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聚焦垃圾焚烧发电厂落地有多难？选择用垃圾焚烧发电厂来解决垃圾围城的问题，西安可谓‚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从1998年开始规划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就启动选址工作，直到目前，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仍在纠结中。

一选再选，一拖就是19年！记者从西安城市管理局了解到，早在1998年，西安就开始规划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当时选址在西安北郊北三环附近。

但随后不久，西安一所大学的分校区选址在此附近。

由于当时人们对垃圾焚烧发电的认识不足，同时垃圾焚烧发电的环保工艺尚未得到完善，邻避效应发挥作用。

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为了不影响区域发展，经过协商，垃圾焚烧发电厂重新选址。

这一拖就到了2010年，西安市政府重新选址到了六村堡八兴滩。

然而，不到一年时间，西咸新区规划正式发布，将八兴滩囊入其中。

作为陕西省集全省之力打造的新区，每一寸土地都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有力支撑，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再次成了难点。

‚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国家有严格的技术规程，每一次选址从选址到踏勘到论证都需要半年以上，光是在具体选址上，在与当地沟通过程中，有些地方前前后后选了10次还定不下来。

‛一位参与选址的工作人员说。

选址还在走马灯似的换地方。

2014年5月，西安市再次对外公布，西安将建设3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基本确定了选址用地：沣东新城八兴滩区域、灞桥区江村沟区域、长安区魏寨彭村区域。

然而，后续工作并没有紧跟上。

截至目前，西安仍然没有一座启动建设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2017年，在垃圾围城迫在眉睫的情况下，西安再次强力推进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工作，将在户县、蓝田、灞桥、高陵、沣东新城五个地方布局5座垃圾焚烧处理厂，要求2017年底前开工建设。

目前，具体的建设选址工作还在继续。

‚大家都不愿意将垃圾焚烧发电厂建在自家的门口，这就是邻避效应。

去年，为了征得群众的支持，我们在蓝田、高陵等地举办过多场培训，请垃圾焚烧发电的专家给当地的政府、单位、普通群众科普现代垃圾焚烧发电对环境的影响，有些区县还组织群众去其他省市已建成的垃圾焚烧处理厂参观考察，消除大家的顾虑。

‛一位西安市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采访中，专家也建议，要通过科学的决策，在选址建设过程中，充分重视群众的利益诉求。

如果能建立合理的风险补偿机制，让当地居民共享项目建设带来的政策红利，让垃圾焚烧发电厂真正给附近的居民带来好处，才能赢得当地群众的支持和信赖。

用事实说话，远比说一千次道理管用。

通过垃圾焚烧发电厂现场考察，通过培训，通过政府的合理选址决策，从选址就让群众参与其中，及时解答群众的各种疑问等一系列举措的实施，希望这一次，选了19年址的西安垃圾焚烧发电厂能够真正落地。

民间环保组织调查：27座垃圾焚烧厂25天超排2533次到2017年1月,新修订的国家标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实施已整整一年。

长期关注垃圾焚烧厂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以及芜湖生态中心2017-01-11发布了他们针对垃圾焚烧厂所做的调查结果。

两家环保组织称,在2016年12月1日至25日期间,27座垃圾焚烧厂存在超标行为,25天累积超标2533次；全国仍有超过一半的垃圾焚烧厂没有通过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平台公开信息,较之2016年年初没有进步。

据两家环保组织的调查统计,我国已运行垃圾焚烧厂有230余座,但是,公布自行监测信息平台的企业不足50%。

两家环保组织认为,这明显不符合关于垃圾焚烧厂应列为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国家重点排污单位的相关要求。

同时,2016年12月,两家环保组织对99座垃圾焚烧厂自行监测信息平台公开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只有72座焚烧厂公布了自动监测数据,‚天津滨海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南山垃圾发电厂均缺失12月自动监测数据。

‛两家环保组织称,即使在企业信息平台公开信息的焚烧厂,也出现数据更新不及时、不规范,污染物限值未更新、缺失自行监测年度监测报告、自动监测方案缺失等情况。

两家环保组织认为,纵观整个2016年垃圾焚烧厂信息公开的状况,从企业信息平台上公开的焚烧厂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全国平均水平为不及格。

两家环保组织称,广东省将原本已在企业信息平台公开信息的珠海市垃圾发电厂、深圳大贸环保投资有限公司、深圳粤能环保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撤销,2016年12月,环保组织已经无法获悉这三座焚烧厂的污染物排放情况。

‚除了信息公开不尽如意外,超标情况仍是非常突出的问题。

‛两家环保组织透露,公开自动监测数据的72座垃圾焚烧厂中,27座焚烧厂存在超标记录,超标率为37.5%,而在2016年12月1日至25日,总计超标2533次。

其中,江苏大吉发电有限公司、绍兴市新民热电有限公司超标情况非常严重,高达上千次。

两家环保组织披露,江苏大吉发电有限公司在12月1日至25日烟尘自动监测数据一直超标,检测次数600次,超标600次；绍兴市新民热电有限公司2号废气排放口,氮氧化物超标500次,二氧化硫超标597次；嘉兴桐乡市新都绿色能源有限公司3号、4号、5号焚烧炉二氧化硫累计超标300余次；中电国际新能源海南有限公司老城开发区海口环保发电厂1号、2号三项污染物焚烧累计超标140次；杭州余杭锦江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二氧化硫超标88次,氮氧化物超标3次；湖北创冠环保(黄石)有限公司1号、2号焚烧炉累计超标45次等。

两家环保组织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通过调查,他们发现,地方环保部门对于垃圾焚烧厂监管力度太弱,尤其是江苏大吉、绍兴市新民热电有限公司、桐乡市新都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焚烧厂基本处于长期超标的状况,不但没有停产整治,也未看到相应的处罚。

这位负责人称:‚由于现在环保部门还未将企业自行监测的数据作为处罚的依据,环保部门1年3至4次监督性监测的达标 ,和运行中超标数百次乃至数千次的事实一对比,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管力度太弱,监管和处罚机制急需改变。

‛‚全国垃圾焚烧厂真实的运行情况,远比2533次超标情况更为严重。

‛两家环保组织称,因为自动监测数据通常是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常规污染物,以及小部分一氧化碳和氯化氢数据,但是垃圾焚烧厂排放出更高毒性的污染物,例如铅、镉、汞等烟气中重金属、二噁英类含量并不能通过自动监测获悉实时排放的数据。

他们认为,按照国家标准重金属每月至少监测一次,二噁英类每年至少监测一次的监测频次无法代表焚烧厂真实的排放情况,而焚烧厂烟气和飞灰中的重金属、二噁英等污染物含量的信息公开情况更不乐观,尤其是飞灰在整个焚烧厂运行过程中信息最不公开、监管最薄弱的环节。

两家环保组织呼吁,所有已运行的垃圾焚烧厂必须通过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公布平台公开信息,并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公开信息；他们同时建议,环保部、地方环保部门开展全国垃圾焚烧厂烟气、飞灰、渗滤液排放等专项整治工作,确保垃圾焚烧厂的各环节达标运行。

目前，政府高度重视城镇生活无害化处理工作，国务院等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扶持性政策，并且出台了相关处理标准和技术规范，推动垃圾焚烧发电行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可以预见，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会朝着精细化、智能化、生态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热点问题/矛盾冲突点垃圾焚烧厂建设状况●如火如荼●前景可观●挑战巨大垃圾焚烧再登风口浪尖四大问题引发业内激辩近日，一份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牵头发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再度将垃圾焚烧推上了风口浪尖。

《报告》按照已建成3座及规划运行8座垃圾焚烧厂的总量计算，提出北京地区生活垃圾焚烧率将在2017年末、2018年初达到高峰。

届时，全市约6成的生活垃圾将通过焚烧处理，年焚烧量或突破590万吨，全过程社会成本预计达373.2亿元。

垃圾围城，民心之痛。

数据一经公布，争议即刻四起。

然而，垃圾焚烧与环境保护缘何纠葛不断？垃圾焚烧可否摆脱尴尬困境？是否存在更为优化的处理方式？多位业内人士给出了解读。

一、焚烧垃圾成本几何？一年‚烧‛掉370多亿据环保部《2016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统计，早在2015年，北京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就已达790.3万吨，日产量超过2万吨。

这意味着，如若用装载量2.5吨的卡车运输，车辆足以围绕三环路排满一圈。

数量激增下，垃圾焚烧的脚步不断加速。

《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年)》提出，在已有3座的基础上，还将新增8座垃圾焚烧厂，并计划在2018年底全部投用。

以现有的3座焚烧厂计算，《报告》显示每吨垃圾‚收集—运输—转运—焚烧—填埋‛需花费2253元，全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置的年社会成本为20.39 亿元。

待增至11座后，社会成本每年将达373.2亿元，每吨折合6250元，预计相当于2018 年北京市GDP 的1.33%。

对此，《报告》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说明称：‚所谓社会成本，主要包括由公共财政直接或间接支付、跨越焚烧厂界的资金，以及因焚烧而产生的健康成本。

‛以位于朝阳区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为例，《报告》综合评估其土地等固定成本、垃圾处理费、电价补贴、飞灰补贴等费用后，得出2015年垃圾焚烧社会成本为每吨354.77元。

媒体记者也就该结果向厂区方面进行了求证。

厂区所在的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并未作出明确回应，仅表示焚烧厂所得补贴并不等同于其处理成本。

二、是不是二噁英惹的‚祸‛？技术可控，管理待加强一边是‚不得不烧‛的呼声，一边是‚抗议—中止—重启—再抗议‛的怪圈，二噁英成为垃圾焚烧博弈中的‚主角‛。

在宋国君看来，‚无害化‛是垃圾处理的重要标准之一，因二噁英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理应被列入社会成本，‚按北京市2018 年人口控制在2300 万计算，如不加以控制，每吨垃圾焚烧产生的健康成本为4476元。

‛对此，多位专家表示，二噁英值得警惕，但也不必‚妖魔化‛。

例如在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一系列控制手段得以实施。

‚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焚烧炉，确保炉温达到850℃以上，烟气停留时间不小于2秒，以减少其产生。

同时在烟气净化系统的烟道上布置活性炭导入装置，并使用布袋除尘器过滤，可起到吸附作用。

‛相关负责人称。

据悉，《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也已落地实施。

其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基本与欧盟相当，二噁英类标准由过去的1.0ngTEQ/m³收紧至0.1ngTEQ/m³。

既然技术可控，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周宏春指出，尽管从技术上看完全可控，但现实中，部分垃圾焚烧厂并未严格执行标准，甚至诱发‚邻避运动‛的群体性事件。

从事固体废物处置研究多年的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聂永丰也认为，既应重视焚烧技术的提高，也要加强对垃圾焚烧厂运营的监管，如通过无害化等级评估等方式强化监管，形成良性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