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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思想家

严复思想探究——关曌卿一、人物介绍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

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二、主要成就(一)海军思想严复的到来,给北洋水师学堂带来了西方现代海军管理思想和教学理论。

由于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教育教学工作管理有方,加之严复对李鸿章曾有所表示,因此他由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一直升至总办(校长)。

严复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说:“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

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严复自称)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

”由此可见,严复对当时的官场是很不满的。

针对此事,四弟观澜告诉他,无论如何李鸿章这个门路,总是要走动走动的,因为李鸿章权势既大,又是直接上司。

于是严复偶然也去试试,没想到果然有用。

对此严复给四弟的信中曾不无幽默地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

”但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也仅此而已。

(二)人才培养严复任总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曾被时人推崇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

作为一所新式海军学校,该校20年间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人才,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及北洋大学教务提调王劭廉(同时兼任直隶学务公所议长、直隶咨议局议长)、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

倒是严复自己,对弟子们的评价可以说有些苛刻:“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

伍昭扆(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少泉(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

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才也。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严复倾注了20年心血的北洋水师学堂毁于炮火之中。

这给了严复以极大的思想打击,他被迫离开天津迁居上海。

(三)教育思想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

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

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

”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

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

”“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四)呼吁变法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

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

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

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

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

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

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

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

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

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

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

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

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

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

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

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五)提倡西学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

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

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

”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

”“古之必敝。

”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

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盖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则仅得其皮毛。

”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

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

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

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

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

”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

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

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

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

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

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六)翻译理论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

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都深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七)赋税思想严复曾赴英国学习海军,并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

他对赋税的职能、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政府征税后要用之于民。

他说:“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

在向谁征税的问题上,严复提出了“赋在有余”的原则。

指出“国家责赋在民,必有道矣。

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

”他提出不能以“养民之财”、“教民之财”和“赡疾病待赢老之资”作为征税对象。

这一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

严复主张赋税轻重要适度,“赋无厚薄惟其宜”,认为统治者的责任在于“为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即鼓励人民发展以提高负税能力。

三、严复的思想(一)严复的哲学思想1.严复哲学的形态和性质哲学的形态和性质的问题是学界经常讨论的问题。

建国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关于严复哲学的形态和性质主要有四种观点:严复的哲学是:(1)天演哲学;(2)实证哲学;(3)经验论哲学;(4)机械唯物主义哲学。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

杨正典认为严复的哲学中虽然有实证主义倾向,但不能就此认为是实证主义哲学。

严复哲学“以近代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以及星云说、以太说为思想基础,建立了进化唯物哲学理论”,可以称之为进化唯物哲学。

李承贵认为,“严复哲学的产生主要是为了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如何对待西学、变法和如何对待西方列强侵略’等课题,从而使哲学的唯物唯心性质不突出,而哲学功用性质特别明显;就其对中国思想界的作用看,可称为启蒙哲学”。

2.严复哲学思想在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学界一般认为严复哲学对近代哲学的影响非常巨大。

张锡勤说:“中国近代哲学变革的成就和不足,优点和缺点,都同严复有一定的关系。

”认为严复哲学思想构成了对中国旧哲学的清理参照,对改造中国传统哲学,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

陈庆坤认为严复的哲学是中国哲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经验哲学、归纳法和功利主义是真正以科学为基础的,有了近代哲学的特征。

具体到严复的天演进化哲学,多数学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它构成了严复思想和成就的代名词,它为当时国人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崭新的思想武器,也开创了中国哲学近代化的一个新的阶段。

但也有学者在肯定以上观点的同时提出,严复的天演进化哲学也带来了庸俗进化论的消极影响。

像张锡勤就认为,严复一直强调渐进,“这种来自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不仅妨碍人们正确认识事物发展进化的过程,而且在政治上势必引出渐进主义的结论”。

针对这一种观点,李承贵指出,需要重新廓清庸俗进化论的涵义,严复并非反对事物的质变,而是剧烈的“突变”,他所主张的教育变革,国民性改铸虽然缓慢但不能认为其中没有质变。

因此把严复进化思想冠以“庸俗进化论”是不严肃、不认真、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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