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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特点及对策措施

当前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特点及对策措施一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些问题农村社会稳定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局。

随着时代发展,就我国农村整体而言,农村是稳定的、和谐的,但稳定、和谐并不代表农村没有矛盾、没有问题,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些隐患依然存在,并且随时代发展又有了新的不稳定隐患,需要给予应有的重视。

一是城乡差距持续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持续拉大。

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2:1,1997年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

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使部分经济困难的农民群体产生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甚至引发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特别是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包含许多不合理因素。

如果农民群体的境遇长期得不到改善,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将会越来越差,整个社会就可能陷入“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会导致一部分人心理失衡,铤而走险,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这样会引起整个社会的不稳定。

二是社会保障及民生事业滞后。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窄、层次低、部分农村地区严重滞后。

据2009年4月22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做的《2009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情况报告》显示,截止2008年底,农村参保人口达到4284.3万,也就是说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不足5%。

同时,区域统筹不够,东、中、西部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差距较大。

一些政策措施刚性不强,资金难以得到有力保证,与实际需要有一定差距,部分地区还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此外,最低生活保障金、养老保险还处于起步阶段,合作医疗、救助制度、五保制度仍有待完善,未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此外,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较低。

全国规划内仍有1.7亿左右农村人口尚未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规模化集中供水的覆盖率仍然较低;农村部分地区农民出行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有相当部分农户仍在危房居住。

农村中小学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公共卫生服务条件仍较差,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比较多,广大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十分突出。

这些都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

三是基层干群矛盾突出,管理能力弱化。

当前,因干群矛盾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的矛盾。

一些村干部把权力当成“摇钱树”,不带群众脱困,而是一心一意在村集体的资源上“做文章”,自己首先“致富”,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同时,由于制度建设未跟上,一些村官骗领国家给予农民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惠农补贴专款和村集体财产,或者巧立名目,用集体款办私事、违规提款等等,损害了农村集体和农民的利益。

如合肥市庐阳区村干部刘怀寅收受贿赂近1000万元。

这势必导致基层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的恶化。

二是村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

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有少数村因为家族势力、宗派势力斗争而产生选举矛盾,甚至大动干戈。

特别是有的村干部为选举拉帮结派,操纵利用或参与普通群众与其它干部的矛盾,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滋生敌对情绪。

三是少数村级基层组织涣散,战斗力不强,缺乏具有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村干部,对群众之间的纠纷不管不问,或互相推诿踢皮球,以致造成矛盾激化。

四是农村社会治安状况仍较严重。

目前,农村社会治安状况仍不容乐观:一是各类侵财案件高发。

近年来,一些犯罪分子利用农村交通改善的便利条件,加之农民安全防范意识仍较淡薄,大肆进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钱财、摩托、家禽等生产生活资料被盗案件屡屡发生。

二是各类严重暴力犯罪时有发生。

公安部的一份材料显示:2006年1月至9月,全国农村地区共发生杀人案件8031起、伤害案件5.9万起,均高于城市,一次杀死数人的恶性案件屡有发生。

三是乡村恶势力(地痞、流氓、村霸)等横行乡里,欺压百姓。

特别是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案件居多,严重影响了群众的安全感。

四是涉农经济犯罪危害巨大。

一些犯罪分子采用不法手段,将劣质的化肥、假种子、假农药、假柴油等卖给农民群众,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危害,激发起农民极大的不满。

五是外出打工、劳务输出给农村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在一些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地方,不可避免地减弱了农村地区的自然防护能力,形成了社会治安“空心村”。

如2008年发生在湖北京山县罗店镇徐杨村的一起命案,致6死1伤[3],均为老弱病残。

而劳动力输出地蚌埠市政协一份“农村劳动力输出后社会治安状况”的调研显示,该市有260万农村人口,近年来,全市80%以上的盗窃、伤害、强奸、投毒、绑架案件均发生在农村。

尤其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守家庭的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些农民形象地说:“养猪跟猪睡,养牛跟牛睡,收了粮食草堆睡,养了鱼蟹塘边睡,反正别想在家睡。

”同时,在一些劳动力外流的地方,还出现了村霸、地痞、无赖骚扰留守在家的农村妇女,如村霸霸占留守妇女[4],老农民五旬过后竟横行成村霸[5]等等媒体上时有此类报道。

有关调查也显示,农村性侵害案件中有70%的受害者是“留守妇女”[6]。

由于夫妻身处两地,极易造成夫妻间感情疏远,为此引发的仇杀、斗殴比比皆是,形成农村新的不稳定因素。

以江西定南县为例,2006年审结离婚226件,涉及外出务工人员的176件,占78%[7]。

同时,农村“留守孩”因缺乏监管,违法犯罪时有发生。

五是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资源开发等引起的经济纠纷日益受到关注。

当前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自然资源的价值不断得到体现,一些过去被忽视的资源随着其价值的提升日益成为农民关注的焦点。

其中尤其以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造成的纠纷最为突出。

土地集农民生产、生活资料和社会保障功能于一体,最为农民看重,由于补偿不到位,以及不少农民失地、失业等多方面的原因,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

而我国农民整体上仍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一定的公共参与渠道,当他们的合法利益受损后,一旦这种不满情绪在大部分农民群体中产生共鸣,他们就会在制度外寻找表达愿望与需求的渠道,采取大规模聚集、**等过激方式给政府施压。

对和谐农村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极具危害性。

同时,市场经济,利益之上,由于农民个体之间交往增多,也产生了不少经济合同纠纷、经济债务纠纷、经济赔偿纠纷、资产权属纠纷等矛盾。

这些集中表现在:(1)农民个体或家庭之间的矛盾纠纷。

主要是由涉及邻里关系的田边地角、地界、沟渠和宅基地等琐事引发的。

(2)农民个体与村集体之间的矛盾纠纷。

主要是由于土地承包等原因引起的。

前些年,外出打工人员比较多,弃田私自转让、送人耕种等现象普遍,而国家取消农业税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农民争地现象比较突出,由此引发的问题已成为农村矛盾的中心之一。

另一些长期积累的土地、山林等权属不清、界限不明,土地流转手续不规范等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

六是邪教活动入侵农村社会值得重视。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目前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已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

于是乎,各种邪教组织趁虚而入,纷纷上山下乡,将活动重点转向广大农村。

他们充分利用农民文化水平低,识别能力差,轻信迷信的弱点,加强对农民邪教思想的灌输宣传,蛊惑人心,导致农民思想混乱,引发社会矛盾。

其主要形式是:打着宗教、科学的幌子编造歪理邪说;神化邪教头子,对教徒实行精神控制;建立地下组织,秘密进行非法活动;不择手段地骗钱敛财;反对政府,仇视社会;宣扬“世界末日来临”,制造恐慌。

特别是个别有政治头脑的邪教组织者开始向基层政权渗透,腐蚀、拉拢、胁迫基层干部。

个别基层干部一旦被他们俘获,他们会借助基层干部的权力,不断发展壮大。

此种现象虽属个别,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基层政权的稳定发展。

加之邪教传播手段狡猾,行动诡秘,很难将其彻底根除,这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在思想领域方面存在的问题。

二、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的一些特点一是日趋复杂性。

当前影响农村稳定的一些问题,如矛盾纠纷,既有现实问题,又有历史遗留问题,涵盖面广,表现在其内容、层次和领域各个方面,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民与民之间的人身、财产权益纠纷扩大到了群众与干部、群众与政府、群众与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的纠纷。

且往往是经济矛盾、政治矛盾和社会生活矛盾相互交织,形成十分复杂的矛盾网络。

二是利益渐趋多样性。

由于利益格局的多元化,现实生活中农村的各种矛盾纠纷大多是由利益冲突引发的。

三是群体性特点明显。

因“涉地”原因引发的问题与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波及面广,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社会成员对共同利益问题容易产生共鸣,极易形成集体**,甚至集体闹事,群体性特点十分明显。

四是具有突发性。

由于信息掌握的不对称,加之个别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作风不实,与农民群众沟通不够,不能正确对待当事人的反映,以致积小成大,矛盾激化,往往会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而引发,使之爆发出来,使一些本来可以消除于萌芽状态的事件被迅速演化成一场突发性事件。

五是兼具危害性。

一些纠纷调处难度大,时间长,久而久之会引起群众对政府、干部的不满,降低政府的威信,影响了党群关系,反过来又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

而群体性**等对稳定影响更不可小视。

三、完善农村社会稳定的思路(一)农村稳定的政治基础是村委会[8]的稳定和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随着利益不断调整,基层矛盾和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在维稳工作中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村委会是村庄的心脏,村委会的稳定将有助于村庄的稳定,就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健康协调发展。

而一个不稳定的村委会,必然是不为大部分村民承认的村委会,也必然是不能协调乡村社会各种关系,为农村创造和谐、稳定气氛的村委会,同时也最容易激化民间社会的各种矛盾。

因此,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一个政治组织是一种维护秩序、解决争端、选择权威和促进社区发展的安排,并推动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包括宗亲、宗教、种族、地域、经济等团体)之间的和谐与进步”。

同时,事实已经证明,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对基层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并逐步使这种管理规范化、制度化,也是农村稳定的不可获缺的因素。

同时,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

但这种做法却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伤害[9]。

阿尔蒙德指出:“在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里,正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由富人掌握,而穷人要么是保持沉默,要么是采取暴力的激进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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