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与求实——评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摘要】葛剑雄先生所著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是有关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现象这一问题的难得佳作。
它在成书的那个年代给当时的思想界、学界甚至包括老百姓带来了一定的思想冲击，引来了一些不小的争议，但也代表了学者关于这一问题比较成熟、理性的思考，体现出独立、求实的精神品格。
而笔者试从本书的成书背景、理论渊源、观点创新以及方法论等几个方面予以评价，希望能给读者们带来一定的启发。
【关键词】统一分裂求实一当人们翻开小说《三国演义》，在开篇第一节里我们总会看到这么一句家喻户晓的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
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
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
”由此而引出了接下来的一段三国历史风云，引人入胜。
而这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成了反映中国古代历史演变趋势的经典名言，深入人心。
统一与分裂，一直都是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无论是政治家的施政纲领，史学家的春秋之笔，还是平民的街谈巷议，都多多少少离不开这个话题的讨论。
更何况，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还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正如葛剑雄先生所说的，“统一与分裂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从未间断的过程，今天依然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矛盾。
传统的史学观从来没有正确地解释过这一过程，几十年来的中国史学家也从未能做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结论，教条主义、‘左’的政策和学术专制更使这方面成了事实上的禁区”1。
当“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被扣上了狭隘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帽子，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规范与求实精神，这种学术失范与失实无疑会给这个问题的讨论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甚至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史学也变成了政治的附庸，失去了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回归史学的实事求是，摆脱狭隘政治的粗暴干预与控制，由此而不断探求其中的真实历史趋势或规律，在政治已开放、社会已开明的背景下，更应该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在寻求学术求实创新的同时也应该进行思想普及，让更多的中国民众了解、认识这一不得不回避的历史与现实问题。
无疑，在刚刚实行改革开放不久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里，由于思想、学术上的一度开放自由，引发了一次次激烈的思想争论，使学术与思想在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迎来了一个恢复与发展的春天。
而关于“统一与分裂”的话题讨论，也开始打破以往的政治坚冰，摆脱思想政治控制，产生出了一些耳目一新的观点与理论。
作为与这一学术问题直接相关的学科——历史地理学，在此社会背景下也担当起了应有的历史责任，作出了反响不小的理论探索，其中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先生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一书便是关于这一话题的代表之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至于今天，仍在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
关于本书的出版背景，葛剑雄先生在自序中已有交代。
正如上文所言，葛剑雄先生提到“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路线的贯彻和深入，史学界的前辈和同行也开始打破以往的禁区，特别是在口头讨论中已经相当尖锐地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涉及不少敏感领域”2。
而在1988年由教育部主持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上，这本书的前身《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一文也作为历史学科入选的两篇论文之一。
而后经过作者二十多年的不断思考，在原文的基础上不断扩充而成此书。
此书不仅在中国大陆再版了两次（第1版：吉林教育出版社《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第2版：三联书店《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以及第3版：中华书局的2版增订本），而且在国外也产生了不小的反响，韩国某出版社曾全文翻译出版，日本刊物也摘译转载了大部分内容，台湾也有版本问世。
可见，关于这一问题葛剑雄先生的阐述确实得到了不小的回应，其观点也引发了一定的争议。
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似乎在努力寻求学术创新与通俗普及之间的平衡点，既有学术与思想上的新见解、新思考，又能走出狭窄的学术圈子，让更多的民众能够看得明白，对这一常识问题尽量能做到更好的知识普及。
然而更要注意的是，尽管作者写得浅显易懂，但假如读者没有对此书成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作一了解，对“统一与分裂”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个学术史上的认识，那么就难以充分认识到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其字里行间的思想创新就很难深入体悟得到，这也是笔者在读完此书后所得到的一大体会。
也就是说，既能读得懂，也要读出新，更要读出实来，也许这也是作者写这本书所用心良苦的地方吧。
二如上文笔者所言，要对这本书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就需要对“统一与分裂”这一问题作一个大致的学术史了解。
由于作者力求通俗，因此书里不仅较少直接呈现相关的原始史料（就算需要作者也会把它们直接翻译成白话文），而且与严谨的学术论著相比也省略掉了对这一问题的学术史综述，没有辟出专章对此予以阐述，只是在文中几句话带过。
或许这可以看作是本书的一大不足，但在作者通俗化的目标导引下其实也无可厚非。
为了弥补这一认识上的不足，笔者找到了一些近人对这一问题的直接相关论著（直接以“统一与分裂”这一历史现象作为论述对象），由于时间紧迫笔者所搜索阅读到的资料有限，因此只能例举极个别文章，从中大概得出个认识轮廓，其中肯定会有遗漏，也希望读者可以指出并共享，从而增加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深度与广度。
作者在本书自序中曾提到“其实我的很多看法，我的老师、前辈早已形成”，笔者就此简单搜阅了一些相关论著，其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作者的导师谭其骧先生在1981年所发表的一次演讲，后来又整理成《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国历代疆域》一文，从中可看出作者师承其观念的渊源关系，可谓一脉相承。
谭其骧先生在演讲中就他所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怎么划定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展开了阐述。
他提到了“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不能再学杨守敬的样儿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为历史上中国作范围。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
我们需要画出全中国即整个中国历史的地图来”3，最后通过一系列举例论述进而提出“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
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中所自然形成的中国。
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4，“这个范围并不反映清朝用兵的结果，而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各方面密切关系所自然形成的”5，而这也是谭其骧先生在本文中最为核心的观点。
因此，评判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都可以大概以此为前提框架，而这也正是葛剑雄先生在本书里所着重运用的理论前提。
除此之外，谭其骧先生也在演讲中强调了汉族、中国与中原王朝这几个概念的区别，三者不可混为一谈。
于是便在这两个方面的观念基础之上来对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现象作出判定和分析。
而这些观念从葛书里也同样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从中看出师生两人的理论继承关系。
另外，通观学界长期以来的观念，甚至包括老百姓的常识，都深深认为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是支流，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范围越来越大，而分裂则反之，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比如学界中著名的史学家戴逸先生就认为“从秦始皇统一以后的2200年，中国统一的时间大约占70%，分裂的时间约30%”，“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很长，甚至认为从秦以来二千多年时间都是分裂的，只有清乾隆中叶平定准噶尔、统一西北至鸦片战争之间不到100年时间是统一的。
鸦片战争后，香港被割，又告分裂。
这样估算过于绝对化。
所谓统一不是全国范围的铁板一块，完全一致，毫无分治分立现象。
如果作那样绝对化的估算，那么，乾隆以后的100年间，澳门仍为葡萄牙所占，仍有局部的分裂，但这无碍于当时中国的统一。
又如今天，澳门尚待回归，台湾尚未统一，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是一个统一的国家”6；赵毅也认为“中国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3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国历代疆域[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4同上.5同上.统一的规模越来越大、统一的基础越来坚实以及统一的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7，等等。
而在“文革”等特殊时期为了政治利益而刻意歪曲历史事实则更另当别论。
而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谭其骧、葛剑雄就这一话题联系到具体问题后就认为还必须具体分析对待，有必要纠正长期沿袭的常识误解。
而由这些探索所得来的思考也给长期以来似乎对这一问题已形成思维定势的学术界、思想界注以新鲜的血液，让人耳目一新，同时又能有理有据，实事求是，而这正是本书在那个年代以至于今天所体现出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如著名学者许纪霖所说，“中国人太天真了，因而往往被常识所蒙骗。
而多少谬误正是躲在常识的背后被认作千古不变的真理！读完葛著之后，我不得不对自己说：我不再相信常识了，常识是不可靠的，最可靠的只有自己的理智”8，而纠正常识中的谬误，摆脱思维定势与固有结论，相信自己独立的理智思考，正是葛书所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
三（一）排除人为政治干预，在学术上求真求实如笔者在本文的开头所言，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由于其本身的政治敏感性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各样的干预、干扰甚至利用，成为难以进行正常学术研究的领域。
而葛剑雄先生在不同的文章中也反复强调了回避甚至歪曲这一历史事实的不利性，“长期以来我们有意无意地抹煞中因历史上曾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有些地区曾长期不属于中原王朝或中央政仅的事实，甚至可以拼凑出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极盛疆域来满足‘爱因主义’的需要，使民众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对早已丧失的领土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
尽管我们在理论上承认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国历史的事实和今天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实际上却没有摆脱封建时代的‘华夷之辨’，硬要把历史上的非汉族政权纳入王朝的版图，无视其他民族建立政权、创造历史的权利和事实。
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分裂长期是一块不能提、更不可研究的禁区。
好像只要我们把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画得大一些，我们的国土就再也不会丧失；只要把历史上统一说得长一些、完整一些，我们的国家就会归于统一并长治久安了”9，并进而思考“从春秋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诗篇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和口号，我们为统一唱了几千年的颂歌，却很少认真思考一下：我们为这种统一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些代价是否太大了？进而再考虑一下：能不能在少付或不付不必要代价的条件下获得统一？”10，而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事实，冷峻、认真地检讨历史经验教训，摒除主观感情色彩还有人为政治干扰，便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梁启超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把“德、才、学、识”综合为“史家四长”，无疑，作者除了识见新颖外，其所体现的史7赵毅.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J].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8许纪霖.常识的谬误[J].读书，1995年第6期.9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与现实[J].探索与争鸣，1989年第2期.德则更加突出重要，更何况这种批判性观念还会引起较大的社会争议甚至是政治风险，这也是本书所应该得到特别重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