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三言”中公案小说“巧中寓悲”“悲寓于巧”的叙事手法
——以《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为例
冷建红中文07 2007212688
一、“巧”与“悲”简述
“三言”代表了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我国我国白话小说的重要体现，“三言”里描写了一幅幅市民社会的风情画，既有对商人生活的体现，又有对婚恋自主的张扬，同时，里面也描写了一幅幅与公案有关的图景，其中的公案小说也是古代公案小说的杰出代表。

虽然对于公案小说的界定有不同的标准，但是学者的研究大多认为“三言”里公案小说的数量在30篇左右，对于数量众多的这些公案小说来说，里面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例如特殊的人物塑造手法，独特的语言形式，巧妙的情节安排等等。

而在众多的公案小说里面，我认为作者尤其擅长“巧”的运用，可以说很多小说的结构和情节的发展正是得益于“巧”的完美呈现，也许正是“无巧不成书”吧，例如《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已死的孙押司竟能灵魂三现身而助官府找出真凶，又如《玉堂春落难逢夫》，玉堂春落入沈洪之手，可巧却能守身不失，王公子迷途知返，可巧金榜高中，玉堂春蒙冤落难，可巧王公子坐居朝堂，还终能巧成眷属。

可见一处处的巧合，使得整个小说结构完整，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这些公案小说里，除了“巧”的巧妙运用外，还有一大特点便是“悲”，无论是盗窃杀人的刑事案件，还是男女婚姻纠纷的民事案件，里面都有一定的悲剧成分，而在刑事案件里，这种悲剧意味更加浓烈，而这样的一种“悲”也就增加了小说的审美内涵，丰富了小说的美学价值。

如果只是一些喜剧的嬉笑怒骂，或者只是供人娱乐的一种形态，那我想“三言”也就不可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

在公案小说里，这种“巧”和“悲”不是截然分开、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融在一起，“巧”因为有“悲”的加入，其包含的意蕴也就更深刻，而“悲”在巧中不断得到推进发展，悲剧的氛围也就贯穿全篇，无处不有“悲”的侵袭。

所以总的说来，“巧中寓悲”成了公案小说的重要叙事特点，而在“三言”中，《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十五贯戏言巧成祸》《一文钱小隙造奇冤》等篇章集中体现这一特点，本文就以《沈》《一》为例加以探讨。

巧合是短篇小说的重要叙事技巧，吴功正先生说：短篇小说“可以通篇以偶然性构成，以全部的偶然性所连缀的情节来现实生活的必然”。

这样的一种偶然性就是一种巧合，但是，这种偶然性其实只是一种表层现象上的一种偶然，从深层次来说，它是情节发展的一种必然的内在推动力，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是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

”这样的巧合看似是虚构的，不可能的，现实生活中怎可能有如此的巧合，但正是这样的一种巧合，却是一种可能发生的事，这样的一种“巧”在情节发展中是无法抗拒的，正如吴功正先生说，这种巧合的连接来实现生活的必然，那么其实这样的每一次巧合都是生活的必然体现。

而对于“悲剧”，鲁迅论述为“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沈》与《一》里面的每一次巧合中，作者不正是将人性这一有价值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地毁灭给人看吗？而这样的撕毁一次比一次深入，一次比一次震撼人心。

仅仅因为一文钱就阴差阳错地导致了十三个人枉送性命，仅仅因为一只鸟就造成七人命丧黄泉，也许这里有诸如贫穷、愚昧等原因，但仅仅因为财色而暗下杀心，这岂不是人性的沦丧吗？当简单的一只鸟、一文钱就将人性赤裸裸地展现在面前，难道还不足以震撼人心吗？
二、“巧中寓悲”
在《沈》和《一》中，“巧”的叙事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这样的巧合又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巧合，这样的巧合带有一种悲剧意识，从而加强了小说的崇高感，使得小说的这种“巧”具有更深的意义和蕴含。

对于传统小说来说，情节居于核心地位，如何结构情节，对于小说来说来说十分重要，在《一》中巧合的运用有着突出的表现：两小孩为争一文钱而起纷争，在民间，此不为巧也，人间常有之平凡小事，但正是这样的不巧之小事却为后来的一系列巧合铺设了环境，由不巧进入小说，众为后来之巧也就无不称奇，无不深思也。

可巧偏生得个不争气的丈夫邱乙大，竟为一文钱要逼死妻子；可巧没骨气的杨氏寻死倒找不着仇人的门楣，偏死在不相干的白铁匠家门口；后来，可巧老王公担心遭受无妄之灾，令小儿将尸体抛在河边；无赖朱常巧遇死尸，借尸敲诈；那赵完亦乃凶狠之徒，巧用两老人性命，不仅“消灾”，亦能得“福”……这一些列巧合下来，只因小小一文钱，十三人枉送性命，这些巧合都是作者巧妙安排，而且这些巧合不仅推动情节的发展，而且使得小说一波三折，于平常中显出奇异来。

更为难得的是，这些巧合都带有强烈的悲剧意味。

为何杨氏一个好好的人，寻死却找不对门楣呢？这看似虚假不可能，但实际上，这便是悲剧的一种体现了，一个正常女人遭到丈夫的轰出，此时已是神魂不清，精神不振，况又遇着黑夜，哪儿能识得仇家门楣，只凭着那模糊的印象，寻死了事。

一个平常的人寻死亦不能走对门路，也许看似可笑，实则可悲矣，也许真有点生也不能死也无路的到，到是死后可能做个孤魂野鬼，无处藏身。

后来，那白铁匠、王公皆怕担这无妄之灾，让这本来再明白不过的事实越来越模糊，将灾祸不仅引向他人，也落得引火烧身，这种愚昧无知，岂不可悲。

待到朱常借尸敲诈，赵完杀人反诬，导致众多无辜之人白白丢掉性命，这种恃强逞能，为人不仁，岂不可悲……这些情节的巧合，再加上每一处都带有的悲剧意味，不仅惊叹其构思的巧妙，更感慨于人性的悲哀，巧合步步发展，悲剧跟着情节层层深入，整个小说也就更富于表现力。

三、“悲寓于巧”
在《沈》和《一》中，悲剧性的体现和深化寓于巧合之中，这样的一种悲剧性又集中体现为遭遇悲剧的悲剧主人公身上，这样的悲剧主体的特殊身份——普通人——加强了这样的悲剧表现力。

亚里士多德说，“首先，悲剧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再者，不应表现极恶的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所以陷入悲剧的主体是介于此两者人之间，“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

”这样的悲剧主体其实就是最普通的人，在《沈》与《一》中陷入巧合、陷入悲剧的主体正是这样的一种普通人，他们即不是大善之人，也不是大奸大恶之徒，他们陷入悲剧不是因为本身有什么罪恶，而是因为某些错误。

箍捅的张公就是一贫民百姓，只因出门干活，于柳林中巧遇病中沈秀，并见鸟而起杀心，只因想获取偶然之财这一错误而陷入悲剧之中。

之后，官府悬赏获寻沈只头颅，恰巧有一黄老狗，家庭极其贫穷，偏生得两蠢儿子，只因投机巧算那悬赏银两，遂将自己脑袋献出，可悲两蠢子也真狠得下心，真做出杀父请赏之事，这样黄老狗、大保、小保亦只是三个平常之人，也因一时错误而酿成终身悲剧。

另外，偏巧一商人李吉一片孝敬之心，将所买之画眉鸟进贡，到落得个人头落地，试问可悲不可悲？这一系列普通的个体，只因为注定了他们的悲剧人生，因为他们的悲剧性，使其在一次又一次的看似是巧合的情节中，越加显示出悲剧来，这样的巧合，也许有时候会令人想到或许不可能，但是这样的巧合却又带有一种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

世上哪有谁愿意自己结果性命似黄老狗般贪那千贯上前？世上谁又似那混账官府只因一只小小画眉，就妄断官司，草菅人命？生活就是这样如此，看似的不可能确实的的确确可能存在着的，也许你可以怀疑，但是其却是潜藏着必然性。

而当悲剧性的人物遭遇这样的一种巧合的时候，他就
更不可能避免这样的一种必然，生活决定其必须在这样的一种表层的偶然，而深层的必然中毁灭，也正是这样一种小说人物无法抗拒的必然的偶然性巧合，悲剧主人公陷入悲剧之中而难以自拔，悲剧主人公只能在一次次的巧合中走向毁灭，悲剧性也在每一次的巧合中得以深化，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巧合，那我想主人公的悲剧性就会大大折扣，只会显得平淡无奇，而毫无平中出奇只高妙了。

总之，巧合的恰当运用，不仅不会产生虚假之感，反生奇异之叹，悲剧意味的融入，更加深了小说的表现力，如果只巧不悲，只有娱乐之感，“巧中寓悲”则多了几分崇高，生得几分怜悯，如果只悲不巧，又少了波澜起伏，“悲寓于巧”则使得悲剧展现更加灵活生动。

而且从整个小说来看，我认为这样的“巧中寓悲”“悲寓于巧的手法，使得小说的客观性增加以外，更多的是具有讽刺意味和针砭时弊功能，更是令人深刻地反思剖析自己，小市民图景，展现社会风貌，一个个巧合中的人，一个陷入巧合悲剧的人，可悲的不仅是这一小部分，可悲的是这样的一个群体，不仅是小市民是可悲的，所谓的父母官亦可悲。

在悲叹这些人可悲的命运的同时，更多地反思，所谓“万恶淫为首”，人为文银小利而争得你死我活，切莫贪财好色，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