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唐西域记》的文学价值摘要：《大唐西域记》成书于公元646年，作为一部宗教经典、地理著作、历史宝库，它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发掘与肯定。
《大唐西域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时也有着它重要的贡献，不容忽视。
无论是它描写的故事，还是它写作的形式，亦或只是玄奘西游这个事件本身，都在文学史上有它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贡献和意义。
《大唐西域记》提供的传奇故事、神话和寓言为后来的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它开启了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的先河，同时，它还与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有着不可抹灭的联系。
这一切都注定着《大唐西域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
关键词：大唐西域记取材报告文学西游记《大唐西域记》成书于公元646年，作为一部宗教经典、地理著作、历史宝库，它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发掘与肯定。
古今中外，对其的研究不胜枚数。
研究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厌其烦的对它进行分析、阐释、评价。
作为宗教经典，它既详细的描绘了佛教的起源、传播，同时也给出了细致的其他宗教力量的分布。
季羡林先生在《关于大唐西域记》一文中即认为：“关于印度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关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关于宗教力量的对比，关于佛教的几次结集，关于大小乘力量的对比，关于小乘部派的分布情况等等。
离开了《大唐西域记》，这些问题几乎都是无法解答的”。
作为地理著作，它所描写地区的广泛，地理风貌记载的精准，都是同时代作品所难以匹及的。
王世平在《大唐西域记价值再认识》中即说到：“《大唐西域记》所描写的地区，从我国新疆西抵伊朗和地中海东岸，南达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北面包括今中亚细亚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东到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
而这些地区古代地理的记载非常少，因而《大唐西域记》也就显得格外的珍贵。
”作为历史宝库，它不仅是研究印度历史的必不可缺之书，同时，也为西藏、新疆以及“丝绸之路”等地文化提供了基本的史籍与补充。
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即说过：“无论怎么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他是惟一的亮光”“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价太高的”的话。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大唐西域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时也有着它重要的贡献，不容忽视。
无论是它描写的故事，还是它写作的形式，亦或只是玄奘西游这个事件本身，都在文学史上有它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贡献和意义。
1、故事：小说取材中心《大唐西域记》共计十二卷，详细记载了玄奘西游所经历的一百多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地理、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情况，其中亦包括大量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间传说、寓言、神话故事等。
这些故事大多怪诞荒异，新鲜有趣，充满异域风情。
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上，“本事”是经常被研究者们考究的东西，特别是传统小说，几乎大部分的题材都是在“本事”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而成，甚至同样的题材在不同的小说中都会有着呈现。
而《大唐西域记》中丰富而有传奇色彩的异域传说，自然也成为了大多数小说创作者的取材中心。
如《大唐西域记·迦湿弥罗国》卷三有“佛牙伽蓝及传说”的故事：新城东南十余里，故城北大山阳，有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
其窣堵波中有佛牙，长可寸半，其色黄白，或至斋日，时放光明。
昔讫利多种之灭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随利居。
有一沙门，游诸印度，观礼圣迹，伸其至诚。
后闻本国平定，即事归途。
遇诸群象横行草泽，奔驰震吼。
沙门已见，升树以避。
是时群象相趋奔赴，竞吸池水，浸渍树根，互共排掘，树遂蹎仆。
既得沙门，负载而行，至大林中，有病象疮痛而卧，引此僧手，至所苦处，乃枯竹所刺也。
沙门于是拔竹傅药，裂其裳，裹其足。
别有大象，持金函授与病象，象既得已，转授沙门，沙门开函，乃佛牙也。
诸象环绕，僧出无由。
明日斋时，各持异果，以为中馔。
食已，载僧出林，数百里外，方乃下之，各跪拜而去。
这个故事讲述了僧人被群象牵引救助病象，转而大象赐其佛牙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大象变成了有灵的神物，而河中之龙也成了邪恶的象征，佛牙则成了一种诚和善的果报。
这样的故事在《大唐西域记》中比比皆是，带着一些怪异，同时又传达着佛的观念，是印度民间对佛的神圣敬仰的产物。
《大唐西域记》问世之后，这个故事即流入民间，口口相传，成为了人们极其偏爱的报恩故事。
在唐五代小说中，便有了很多以此故事为“本事”的小说创作，虽然多有变异，但为有灵性的动物治病从而得其报恩的情节基本都得到了保留。
《广异记》中有樵人为老象拔脚中巨刺从而得象牙之报的传奇，也有张鱼舟为虎拔掌中之刺从而得每日一野猪之报的记载。
这两个故事前者改佛牙之报为象牙之报，后者则加上了真人名，象改为虎，佛牙变为野猪，则又更进一步显得真实可信，更富有中国的特色。
后来在《刘宾客嘉话录·刘禹锡》中，小说情节更是变得有意思起来。
还是为虎拔刺，可是拔刺者转而为老妪，虎亦是知恩图报，每日是各种野物不断。
与之前的小说情节不同的是，这一次小说不再仅仅是报恩传说了，加入了后有一日，虎送来的是一个死人，从而导致老妪被捕的情节。
由此就一方面越来越带有中国味道，同时情节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也开始偏离了自《大唐西域记》后一贯的“善有善报”的果报观的主题中心。
由此之后，以《大唐西域记》“佛牙伽蓝及传说”为“本事”的小说，依着《刘》的变化方向，发展也趋向了日益丰富。
“佛牙伽蓝及传说”只是《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之一而已，却成了后代一大批作家的取材中心，同样的传说、故事、寓言在《大唐西域记》中还有很多，它们都与“佛牙伽蓝及传说”一起，丰富着中国几百年来的小说内容。
2、形式：报告文学先河文学按表达体裁来分，大多认为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等多个方面。
而报告文学，在20世纪上半年，以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饿乡纪行》为起始，达到了异常发达的地步。
什么是报告文学，我国著名新闻理论家甘惜分说：“顾名思义，报告文学就是报告与文学的结合。
它的内容是报告事实，而它的形式是文学的。
”报告事实，意味着要把作家真实的所见所闻记录，而文学的形式，也意味着要在语言和审美上区别于新闻报道。
报告文学大多带有政治和宣传的色彩。
什么是报告文学的起源，国内外的研究大部分认为是起源于近代，起源于外国，即以1724年笛福发表的《新环球记》为根据。
而我国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刘白羽则认为：“（报告文学）它是全部文学宝库的瑰宝，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特写’是从外国传来的。
其实‘报告文学’‘特写’不过是后来加的名称，至于这种文学样式，自古以来就在大量的发展着，诸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以及后来的陶渊明、杜牧、柳宗元、苏东坡更不知写了多少好的‘报告’和‘特写’。
”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有它一定的根据，但是，也同样存在值得怀疑的地方。
首先，既然是研究报告文学的起源，也就是要追溯最早的报告文学样式产生于何时。
按甘惜分的定义，报告文学即报告与文学的结合，这种样式是否真的直到1724年才产生值得进一步探究。
其次，刘白羽提到的《左传》《国语》《史记》等自然是相比笛福的《新环球记》要早，但是这些作品属于历史记录更甚于报告文学，因为作家的创作目的正如司马迁作《史记》时所言，是为了“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而不是为了向谁报告什么。
因此，相比之下，我更赞同王文征等人的研究，即是《大唐西域记》（646年成书）开启了报告文学的先河。
一方面，《大唐西域记》的内容是报告事实。
《大唐西域记》的创作动因是急于开拓西域的唐玄宗要求游历回国的玄奘“宜修一传，以示未闻”，即是为了向统治者报告所闻所历而作。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秋七月，玄奘在翻译出佛经的同时，终于完成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于十三日进表于太宗。
言道：“所闻所历一百二十八国，今所记述，有异前闻，皆存实录，非敢雕华，编裁而成，称为《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
”玄奘在书中把他每走一地所处方位、距离多少里、国体民情、风俗习惯、气候物产、文化历史都写得清清楚楚，就连哪个寺院所奉某乘某宗，僧众多少，是何人讲什么经，多少卷等，都写得十分详尽，准确无误。
书成之后，唐玄宗亦称：“又云撰者《西域记》者，当自披览”。
玄奘的所言所行与近代瞿秋白游历苏联记录所闻的行为并无两异。
另一方面，《大唐西域记》的形式是文学的。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由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构成的。
其中，文学内容包括题材和主题等，文学形式则包括结构、语言和体裁多个方面，形式的文学性，意味着作品在这几个方面都达到艺术审美的标准。
在结构方面，《大唐西域记》分为十二卷，各卷各有所重，同时有序论亦有后记（记赞）；在语言方面，玄奘更是被称为语言大师，如其描写阿耆尼国：“国大都城周六七里，西面据山，道险易守。
泉流交带，引水为田。
土宜粪、黍、宿麦、香枣、蒲萄、梨、柰诸果。
气序和畅，风俗质直。
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
”寥寥数语，则把一个国家的地理、种植作物、气候、文字、风俗等多个方面写得清楚明白。
而且所写所言，文笔生动，它的文学性是勿庸置疑的。
因此，无论在时间方面，还是内容形式方面，《大唐西域记》都比笛福和《左传》等更似报告文学的起源。
3、事件：《西游记》蓝本《大唐西域记》与《西游记》是完全两种不同性质的书，但他们之间的联系又是紧密不可分的。
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提供的信息，自然难有《西游记》这样一本被称为四大名著的小说。
首先，《西游记》描写了唐僧与四个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故事。
这个故事正是由《大唐西域记》的作者玄奘去印度学佛求经的事件为蓝本的。
只是前者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和封建余味，而后者则是真实发生的，在宗教史上和学术史上更严肃更值得钦佩的事件。
玄奘历时十七年，行程数万里的事件在民间口口相传，成为佳话，才有了《西游记》的创作动因。
其次，《西游记》中描写了唐僧所经过的各种奇异的国度，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而这些事件与《大唐西域记》中的描述也不无关系。
胡适先生在其《西游记考证》一书中亦认为这两部书间“有点小关系”。
具体何在？如就《大唐西域记》“屈支国——大龙池与金花王”一文来考察，与《西游记》相关者就不少。
如“有大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与《西游记》中“白龙马”形象；“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龙驭乘”与《西游记》中唐僧前世为“金蝉子”，乘“白龙马”的情节；“城中无水，取汲池水，龙变为人，与诸妇会”与《西游记》中女儿国皆饮泉水而生子的情节……同样的相似的情节在两者间不甚枚举。
总之，《西游记》虽是一部神魔小说，而且其中的唐僧形象懦弱无能，但是我们依然无法否认，正是有了玄奘西游的事件及《大唐西域记》中所描写的传说为蓝本，才有了后来的《西游记》。
总之，《大唐西域记》提供的传奇故事、神话和寓言为后来的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它开启了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的先河，同时，它还与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有着不可抹灭的联系。
这一切都注定着《大唐西域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