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中国，李提摩太是个知名度相当高的人。

他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一身，传教，译书，进行广泛的政治活动，样样搞得有声有色。

他没有像赫德那样，在中国政府中取得实质性的位置，但他对晚清社会思想的影响，远超过赫德。

他没有像傅兰雅那样，具体介绍过那么多的科学书籍，但他对科学价值的宣传，并不比傅兰雅逊色。

至于政治活动，与达官显宦的交往之多，与各种政治力量的接触之广，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之大，那是晚清任何传教士都不能1880年与李鸿章的一席谈话，促使李提摩太对自己以往的传教方法进行了反省。

李鸿章说：“你的教徒无非吃教，一旦教会无钱养活他们，自然散伙。

我知道信奉耶稣教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读书人在内”。

这番话对李提摩太触动很大。

他觉得自己应该对中国的读书人作些研究，应该用科学知识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

来华之前，他对近代科学知识所知并不多，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花了1000英镑，购买各种科技书籍、科学仪器及标本，进行自修。

不久，他便能就以下各题，向中国官绅作深入浅出的宣讲：一、哥白尼所发现的天体秘密；二、化学的奥秘；三、机器的效能，诸如车床、刨床、缝衣机等；四、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诸如火车、工厂的原动力；五、电力的奇迹，诸如发电机、电报；六、光学的贡献，诸如摄影机、幻灯等；医学与解剖的进步与奇迹。

从1881年到1884年，他每月在太原举行一次报告会，邀请一些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前来担任《时报》主笔，历时一年多。

这段时间，他在《时报》上发表社论二百多篇，后汇集成册，以《时事新论》为题出版。

1891年10月，他到上海担任同文书会(后名广学会)总干事，开始了他在华生活的新的一页。

上任以后，他对广学会工作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使其有了明显的起色。

第一，他强调广学会的工作对象，应以中国的士绅和官员为重点，对中国上层社会进行了具体的调查和研究。

第二，扩大、加强业已开展的有奖征文工作，曾征得英商汉璧礼的支持，在北京、苏州、广州等地，进行影响广泛的征文活动。

第三，强化了广学会会刊《万国公报》对维新变法的宣传意识。

第四，加大了广学会宣传变法书籍的出版量。

《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等名著，都是在他主持广学会工作以后出版的。

与此同时，他本人加强了对中国上层人物和关键人物的联系与活动。

他与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翁同稣、孙家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有接触。

张之洞资助他以大笔经费，李鸿章对他相当器重，梁启超当过他的中文秘书。

甲午战争期间、戊戌变法期间、义和团运动期间，他都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员之间，企图影响政局的发展，结果都未如愿。

义和团运动以后，他提出利用山西的赔款银五十万两，在山西开设学堂，讲授中西学问。

山西大学堂缘此办成，李提摩太成为这个学堂的首任西学专斋总理。

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堂，这是首倡，它对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有过很大的影响。

20世纪初的几年，李提摩太往来于上海、太原之间，既负责广学会，又兼管山西大学堂。

历史进入民国以后，李提摩太年事渐高，精力不济，社会活动渐少。

1916年他辞去广学会总干事之职，返回英国。

1919年去世。

李提摩太比较集中传播西学、宣传变法，始于80年代，即他的传教方式发生变化以后。

80年代初，他的变法主张集中地反映在《近事要务》中。

《近事要务》连载于从1881年11月12日至1882年1月28日的《万国公报》上，署名’“中西友”。

这是短札式的变法提纲，凡98则，每则几十到一二百字，举凡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各门学科，工业、农业、教育、卫生等各个部门，以及宗教、道德、外交、立法等涉及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均有涉及。

我们只要列举一些题目，就可以看出其内容之大概了：广集益以振国脉，继制作以比前圣，广善法以助不及，悟水气以尽地利，筹新法以备凶荒，创化食以养余丁，广学校以谋民生，通有无以便民用，查日点以防旱涝，辟草莱以尽地力，究格致以得新界，设报馆以博见闻，广著作以利物我，究水利以救洲荒，兴大工以利万世，辟水谷以救燃眉，尽心思以免劳力，通水陆以便往来，稽各国以求治道，立普试以求贤能，立学会以兴大利，访大学以求精博，务专门以精其业，习西语以便翻译，通往来以博所学，穷未知以明要理，兴格致以益世道，广医术以解险症，立信局以便民生，禁谗言以和万国，极传声以达万国，究电学以知未能，立银会以备荒欠。

这些主张，是李提摩太在中国生活了十年时间以后，特别是他深入中国内地赈灾、对中国社会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以后，以他所熟悉的西方社会为参照体系提出来的，因此，既有针对性，又有先进性。

这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就中国社会、经济、教育、科学、文化诸方面提出的第一份综合性变法建议。

1882年，供职于《万国公报》的中国知识分子沈毓桂，认为李提摩太的意见，很多是对中国国计民生大有裨益之事，为中国应办之要务，于是，以“匏隐氏”笔名，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近事要务衍义》，对李氏所提建议，进行演绎、发挥。

在传播西学方面，李提摩太译作最多、影响最大的时期，是他担任天津《时报》主笔以后到戊戌政变发生的八年。

这一期间，他翻译、编撰、出版了《泰西新史揽要》、《百年一觉》、《八星之一总论》、《论生利分利之别》和《新政策》等十几种书籍。

所译编诸书，均由广学会出版，多由中国学者蔡尔康述稿。

治的介绍，二是针对中国实际提出的变法设想。

当然，这两方面的内容也有交叉，对世界知识的介绍，本身就有针对性，对中国变法的设计，也少不了要以西方、日本等国的情况作为参照系统。

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社会政治情况的书籍，主要有《七国新学备要》、《泰西新史揽要》、《B寸事新论》、《中西四大政》、《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八星之一总论》、《大国次第考》、《列国变通兴盛记》和《欧洲八大帝王传》。

《七国新学备要》，写于1888年，1卷7章。

七国，指英、法、德、俄、美、日本、印度。

新学，指作者写书之前，即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国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的机构，包括学校、报刊和图书馆。

李氏将他所说的新学具体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横、纵、普、专：何谓横?我国所重之要学，学之；即各国所重之要学，亦学之。

何谓纵?一国要学中，有当损益者知之，即自古至今，历代之因何而损、因何而益者，益必知之。

何谓普?斯人所需之要学，无不兼包并举，可以详古人之所略，并可以补近人之不足。

上天所造之物，无不精思审处，不使有扦格之难通，并不使有纤毫之未达，则普学之说也。

何谓专?专精一学，而能因事比类，出其新解至理于所学之中，莫不惊其奇而悦其异，则专学之说也。

是皆新学之大纲也。

书中具体介绍了七国的学校数目，包括初学(即小学)、中学、上学(即大学)；主要课程；在校学生数字、教师数字；各种学校的费用，包括经费总数、学费数目、经费来源。

书中列述了各国报纸、报馆数目，书楼即图书馆数目、藏书种数或册数。

此二项均缺印度数字。

书的最后三章，是讨论、设计中国如何取法外国，订立章程。

作者按照七国的比例，推算出中国应有的小学、中学、大学学生人数，以及所需经费；应有的报馆和图书馆数字．并提出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中国可以采取的变通措施。

他认为要点有四：一、国家必须先立新学部，以专责成。

部臣则行令各地，皆设立新学校。

二、朝廷宜特赐专权于新学部，使其能统辖各省学政。

三、国家每年至少要拨银一兆两以办新学，以后随时酌补。

四、督饬各地绅商富户，各令量力输银，以补公款不足。

李提摩太乐观地说：“循是以进，天下各国之事，中国人必尽知之，凡今日假手于外人之事，他日必能自为之，从此人材众多，国无废事，富强可待，亿兆蒙福”。

《七国新学备要》影响相当广泛，1898年就印了一万册。

光绪皇帝订阅的书中，也有这本。

戊戌变法期间，李提摩太又据其中有关内容，加以扩充，单独出版，名曰《速兴新学条例》。

1郑观应在修改《盛世危言》时，曾将《七国新学备要》有关内容辑入《八星之一总论》，蔡尔康述稿，1892年写成。

八星之一指地球。

当时仅知太阳有八大行星，即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地球，第九大行星冥王星是1930年才由美国科学家发现的。

这是一本关于世界地理的通俗小册子，不分卷，凡21节。

书中首先介绍地圆说，地球的体积、面积，各大行星的运行轨道、周期及其在太阳系中的位置，然后依介绍照相技术的发明及应用：四十余年前，有人得一奇法，凡日光反照之物，能摄其影以印于用药炼就之片纸，较之明镜鉴形，毫无区别，昔者欧洲人欲子留其庐山真面目，则倩画工图之以笔，然虽具烦上添毫之技，仍不过依稀仿佛，大抵无失其形摸而已。

今得此法，则子孙瞻祖交之遗容，无不惟妙惟肖。

人遂争就映之。

《养民有法说》，1893年写。

内容主要为中西对照，说明中国在教育、科技、运输、商业、贸易、新闻、旅游等十个方面，都可以学习西方、加速发展。

李氏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的效率：泰西昔年制造百物，大半借助手工，今则纯用机器。

昔日二百人所纺之纱，今则一人足矣。

一女用机器缝衣，可抵12名成衣匠的工作。

他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水平的提高，不只是富人更富，普通人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五十年来，英美两国，缘此诸益富于前者三倍。

环顾其民，不第有资本以通贸易者，富益加富，下至佣工人等、，工价所获，加至一倍，上下皆富。

故居处服食，无不精美于前”。

《新政策》，1895年10月23日(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写。

时值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国势危急，李提摩太向清廷上了此书。

书中提出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条改革措施。

教民之法，分通泰西各国之情和通中国上下之情两方面。

通泰西各国之情措施有四项：一、将世界各国政教概况如实告诉皇帝；二、选派王公大臣往各国游学；三、遣派京官及各省督抚子弟出洋读书；四、选派翰林、知县等官出洋分门学习。

通中国上下之情亦分四项：立报馆、译西书、建书院和增科目。

所说各法，用意都不错，但也多为时人所道及，无甚新意。

惟“增科目”一法的具体设计，颇有可行性：中国科目，意美法良，不可废也，惟题目不广，只讲本国之事，不知各国治平之法。

……应请明发谕旨，增设中西一科，府取秀才，省中举人，京师中进士，每年均约百人。

钦点中西学翰林，每年十人。

所费有限，收效无穷。

日后清政府举行的经济特科，实际上是这一建议的实施。

养民之法，共列十条，即通道路、捷音书、开矿产、垦荒田、劝工作、造机器、开银行、铸银元、保商贾、刻清单。

前九项意思都很明白，最后一项“刻清单”是指仿照西方，政府将各项应办已办之事，列出登报，以此杜绝欺蒙，利兴弊去，安民之法有二，一日和外，二日保内。

和外包括三项：与外国通好、参加万国太平会、与外国商定和睦之法。

保内包括四项：化偏私、筹帑金、修武备、劝新法。

所谓化偏私，是指为学不管中外古今，只问是否合宜有用。

新民之法，与日后梁启超所说的新民含义不同。

这里的新民，意思是指端正中国人对外国的观念，所提措施有六项：多见西人、阅已译之西书、阅日报、派遣学生出洋、派遣使节出国、办好同文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