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思潮下历史研究“碎片化”倾向探析王雪（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014）【摘要】随着后现代史学的发展，传统历史学“宏大叙事”方式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史学研究“微观化”渐成大势，却导致断裂历史的“碎片化”现象滋长，引起学界争议不断。
文章通过探索后现代史学思潮影响下“宏大叙事”危机和面临的挑战，分析后现代史学“微观化”研究视角的发生发展，梳理史学“碎片化”现象和方家论争，希冀运用后现代史学合理科学的研究方法，避免由于割裂历史导致难以对历史进行重建和复原，推动史学研究与时俱进。
【关键词】后现代史学；宏大叙事；微观化；碎片化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8004（2014）03-0056-05近年来史学界“碎片化”研究倾向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特别是《近代史研究》杂志在2012年的第4期和第5期专门开设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专栏，吸引了众多史学工作者参与讨论。
两期杂志涉及的13篇文章中，近一半以上并不认同这种“碎片化”研究倾向，主张重建宏大叙事的总体史观，防止“碎片化”导致的史学整体学脉断裂。
不少学者也提到或指出：“近二三十年间，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宏大叙事的历史，备受质疑，微观史却独领风骚。
”[1]二战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新的史学观念和理论给传统史学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主张非理性、文本化、倡多元和去中心化的新史学，向传统的“大写历史”发起了尖锐的冲击，有学者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如此，人类的历史，应是遭遇到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2]337。
后现代主义起源于世界大势波澜激荡的20世纪60年代，一部分学者开始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理性主义进行反思和抨击。
70年代后，在学术文化等各个领域兴起了广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史学是后现代主义攻击的最后堡垒。
在此思潮涌动下，后现代史家不再注重兰克学派的“据实直书”、年鉴学派的“整体叙史”，而是追求史学文本化，主张反映“当代社会四分五裂、无中心、不确定但又激动人心、转瞬即逝的场景”[3]9；不再追求宏大、整体、全面叙事，而是把研究注意力集中于“微观化”的史学研究上，强调史学多样性、史家主观性和研究对象独立性。
在史界风潮和全球多样化大势的影响收稿日期：2013-07-31作者简介：王雪（1989-），女，山东东营人，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Vol.33No.32014年5月第33卷第3期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May.2014下，史学研究逐渐转向一个个断裂的、独立的“碎片化”现象，这无疑背驰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中国经典史家们的初衷，引起了传统学者的警惕。
本文将从历史学宏大叙事的危机、后现代史学的“微观化”视角和“碎片化”与“微观化”三部分探讨后现代史学“碎片化”倾向，不揣浅陋，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历史学宏大叙事的危机“通常情况下，‘历史’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履行其文化导向功能”[4]15。
纵观近两个世纪世界史学发展，19世纪初伴随自然科学兴起，历史学的研究更加注重理性和科学，由此兰克史学崛起；20世纪后，全球化浪潮席卷，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使人们走向质疑“西方中心论”和“科学万能论”，进而导致兰克史学走向衰落。
年鉴学派顺势而起，强调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整体性叙述蔚为壮观。
然而，当年鉴学派在60年代达到高潮时，伴随世界范围民主化浪潮对传统的反思，尊重多元化的倾向日益明显，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这种后现代的批判包含有非常之重要的有效论点，它指出了单一的历史观是不可取代的，历史不仅是被连续性而且也是被各种断裂所标志着的”[5]。
回首国内史学界，中国古代历史也多强调历史的通贯整体性，“疏通知远，《书》教也”，以求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家治学终极理想。
直到现代，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依旧老生常谈，他主张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在历经激烈争辩后亦逐渐被人们认可和接受。
“自1949年政权鼎新以来，中国史学在意识形态的引领下转型为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史学完全成为政治的婢女”，改革开放后，“社会史异军突起”，“微观史逐成为主流”[1]。
大约9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大陆传播开来，产生了一批介绍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著作，如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国内学界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传统宏大框架的构建。
在以社会史为代表的微观史学领域亦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市民社会、宗族社会研究，甚至是一个村或一份族谱的研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港台学者对中国史学的“微观化”处理视角，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胡若望的疑问》，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等。
在这种重视“微观”视角的研究导向下，历史学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王学典教授在其《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中曾提到，“历史学的‘危机’说，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确确实实存在，并且日益深化。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史学价值观念的危机；二是流行史学体系的危机”[6]。
而后现代史学思潮下的历史研究，这种危机也是同样的。
自古传统宏大叙事的研究叙述方式已渐渐不再流行并受到重视，相反的，越细小的“碎片”则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深刻钻研。
在探讨史学宏大叙事危机时，笔者认为有两点也不得不提到。
其一，众所周知，美国历史不过200多年，西欧历史虽久远但各国交集颇多，并未形成大范围的统一集权以把脉历史进程，故而由于时间的短暂性和空间的分割性，西欧史家专注于有限的年代和既定的区域，因此在研究一贯的通史和整体史时，更易把握和产生研究成果。
其二，西方自希腊文明时代尤重理论体系的构建，而史学理论是随着世界形势和社会发展不断进化的，新理论的产生必然抨击旧有之弊，这也不难解释为何近代以来新理论大多由西东渐。
因而，基于西方学者研究通史的便利性和史学理论自身的进化性，西方史学在我们通俗认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更容易贯通的整体史写作上，至近代或许已达到了某种瓶颈，因此，受新史学理论、现代科技进步和全球交往影响的史家便把注意力集中于日常点滴的、不同于传统史学视角的微观史或日常史上，寻求新的课题，倡导史家个体的主动性以挣脱传统的束缚，于是对传统宏大史学的挑战不言自喻。
国内史学界亦是同样，在古代社会，我们借用台湾大学古伟瀛教授提出的“儒家史学”概念理解，这种“儒家史学传统是指传统中国史学或者如学者所言的19世纪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学’而言的”[7]，它在支配传统中国史学时，讲求的是大一统、伦理纲常、官方主宰修史、重视精英人物的特征；同时，面对中国朝代更迭频繁、官方少数史家占主流的状况，形成了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官方史学或儒家史学，纵观二十四史，虽多为断代史，亦是宏大叙史的另一种型号，算不上现今所谓的“碎片化”倾向。
直到近代史学界受西方影响，知识分子公共话语权力加强，史学研究的注意力才逐渐多元。
这种现象的滥觞，在1918年张申府的文章就已提及“西方学者著作之方今古已有不同。
古之学者毕一生之力，汇其所成，成一大典，以为不朽之业。
今之学者学有所得，常即发为演讲，布诸杂志，以相讨论，以求增益”[8]。
改革开放后，此趋势更有增无减，除摆脱阶级史学壁垒、观念解放以外，值得一提的是：第一，随着教育发展，高等教育扩招，大量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在进行选题时，由于学识所限，难以宏观把握，故视野放窄，走向“窄而深”，学术方向稍有偏离，便不免碎片化；第二，当代社会巨变，人心浮躁，追求“速食”，形成了一种追求“量”而非“质”的学术风气，“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已成明日黄花。
因而“宏大叙事”的主流地位受到冲击，不再被大多数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者看成可操作性的选题。
二、后现代史学的“微观化”视角基于以上论述，宏大叙事面临多重挑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在史学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值后现代主义正在发展上升、影响渐深的阶段，我们无法忽视其作为新型的、被学界公认的史学流派对传统史学产生的冲击。
在此之前，西方史学主流是倡导整体观念的年鉴学派，国内主导是一元阶级斗争史学。
而后现代史学能够长驱直入、动摇传统的原因，必可在其特征中挖掘探讨。
后现代史学有诸特征和对传统史学的颠覆，此处针对其对宏观史学的冲击将从“微观化”视角试图加以理解。
河北大学的雷戈教授曾提出“三种历史”概念，“第一种历史指的是历史本身”，“第二种历史指的是历史学”，“第三种历史也就是被历史遗忘的历史和被历史学误解的历史”[9]。
在其作品《第三种历史：一个历史新闻学的文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提出史学的文本性并倡导公民写史，这与后现代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暂时把这种被传统宏大史学所忽视的微观化、细碎化的历史归结为第三种历史，那么当前第三种历史的书写成为大势。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第二种历史对第一钟历史的条框限制导致了历史研究的单一，而第三种历史的目的在于解放，解放第一种历史的不易察觉的、微小的环节，解放第二种历史忽略的主观和人性，从而第三种历史倡导的便是一种主观写史的苏醒和由写史人本体出发而洞察的个体和微观现象。
而后现代史学之前的史学研究，由于受到科学和理性的支配，史家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大历史”和“大社会”研究，关注一种结构性和规律性的发展变化。
归根结底，虽然这是历史科学化的一种表现，但在另一方面，科学化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被压抑的史家的主观支配意识也在复苏。
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史家一种主观写作或创作，首先史家有选择论题的权力，历史和社会之巨，史家可以从任何角度来从事探讨；其二，以往的“大历史”“大社会”忽略了许多日常的、微观的、生活化的、普通人的细节，后现代主义正是要对前人观察角度进行一种更新换代，“这种由下往上的历史，即所谓‘小历史’，慢慢成为历史研究的模式”[3]121。
无论是小历史、微观史还是日常史，这种史学方法的形成，虽然不可能适用于对宏观史研究的把握，但是可以提醒我们去关注被忽略的“第三种历史”的状态。
细析之，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微观化”的解读和运用，一方面是继承年鉴学派重视“非常识因素”的特点，最明显的例子是年鉴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菲力普二世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书中强调对地理环境的重视和多学科融合的角度，后现代史学亦是在某种意义上继承前师这种“不通俗”的切入点；另一方面，后现代史学微观化和年鉴学派倡导的整体史学是有根本区别的，后现代主义史家主张对历史进程中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种细微角度的密集化深入，“后现代主义者开创了写史的新方法，从各个角落，自不同阶层，撰写人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