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工作实习报告关于《社区工作实习报告》，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区工作实习的过程是一个考验工作人员的沟通协调能力、洞察反应能力的过程。
下面就随小编一起去阅读社区工作实习报告，相信能带给大家启发。
第一篇：社区工作实习报告社区实习工作总结报告时光飞逝，转眼间三个月的实习工作即将结束，在这期间我逐步了解了社区的真实情况，基本掌握了社区的办事流程。
说实话刚迈进工作的大门，一切都是那么的模糊，那么的茫然，对社区工作感到很陌生，不知道自己要干些什么。
在西霞社区实习的第一个月，在社区领导的关怀指点和同事言传身教下，使我逐渐的走上了正轨，让我在宏观上对社区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社区可以说就是最基层的政府机构，工作内容是具体而细致的，从社区党建、经济、文化，到社区服务、保障、治安、环保、科普、计生、征兵等等，几乎涵盖了政务工作的所有方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在西霞社区的这段时间，我的主要工作是社区信息平台的整理和低保申请登记工作。
通过信息平台的整理，使我对社区所辖地段、小区以及居民的基本信息有了大致的了解，为日后工作做好铺垫;而通过低保申请登记工作，更使我了解的社区贫困居民的生活状况。
这一批西霞社区申请低保的居民有15户，每一户都有不同的情况，有罹患重病的、有身体残疾的、有老年丧子的等，但生活却是相同的艰辛。
贫困家庭的生活十分令人同情，同时也更使我感到社区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我一定要全身心投入到为民服务的工作之中，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居民办好事办实事。
在西霞社区工作一个月后，我被调到了新义社区。
来到新的环境，一切又将重新开始，有句话说“我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钉”，只要工作需要，在哪里都是一样。
到了新义社区后，由于已有了一些经验，我的工作比在西霞社区时多了一些，主要是配合老同志，负责社区服务、社区创建以及社区三产服务业等工作，分管的地段是南上河边以及北大街一带。
工作任务增加了，就更需要沉下心来，理清头绪，从点滴做起。
我分管的地段，都是老式的平房，而且大部分都比较破旧，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外面刮大风，屋内“刮小风”，社区大部分的低保户、三无人员、残疾人都集中在这一片，他们生活的困苦，不亲眼见到是无法体会的，他们可以说是飞速发展的社会中的最底层的人群了。
通过翻阅档案和实地走访，我对辖区内的贫困户、残疾人、孤独老人等弱势群体重新进行了登记梳理。
我还参加了社区“居家养老”等活动，走访老人家里，寻问老人身体状况并填表为老人建挡;对于社区那些独居老人，还到他们家里为他们打扫卫生并与老人谈心，了解老人需要解决的实际困难，并记录在案以便日后尽快解决。
社区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不易，不仅考验的是工作人员工作能力、工作态度，也考验工作人员的沟通协调能力、洞察反应能力，更需要有真真切切为居民解决困难的爱心和责任感。
在实际的工作中，要积极地与居民融合，保持良好、融洽的社会关系才能把社会政策、方针、规章等落到实处在这期间，我感觉社区工作是艰辛的，但同时又是快乐的。
艰辛的是要不厌其烦的面对社区每位居民，为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琐碎问题，同时还要面对部分社区居民对社区工作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快乐是能够为社区，为居民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时也锻炼了自己的能力，收获颇丰。
在今后的社区工作中，我给自己定下了几点要求和目标：一、加强学习。
认真学习国家法律法规、文件及上级会议精神，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切实增强做好社区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二、加强沟通交流。
社区是一个整体，团队精神很重要，社区工作不是只靠单方面的力量就能处理得好的，需要同事间相互沟通协调，相互配合，才能把工作做好;三、不怕吃苦，甘于奉献。
定期不定期的做好排查和走访工作，做好社区工作计划;四、及时记录，做好软件资料;五、善于分析问题和发现问题，拓展思路，积极进取，创新地开展工作。
三个月的时间是短暂的,它留给我的绝不仅仅是业务技能的提高，更多是一种精神的同化和感召。
实习的结束同时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在新的起点上，我将重新审视自己，不断的给自己充电，在提高业务能力的同时，加强技能训练，使自身在原有水平上再创新高，力求做一个说话让人相信，办事让人放心，服务让人满意的合格的社区工作者。
第二篇：社区工作实习报告天乡路社区属于失地农民转变为居民后的新兴社区,在表面上似乎已经脱离了过去农村的治理状况和生活模式,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并非如此。
我将从以下几方面来剖析天乡路社区的治理状况。
第一方面，社区分层状况。
社区主要以两个标准进行分层。
第一，从政治权力上分层。
该社区从政治权力关系上看，似乎分层非常简单，就是两级分层：社区干部和社区居民。
但是，实际的权力分层绝对不是这样简单的。
因为无论社区干部还是社区居民的组成都包含两大块，红星组和卫星组。
即未占地转变为社区前，这一片土地分为两个组：红星和卫星。
而红星分为八个生产大队，卫星分为七个生产大队。
每个生产大队都有其自己队上的村民充当干部，同样的，两个组的干部也是分开管理，互相不能干涉。
当土地被占后，原来的两个组两套干部班子必须要精简化成为一套领导班子。
在社区居民的眼中，自己原来的生产大队或者所属组别上的干部越多，自己就会感到越有优势。
“毕竟原来是一个组的，这样比较好办事，你晓得不?”一位居民向我这样说到。
我询问过一些原来所属不同组别或者生产大队的村民，大家基本上对于“人熟好办事，相对权力和权利的得到也会比较多。
”这种看法持一种默认的态度。
在社区的一次工作中，我的一次工作经验也非常清楚的证实了这一点。
两个居民同样来开独生子女证明，但是两个人都没有带齐相关证件证明。
由于工作人员原来属于卫星，所以来自卫星的居民一次就办成了这件事情，而红星的那位却要带齐证件才能办理。
社区开展育龄妇女免费妇科检查，只有检查完后才会发一袋洗衣粉。
但是，居民有不少嫌排队麻烦，想直接领洗衣粉，这时候，往往是和负责这件事的社区干部一个组别的居民能够顺利达成心愿，而另外组别的居民只能选择排队检查后再领取或者放弃。
虽然她们知道这样不公平，但是，几百个排队的人中一直没有任何一个人向社区干部提出异议，真的达成了一种非常好的默契。
于是，社区的权力分层从上至下就变成了：社区干部——与社区级别较高-干部原属同一组别同一大队的居民——与社区级别较高-干部原属同一组别的居民——另一个组别的居民——外来居民。
第二，从收入情况分层。
居民的收入情况差距是比较大的。
这体现在两点上。
首先，拆迁赔偿金额。
拆迁后，社区居民在土地面积大小同等的情况下，拿到的赔偿金数目是不一样的。
奇怪的是，他们得到不同赔偿金依据的确是同样的标准，即社区负责拆迁的干部所依据的《72号文件》。
我问过不少居民是否看到过《72号文件》的内容，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居然没有人看过这个文件。
在没有亲眼看到该文件的情况下，仅凭工作人员的口头解释，就让无数居民签下了拆迁协议。
于是，这个未曾谋面的文件也就成了社区居民收入分级的暗器。
由此，居民的拆迁收入分为了三级：第一批拆迁居民收入最低,几乎都只赔付了几万元;第二批拆迁居民赔付金额约在十万元左右;而第三批已经得到拆迁赔付的居民拿到的却是五十万左右。
而社区居民也就由拆迁赔偿金额被分为三个层级。
其次，日常收入。
由于第一批拆迁居民拿到的赔偿金比较少，难以仅凭这笔微薄的钱满足日常生活，购买养老保险等，所以，经由社区介绍，很多人都在国色天乡乐园或者花香民居附近做保卫、清洁、餐厅服务员的工作，满足日常生活的所需收入。
但是，他们一年的收入却往往比不上很多没有固定工作的第三批居民。
这是因为第三批居民有不少都将赔付的钱存入了银行，每年光是利息，他们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的去找工作，有的闲暇打点临时工，有的开了超市或水果摊，收入自然也就比较高。
而这一点是拆迁赔偿金额差距大直接作用的结果，也造成了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之间的诸多矛盾。
这一点，我会在后面具体解释。
第二方面，社区权力结构。
在访谈中，很遗憾我并没有发现社区存在民间精英。
我认为这主要源于以下几点：首先，居民的文化程度和自身素质。
在转变为社区居民之前，社区居民的身份都是农民，文化程度大于高中的人很少。
并且，这里又可以以年龄为标准分为四种情况：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文化水平最低，由文盲或者小学水平的人组成;59至30岁的壮年人，这一群人本应当有人充当社区的民间精英，但是，初中或者个别高中的文化水平决定了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30岁及18岁的青年人，这部分人有不少是高中文化，甚至有大专或大学本科的文化水平，但是，很多人都在外务工，无法承担社区精英的角色;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他们尚属于求学阶段，自身没有独立的经济实力和生活自理能力，不可能成为社区的民间精英。
由此，可以得出，社区的权力结构比较清晰，分为上下两级：上级为社区干部，下级为社区居民。
社区居民没有自己的民间精英，因此在很多问题上处于被动地位。
假设社区居民中有至少一位学法律的民间精英，我想，在拆迁这件事情上，应该就不会出现如此多的居民在没有看到文件的情况下就签订了拆迁合同。
第三方面，社区居委会与居民的关系。
社区居委会办公室就建在花香民居的对面，可以说，是政府为了方便居民而故意修建的。
整个居委会的设施也比较齐全，包括有就业信息电子显示屏，信息查询智能电子触摸屏，少儿绿色上网空间，健身室，农家书屋，社区培训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信访代理室，老年活动室，远程教育站等等，似乎一切都是为了方便社区居民，那么，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不错的。
但是，我在调查中却发现这应该从两个方面分别说。
在天乡路社区，居民与居委会的关系很特别，既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融洽或者紧张，也不能说两者之间没有什么交流。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我想，应该是：双方都实际需要对方的支持，但是彼此都不主动，处在一种尴尬的熟悉但不亲密的关系中。
具体说来，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点：第一，居民往往认为居委会和自己关系不大，并且自己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不到万不得已时，一般不会主动与居委会有接触。
这一点，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证明：首先，在居委会办公大楼里面有提供给居民健身的健身房，也有几种比较新的健身器材摆放其中。
但是，我们在实习期间却没有看到有居民去健身房健身。
访谈时，一些居民表示不知道哪里还有健身房或者健身房可以免费使用，另外一些居民则表示不愿意去那里健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