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谈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几个有违正统的观点周霄翔谁都没有规定过对于鲁迅先生的研究与解读就一定要站在赞许的角度，只要是立足于对于他作品浓烈的热爱与对他本人的尊崇这一基础，怎样的观点都是一种解读方式。
对于鲁迅“多疑”“虚骂”“对于党国的忠诚度”等等的不同于正统声的看法及早遍存在着，而我只想在这里通过对于鲁迅几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解析来表明少些个我所不赞同的女性观，也是为了提惑求解。
【前言】纵观一下历史，女性自从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的主权光辉之后就一直处于弱势状态。
这个态度是世界性的，而不光光是中国的单一现象，国外的女权主义运动从新时期觉醒之后就几乎没有停止过，这便表明“革命尚未成功”于是才需要斗争不止。
于是在男权主义大规模的统治下，女性沦落到了附属品的地位，弱势到连宗教都不给于她们被拯救的机会。
宗教是以一个救世者或者救赎人类灵魂的高尚形象出现的，它最常做的事便是给不幸中的人们架构来世的美好以让生者得到安慰，但它却重视而歧视女性。
多数的宗教文学中总有荡尼的形象出现，众多有缘者成佛得到总得有鬼魅妖女的诱惑而成为重要关卡。
这就是连最后一片精神的栖息之地都将女性抛弃了，一滴滴渗入文化的骨血之中。
那么既然深入骨血，有些元素便在教育中渐渐地灌输给了学生们，鲁迅先生在求学的过程中也会在潜意识中有多多少少的吸收，即使后来他到了日本求学，接受了较为开放的西方新思潮，但是显然日本的女性人格独立程度绝对属于东方的末尾。
无论是后来鲁迅对于欧洲文学有多少精通，对女性的歧视现象却是一门世界性的课题。
而对于鲁迅的自身来说，先是母亲的守旧让他经历了婚姻的噩梦，再是羽太信子与羽太芳子对于兄弟之间的挑拨，多以女人，女人，还是女人，由于性格与认识上的局限促使了鲁迅先生自身种种悲剧的发生。
所以在他潜意识里将他的不幸或多或少倾注于笔端，或者是观念里给女性下了不解放的定义，也无可厚非。
既然允许百家争鸣的自由，那么我就粗鄙地对鲁迅的几篇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鲁迅所有作品中惟一一篇写爱情的《伤势》。
所有的人都一致公认的涓生与子君的结合最后只是一个悲剧，虽说鲁迅先生在他的行文中饱含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深度与高度，字字珠玑，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行文结构也逃不开陈旧的古代悲剧结尾的小说的套路与逻辑发展。
总之，为什么所有悲剧结果的死亡总要让女性来承担呢，是不是作家本身就将女性定义为一个悲剧美的化身。
虽然在文中鲁迅描写的是一个受新兴思想影响的女性，这是他的作品中难得的一位不受封建腐朽蒙蔽的进步形象，但是他仍旧赋予了她太多的局限。
他认为她只知道“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新思想，却读不懂内涵，觉醒地不够彻底。
在这个悲剧中虽然鲁迅也直接地批判了涓生的自私，由于他自己为是地抛弃才导致了整个悲剧的发生，但即使是为了让死亡的振聋发聩来升华整篇文章，但为何不去让涓生去承担或者相伴赴死。
鲁迅先生认为子君是局限的，她其实从未成为过自己，她只是在父亲和丈夫的羽翼下徘徊，她只能依附，没有自己。
我觉得鲁迅先生将生活看简单了，也将女性的觉醒看的简单了。
若说一个团队要和谐共进那么一定要团结合作，合作的前提是需要有分工。
有领导，有文书，有智囊，但也要有工友，有内勤。
鲜花需要叶的衬托不可能满枝的缤纷却无一点叶鄂，便不知美在何处。
并且一山难容二虎，家庭是最小的团体，若要想和谐下去必然有一个人要处于辅助地位，两者都争强好胜并独当一面，那还哪有“家”可言。
不是女性想要觉醒便可，男人的社会主权压迫与歧视之下，一方之力何以出头，若是真想让她们独立，就借助一下当下最新的科学发明，让男人生儿育女，先使女人摆脱“传宗接代”的这一头衔才是能够独立崛起的根本之道。
生活无论在精神上有多少进步性的成果，终究要归宿到柴米油盐，柏拉图是不能用来充饥的，男性若是不断将家居的担子压在女性身上并束缚她们，那么怎么能让她们不“依附”。
所以在我看来，子君的形象其实不如众人眼里的那般不够进步，也不同于涓生口中的“她那么容易被打倒”被生活打倒，不再如开始那般积极向上，并充满希望，实则不然，相对于涓生好似在前线挣钱谋生计所斗争一样，子君需要与生活斗争。
有失意，有欣喜，如潮涨日落一样自然。
而悲剧的发生只是因为他们并不彼此真正了解而走到一起，这才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两人无法共进的根源，而不是其他的误读。
《祝福》中的祥林嫂，是鲁迅笔下典型的一位受封建礼教迫害终究在寒冷与落魄中凄凉地死去。
在这里关于祥林嫂最终的结局，的确没有太多的争议，在“吃人”的礼教之下，一个女性怕是难以孤身一个人存活多久。
但是在期间的一个小片段中我也有一两点疑问，已经记不得是哪一位作家，他总是在写完一部作品之后叹息结局，他说他从未在写的过程中预先知道这个结局，“我总是被人物牵着走”，他说。
很明显，他认为小说的人物应该有他自己独立的性格，即每一个情节与逻辑都需要符合他们自身的本性。
而在《祝福》中有这样一段借卫老婆子之口而描述的事“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只要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关上房门，就完事了。
可是祥林嫂真出格，听说那实在闹得厉害”“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墺，喉咙已经全哑了。
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
他们一个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
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从这里的描述看，我觉得祥林嫂这样闹腾完后来居然仍旧无事地成了贺家的媳妇儿，生了娃儿，这个似乎迈出了她本身的思维轨道。
我们可以试着独立分析一下祥林嫂的思维与个性，抛开情境而不说。
首先，她的形象是一个手脚都状大的女人，安分耐劳，一个人能够扛下各种杂活以至于不用再找短工，说明她的整个劳作能力可以与男人抗衡。
并且在被押着去贺家墺的时候，3个男人按着她都没有办法拜堂成功，表明了她力气之大。
其次，她来到鲁家就是从婆婆身边逃出来的，说明她断然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从行为学角度上来说，一个人的大脑意识里出现过的行为痕迹很可能会再一次发出指令以指导人们的行动。
在侦查中，刑侦人员较常将前科作为动机怀疑可能的支撑，有理由怀疑犯罪嫌疑人在本次事件中再次作案。
类似于人们常说的：“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再其次，她不会乖乖就范，也不顺从礼教的秩序。
若是真只是找到她，婆婆来一趟鲁家就可以无端将她带走那也就说她确实是个在强势力前安分顺从的角儿，但是事实却远远不同。
婆婆来结了工钱，可是不是名正言顺地命其跟她走，甚至将人带走，她用了最为强硬的手段，用船将人劫走了。
这里可以看出，若是正当途径祥林嫂是万般不会跟着她走的，非要走“劫”这一步不可。
最后，问题出在卫老婆子身上，从她应对知道祥林嫂被劫走后十分生气的鲁四老爷时的无比圆滑与机灵的样子，就可以得出她的话里真假参半。
她也许才是礼教观念真正根深蒂固的人，所以在她看来的祥林嫂应该怎么样，从她嘴里阐述的看法总是有待剥除的，也许给人们带来的那些关于祥林嫂的妥协的看法不过是通过卫老婆子自己观念添加上去的。
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祥林嫂的改嫁不该是就那么平平淡淡的一出，为什么不是跟随心想再次逃跑，而是结果就那么安定地过起了日子，且人物也不该如后文中那般唯唯诺诺。
也就是说，从这样看来人物的本性是不是在前期的伏笔之中有多少过了？以至于后来的种种改变需要完全归结与礼教的束缚与迫害。
无论是从心理学还是行为学角度来看，虽然环境对于人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本性难移这一点还是非常科学的，所以，鲁迅先生是不是又有点将构思理想化的倾向从而将女性想简单了呢？还有讲述寡妇丧子故事的《明天》。
《明天》的题意是什么？如果从显在意义看，应该单纯指示时间，也就是单四嫂子等待的一个又一个的明天。
但是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个她所期待的明天，带给她的却是幻想式的希望的破灭，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
这里的主要女主人公单四嫂子被鲁迅先生定义为社会和自然压迫与摧残的旧社会妇女，在这些不幸与痛苦的反复剿杀之中，不仅失去了任何反抗的力量和要求，甚至连怨恨的情绪和怀疑的想法都没有。
所有的只是幻想，表现出的只是顺从与麻木。
在这里主要想讨论一下两点，关于两个女人。
往往众人在分析单四嫂子的形象的时候会提到她的无知、愚昧和落后，这里我觉得需要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鲁迅先生在文中先是反复地申明着“单四嫂子是一个粗笨女人”这样给人的误解就似乎她一定是个顺从又愚笨的形象。
或许这与一个小镇上仅靠纺棉纱来维持生计的淳朴妇女的肖像有所出入，这里说的“粗笨”应该只是反复说明她是个单纯的女人。
作为一个只懂女红度日的妇女做不了抄写等等文化性的工作，就表明本性淳朴并且文化水平不高，那么宝儿生病，那时并没有正规的医院，多是赤脚医生或者年长大夫，或者便是大伙儿公认的医者为多。
那么，她带着宝儿清早地去看公认的“何小仙”去“济世老店”又有什么问题呢？就算是在当下社会，若是得病了，众人都推荐的医院总是你的首选，没有亲身去就诊过，就无法明确知晓这个医院到底是济世救人的还是仅仅为了骗取钱财。
假如就这样受骗了，财务或者健康受到损失，那么就是愚昧无知么？更加不要说设定一个环境，没有正规医院，自身又没有医疗救治的相关知识，那么总是要四处打听“名医”的所在了，否则在家中坐以待毙，让病苦尽情折磨自己，如此便对么？并且，决不能简单地怪她无知亦或是懦弱，而是自然而然的。
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无形铁枷锁，把她幽闭在一种伸手不见五指的混沌钟，常人都会认为在这个反人性的模子里生活是天经地理的。
用政治阴谋论的说法，即使是活在当下，你也别太指望你可以有多清醒，谁都不知道谁是谁的棋子，我们的生活又有多少的由阴谋错乱参杂而潜意识中暗暗灌输的东西。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一点也没错，难道你会觉得自己活在阴谋之中么？至于她，在这样“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磨盘下辗碾着，所经受的无异于一种慢性谋杀和精神凌迟。
所以，由于社会环境或者是教育背景，不知者无罪，不知与无知有太大的区别，更不要说愚昧，所以学者们这样的界定对于当时社会背景下地普通女性似乎显得有些不公。
另外一位便是这个“杀人团”中的王九妈。
鲁迅先生将王九妈也归类于杀人团中的一位，将她描述成加引号的“好心”并且老于世故的另类无意识杀人者。
有人说她是一个看似无懈可击但实则缺少了许多东西的人，缺了对于处于苦难之中的人的基本真挚与同情。
有些评论似乎暗示：鲁迅先生很含蓄地告诉我们，这种人已视一切现存的秩序为天经地义，她不是亲手扶持着单四嫂子去诀别“希望”和“明天”，而是以一个街坊的身份来帮忙处理一具尸体。
凡是都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一项不差地替你收拾利落喽。
这几个天经地义般的“该”与“替”就在王大妈的似乎热情照料下透露出一些冷漠与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