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有的姓氏堂号姓氏堂号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发布时间2009年03月28日一、堂号及应用什么是堂号？据《现代汉语词典补编》中解释：“堂号：厅堂的名称，旧时多指某一家或某一房的名号；三槐堂是他家的堂号”。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李氏分陇西、赵郡二支，陇西有西房，赵郡有六房。

因此，某一同姓就有一个堂号或多堂号之分，如：河南省密县超化乡五里河村李氏，为“陇西堂”，清光绪年间，兄弟五人分居，按“仁、义、礼、智、信”，即“崇仁堂”、“崇义堂”……，沿用至今。

“三槐堂”即王氏的堂号，据《宋史》王旦传记载：宋朝宰相王旦之父在庭院中亲手种植槐树三棵，说：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

时称三槐王氏。

海峡两岸施琅后人在树德堂联谊堂号多用在族谱封面、祖庙横额、店铺字号、书斋及别墅堂名；也有在生活器具上，如：斗、口袋、钱袋、箭袋上书某某堂记，用以区别姓氏。

繁衍在黄淮、长江流域的汉族人，不管身处何方，都不会忘记世代相沿袭的堂号。

更值得研究的是匈奴族的呼延氏、回纥族的爱氏、蠕蠕族的茹氏等少数民族，在迁居黄淮流域之后，都以繁衍地为其堂号。

>>进入论坛，聊聊吧二、姓氏与堂号据《百家姓辞典》记载：中国人的姓氏多达6363个，其中：单姓3730个、复姓2498个，三个字的有127个，四个字的有6个，五个字的有2个。

若按每姓一堂计算，全国至少也有六千多个堂号，这对研究中国文化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1、堂号反映了强烈的血亲观念。

中国宗法制社会，首先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就是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这一社会心理在堂号中也有所反映。

前面所说的河南省密县五里河李氏就是由于家庭分支，形成了同姓不同堂号；而在我国南方闽粤一带的洪、江、翁、方、袭、汪六个姓氏，共用一个堂号——“六桂堂”。

“六桂堂”大约出现于北宋初年，它是我国一个十分著名的堂号，据历史文献记载，南方的这六个家庭，虽然其姓氏不同，但实际上却是一父所出的同一家人，而追本溯源，统统都是翁家的后裔。

2、堂号反映了强烈的区域观念。

区域观念的突出表现就是以地名堂。

如：海氏，系承海春，望出薛郡。

春秋时代始见于卫国的海氏，当秦汉统一天下之后，族人却集中于薛郡，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西南部及江苏省北部地区，后以薛郡为繁衍为中心，逐步向其他地区播迁。

因此，两千多年以来，海姓人士，都不会忘记他们世代相传的堂名是“薛郡堂”，在共同的堂名之下，敦宗睦族，守望相助。

再如：诸葛氏，系承葛伯，望出琅琊。

这个古老家族的发祥地诸城，位于现在山东省境内潍河上游的东岸，属秦、汉之际琅琊郡的范围内。

因此，后世遍布全国各地的诸葛氏，绝大多数都世代沿用着“琅琊”的堂名。

大家所熟悉的诸葛亮，也每每自称：“琅琊诸葛孔明”。

另外还有岳氏的“山阳堂”、墨氏的“梁国堂”、徐氏的“豫章堂”、鲜于氏的“渔阳堂”、仲孙氏的“高阳堂”、欧阳氏的“渤海堂”、上官氏的“天水堂”、荆氏的“广陵堂”、蒯氏的“襄阳堂”、融氏的“南康堂”、易氏的“济阳堂”、古氏的“新安堂”、柴氏的“平阳堂”以及呼延氏的“太原堂”、爱氏的“西河堂”、茹氏的“河内堂”等，都是以地名堂。

3、堂号反映了强烈的宗族荣誉感。

中国历代有识之士，为本氏族繁荣昌盛，世代廉洁奉公，不计名利，乐善好施，给后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如：杨氏“四知堂”，闻名天下，东汉杨震，为东莱太守，道经昌邑，县令王密求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

”震曰：“无知、神知、我知、子知，何为无知！”密愧而出。

杨氏后代子孙，以“四知堂”来怀念拒绝腐蚀、不受贿赂的先祖杨震。

如：冯氏“大树堂”，东汉名将冯异，辅佐汉光武帝刘秀定天下，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处树下，军中号为“大树将军”。

再如：范氏“麦舟堂”，宋朝范仲淹，遣子纯仁，至姑苏运麦，船至丹阳，遇石延年(曼卿)，曼卿语及无资改葬亲人，纯仁即以麦船赙之，至家，向父述遇曼卿穷况事，父曰：“何不以麦舟与之？”纯仁曰：“已付之矣”。

后常以麦舟作助营丧事之典。

还有胡氏的“安定堂”、许氏的“居廉堂”、徐氏的“八龙堂”、钱氏的“树锦堂”、魏氏的“十思堂”、陈氏的“归来堂”等，都是族人以祖先的嘉言懿行来定堂名，要求后世子孙永远继承发扬先祖的美德。

4、堂号反映了强烈的道德观。

在宗法社会，以宣扬安分守己，服从封建礼教为中心的伦理道德和人品道德。

诸如：张氏的“百忍堂”、任氏的“五知堂”、秦氏的“谦德堂”、刘氏的“重德堂”、“五福堂”、楚氏的“秉德堂”、邵氏的“安乐堂”、乐氏的“厚德堂”、周氏的“忠信堂”、于氏的“福聚堂”、蔡氏的“克慎堂”等，都能体现宗法社会的道德观念。

如：张氏的“百忍堂”，唐朝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麟德中，高宗祀泰山，路过郓州，至其家，问，何以能此？公艺请纸笔，但于纸上书百余“忍”字。

再如：任氏的“五知堂”，宋朝任布以“五知”为堂，即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

5、堂号反映了对祖先的崇拜。

对祖先的顶礼膜拜，是中国宗法社会表现出来的又一显著的社会心态，意在“光宗耀祖”、“扬名显亲”。

在堂号中，多是以官职为堂或别墅为堂来体现。

如：屈氏的“三闾堂”，战国楚人屈原曾任三闾太夫；马氏的“伏波堂”，后汉光武时，马援为伏波将军；郭氏的“汾阳堂”，唐朝上元中，郭子仪进封为汾阳王；白氏的“香山堂”，唐朝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香山，号为香山居士；裴氏的“绿野堂”，唐朝宰相裴度，以宦官擅权，时事已不可为，乃自请罢相，以洛阳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

总之，堂号是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产物，它的产生、发展，多与修谱、建祠堂同时进行，它在我国历史很久，流传甚广，是我国历史典籍和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

它既反映宗法社会的社会心态，又体现了中国伦理型文化和政治型文化。

堂号本身也有助于敦宗睦族，弘扬孝道，启迪后人，发愤向上，维护和巩固宗族、家庭基层组织的稳定，历代封建王朝，曾利用宗族而长期存在。

当前，对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怀念故土，寻根追祖和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民间姓氏堂号堂联的文化透视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作者王泉根一、引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研究课题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

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活的流体，是沟通人与人、上代与下代、群体与群体、社区与社区等共存关系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

每一代人都需要从上一代人那里承接社会文化的遗产，并把它传继给下一代人，使文化成为一个不间断的连续存在。

每一个社会、民族或群体都通过不断继承既成文化传统，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和创造出新文化。

作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一种特殊存在样式的家族文化，曾在漫长的岁月里影响了中国每一个家族的成员，它记录着家族的发源、生息、荣衰、升沉与变迁，成为一种群体的共通文化心理积淀与行为规范，深深地印记在各自的家族史上。

由于各姓氏家族的特征不同，反映在该姓氏家族文化中的内容也各有差异。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家族的发展，每一个姓氏所拥有的本姓氏家族文化内容，总是越来越丰富、厚重，于是便形成各具特色的姓氏家族文化。

广义的家族文化包括家谱、家祠、堂号、堂联、字辈谱、家训、家教、家法、家范、义门、家族民间文学等。

如果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么，家族文化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折射出中国民间文化五光十色的生动内涵，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遗产，沟通着人与人、上代与下代之间的共存关系。

按理说来，家族文化（及其与之关系十分密切的姓名文化）应是中国民间文化考察、研究的重要对象与内容。

这不仅因为家族文化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曾经广泛地影响过民间千家万户的生活方式与传统习俗，而且家族文化的悠久历史与丰富内涵，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它作为仍影响现代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仍以某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着我们的生活。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家族文化（及其与之关系十分密切的姓名文化）长期未能进入中国民间文化的研究领域，未能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

不少研究课题，反而要由外国学人率先涉足，或经“出口转内销”以后，才被我们“发现”。

民间家族文化无疑是中国民间文化丛林中的一株大树，有着丰富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学涵量。

本文试图从这棵文化之树上，折取几片有关堂号、堂联方面的枝叶，详加考察，以期引起学界对民间家族文化研究的关注与兴趣。

二、姓氏堂号的历史透视（一）堂与堂号所谓“堂”，系指高敞明亮的屋子，或谓住宅的正屋。

古代居室，前为堂，后为室。

《论语·先进》：“由（仲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由于堂屋是住宅中较为宽敞、考究的屋子，故成了家族活动的重要场所。

逢年过节，可用作祭祀列祖列宗的祭堂；遇有红白喜事（婚事丧事），则作为举行婚礼的礼堂，或吊孝的灵堂；有客从远方来，就是宴请宾客的客堂；请老秀才给子弟讲学，又成了讲堂；同时更是聚族而居，围炉夜话，商议家族“大政方略”的会堂。

我国古代祭祀祖宗之处还有专门的场所，这就是由春秋宗庙发展而成的祠堂。

查“祠堂”之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其时多建于墓所。

宋、明以后，民间联宗立祠之风日盛，遂使宗祠遍天下。

中国人向有好名的习惯，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堂屋与祠堂既然如此重要，自然要给其取上一个雅训的名号了。

这名号，就是堂号。

姓氏堂号是民间家族文化中的一种用以慎终追远、团结血亲、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宗亲色彩与精神凝聚力量。

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专有的堂号，如李姓的“陇西堂”，王姓的“太原堂”，朱姓的“紫阳堂”，郑姓的“荥阳堂”，姜姓的“东齐堂”，孙姓的“兵法堂”等。

堂号主要用于该姓氏家族的公众物事与建筑物，如家族厅堂、家谱名称（例如《三槐堂王氏族谱》、《紫阳堂朱氏宗谱》）、家庙（祠堂）匾额、家族学校校名，以及红白喜事、春秋祭祖时用的灯笼、祭幛等（如鲁迅绍兴故居高挂的灯笼上有“汝南堂周”）；作为家族个体，则将堂号用于生活器具，如斗、箭袋、钱袋等，上书“某某堂记”，用以区别姓氏，标明族称。

由最初的家族堂屋、祠堂的名号扩大为用于家族一切公众物事、建筑物及家族个体的生活器具，这是姓氏堂号作用的历史发展与自然延伸，也是中国人重名心理的反映。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家族符号标志的姓氏堂号与古代帝王将相殿堂的堂名（如林冲误入高俅办公的“白虎堂”）、文人雅士用作书斋的堂名（如陆游的双清堂、丰子恺的缘缘堂、张大千的大风堂）及商界用作店堂药房的堂名（如仁德堂、瑞发堂）是各各不同的。

前者系同姓同宗家族共同使用的符号标志，具有约定俗成的专有性、传承性与宗亲色彩，而后三者则是个人意愿的体现，其作用与室名、斋名、店名无异。

（二）堂名的类型考堂号之由来，约有两端：一是以该姓氏发祥地郡名为堂号，亦即以郡号（郡望之名）为堂号。

如李姓的“陇西堂”、陈姓的“颖川堂”、赵姓的“天水堂”即是，此可称为郡望总堂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