于哲学史的讨论，而把目光转向了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的研究成果，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及专著。
1999年《政治学研究》发表了蒋云根教授的《我国政治心理学在当前应该着重研究的若干主题》，该文指出了现今中国应当着重研究的政治心理学的几个方面［6］。
综合相关的研究文献，可以将我国政治心理学主要的研究议题和方向归纳如下：1.引介西方政治心理学研究成果，翻译国外论著专著方面，国内学者译介了国外学者的经典政治心理学专著，包括美国学者斯通的《政治心理学》（1987），路辛·派伊的《中国人的政治心理》（1988）和威廉·H·布兰察德的《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2004）、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在1908年写就的《政治中的人性》（1995）、法国著名政治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革命心理学》（2004）及《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2005）。
论文方面，包括胡杰的《政治心理学：历史、范围和方法》（《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1期），袁振国、朱永新的《政治心理学和心理政治学》（《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5期），郑永年的《浅谈当代西方政治心理学》等文章。
这些论文主要对政治心理学的含义、内容、方法及其在西方的发展作了一定的介绍，以便人们初步了解政治心理学的相关知识。
此外，国内学者王科、朱永新、刘松阳、蒋云根、茅华英也分别于1988年、1990年、1991年、1994年写出了四本《政治心理学》。
中国台湾地区1999年出版的石之瑜的《政治心理学》是颇具代表性的政治心理学教材。
这些论著对政治心理学的基本知识进行了介绍，但存在明显生硬照搬西方政治心理学的痕迹，对中国特色政治心理的深入分析较为缺乏。
2.有关中国人政治心理的整体研究闵琦在《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1989）中，对中国人存在的政治态度的开放程度较弱、具备政治宽容精神、政治合作意识差、法治意识淡漠、权威人格突出等进行了介绍，指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存在一些必须予以克服的政治心理问题。
张明漱的《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1994）中，论述了中国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的心理，认为“敬”就是尊重政治、崇尚政治，对政治给予积极的价值评价；“远之”就是回避政治，不愿意参与政治，或在不得已参与时采取不认真、敷衍的态度。
这导致中国人政治行为两极分化，非常时期的参与狂热，平常时期的政治冷漠［7］。
上述两本书都是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在大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做出定量的评价，沈传亮认为，此两本书基本反映了国人政治心理的总体特征［8］。
3.现代中国社会群体的政治心理研究黄建钢在《政治民主和群体心态》中，对中国存在的群体政治心态进行了总体性研究，认为“法不责众”、“急于求成”是群体政治心态两大基本特征；而淡化的政治意识、矛盾的政治行为则是群体政治心态的重要特征［9］。
这里社会群体主要是指农民、大学生、公务员、军人、知识分子等。
近年来，这类主题的文章主要有：2001年叶笑云的《浅论当前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现代化》，2003年郭惠川的《浅析我国现阶段农民的政治心理变化》，2002年王钢的《试论大学生的政治心理与政治素质》，2001年王荣科的《中国社会传统政治心理探析》，2002年吴友发的《论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民的政治心理特征及其调适》等。
另外，从1993年开始出版的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已连续出了17年［10］，在每册里都有专家就党政干部对社会基本形势看法的调查报告。
这些能基本上反映出部分公务员的政治心态。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私营企业主群体政治心理研究成为近年来政治心理研究的新趋向。
研究特点是针对区域性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心理进行问卷调查。
如有人对浙江私营企业主政治心理进行调查后指出：“浙江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心理有较高的政治认知度，复杂多元的政治动机，强烈的政治情感，积极主动的政治态度四大特征，呈现出积极、主动、开放的发展趋向，参政心态正朝着民主型、公益性政治参与转变。
”［11］此外，国内学者还对工人群体、军人群体、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心理进行了少量研究，主要论文有《社会转型时期国民不同层面的社会政治心理分析》（《理论探讨》，1997年第4期），《优化军人政治心理的理性思考》（《军队政工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论构建当代军人政治人格的合理途径》（《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02年第5期），《政治文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角》（《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等。
4.个体层面的政治心理研究目前，国内对于个体的政治心理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领袖人物政治心理的研究，如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
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王蓓的《孙中山政治心理思想研究》，《孙中山关于政治心理的思想探析》（《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3期），《论孙中山的政治心理思想》（《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萧延中的《晚年毛泽东》、《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与中国近现代政治文化》，朱志敏的《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文化》（《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6期）等。
另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的学者也对毛泽东的研究专著，如由斯塔尔所著，曹志为、王晴波翻译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2006年），以及罗斯·特里尔所著，胡为雄、郑玉臣翻译的《毛泽东传》（2006年）。
王蓓的研究表明孙中山不仅对于政治心理的发生、特征及其功能有自己独到的阐释，而且还对国民传统人格中的负面因素如权力崇拜、等级依附的“奴隶人格”、“悲观心理”及“顾虑之念”、“畏难之心”太重、只有家族和宗族观念而无“国族”观念以及对国家和政治疏离无知等进行了分析。
孙中山还积极提倡树立新的现代国民人格观，包括树立新的国民道德、形成“科学互竞”良好智识、养成自由平等自主自治的主人人格、善于合作互助的精神以及以社会价值为核心的成就取向。
王蓓指出，孙中山博大精深的政治心理学思想对于重构中国政治文化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12］。
美国学者威廉·H·布兰察德的《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也辟专章对孙中山的革命政治心理进行了独到的分析。
朱志敏的研究表明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人，与其家族及他本人希望成为政治伟人的政治心态有很大关系，“修齐治平”的传统心态对毛泽东成长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13］。
著名政治学家路辛·派伊在《毛泽东：领导者》中根据毛泽东提及自己有猴性与虎性，对毛泽东具有中国革命领袖的政治人格进行了深入剖析，这一研究亦有浓厚的政治心理学背景［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