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忠yú zhōnɡ1.稍有愚蠢而忠心或有点偏见。

《战国策·赵策二》：“今奉阳君捐馆舍，大王乃今然后得与士民相亲，臣故敢献其愚，效愚忠。

” 唐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谓臣言虽可罪，心亦无他。

” 宋陆游《舟中作》诗：“惟有愚忠穷未替，尚馀一念在元元。

” 欧阳予倩《忠王李秀成》第三幕：“臣只有一片愚忠，鞠躬尽瘁。

”2.谓昧于事理的忠心。

《管子·七臣七主》：“愚臣深罪厚罚以为行，重赋歛、多兑道以为上，使身见憎而主受其谤，故记称之曰：愚忠谗贼，此之谓也。

”《史记·酷吏列传》：“ 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张汤）乃诈忠。

’” 续范亭《感言》：“实在告诉你们吧，现在大奸卖国的秦桧虽有，再不会有多少愚忠误国的岳武穆了！”3.有能力而忠于没有能力之人的行为，通常用作评价“有能力者”完全听从“没有能力之人”的指挥，而导致其不能正常发挥之人。

含贬义。

常指愚昧地忠实，不计后果，不想原因，不衡量利与弊，只知道按照命令去做某事，没有自己的想法。

先看一段文字：“齐庄公到大臣崔抒的家里，竟跟崔杼的太太通奸，崔杼不甘戴绿帽子，当场把齐庄公杀了。

晏子是齐国大臣，皇帝被杀，别人不敢去看，但他要去吊，他到了崔家，他的左右问他：你为君死么？晏子答得好，他说皇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为什么我要一个人为他死？左右又问他：那么，你离开齐国逃走吗？晏子答得好：皇帝的死又不是我的罪，我为什么要逃？我为什么要出国？左右又问他：那么你就回家吗？晏子答得好：皇帝死了，回到哪儿去呢？晏子真是中国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看他这三段答话，不死、不逃、也不想回家，说得又识大体、又有感情、又义正词严。

当时他去吊皇帝，大家以为崔杼必定杀他，但是他仍然去吊、去哭，并且…枕尸股而哭‟，一点也不怕刺激手里拿刀的崔杼。

晏子识大体，是大智；有感情，是大仁；不怕死去哭，是大勇。

晏子为什么有这种大智大仁大勇，我认为他是真正深刻洞悟…死事‟和…死君‟理论的人。

他的理论是：做人君的，岂是高高在百姓之上的？而是主持社稷；做臣子的，岂是为领俸禄混饭吃的？而是维护社稷。

所以人君死是为了社稷而死，做臣子的，就该和他一道死，…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

‟如果做人君的，死的原因不是为了社稷而是为了他自己，那么陪他死的，只合该是那些在他身边，跟他一起混一起谋私利、谋小集团利益的宠幸和亲信，才有份儿，堂堂大臣是不干的。

齐庄公被杀以后，崔杼决定立齐灵公的儿子做皇帝，就是齐景公。

那时景公年纪小，崔杼自立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他们把所有大臣都找来，在太庙里歃血发誓，说：…诸君有不与崔庆同心者，有如日！‟大家一一发誓，可是轮到晏子，晏子却要改变誓词，只发誓：…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婴不与同心者，有如上帝！‟当时崔杼他们要翻脸，高国赶忙打圆场，说：…二相今日之举，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高帽子一戴，弄得崔杼他们也只好接受晏子的大条件……”（选自《北京法源寺》作者李敖）这段文字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值得提倡的忠诚？晏子认为真正的忠诚是忠诚于国家、人民，而非忠诚于君主。

换句话说，就是要忠诚于明君（因为明君善治国），而非昏君。

而那些不分黑白，一味盲目服从君主，为君主作无谓的牺牲的行为我们称之为“愚忠”，那么你认为苏武的忠诚是愚忠吗？问题二：前段时间，国家教育部对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教学大纲进行修改，其中备受争议的是如下一段文字：“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不宜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提法…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作用与地位，但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

”按照教学大纲的说法，苏武也就不能称之为民族英雄，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参考观点一：苏武的忠诚不能说是愚忠。

首先，他忠诚的对象是国家是人民，身为汉使，当卷入匈奴的政变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汉使身份，不能引起汉匈两国的不必要的误会和纷争，他甚至愿意以性命来平息祸端，可见他是把边界的和平、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其次，他保持民族气节十九年，始终忠贞如一，这种忠诚表面看起来是对汉武帝，但实际上是对国家人民的，因为汉武帝是一个善于治国的明君，忠诚于他就是忠诚于汉武帝治理下的国家。

但是苏武的忠诚里有没有愚忠的成分，我认为还是有一些的。

比如：李陵劝降时曾经提到苏武的两个兄弟尽心为国却枉死，但苏武却一味坚持汉武帝对他们父子有莫大的提拔之恩，因此愿意为皇帝肝脑涂地。

我认为，皇帝的知遇之恩固然应该感激报答，但兄弟的枉死也不应该回避，皇帝的恩情不能抵消皇帝对亲人的伤害之过，该报的恩要报，该澄清的事实，该争取的权利也还是要争取。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权利与义务的问题。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不能苛求苏武，因为他毕竟是古代人，他的思想有着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如果他能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说不定也能像我们这样争取自己的应有的权利。

参考观点二：反驳岳飞是民族英雄的人，一般是从民族英雄的定义出发，然后导出结论的。

至于民族英雄的具体定义是什么，人民群众不关心，但似乎专家的定义和广大群众的不一样。

是让专家修改定义，还是人民改变认识向专家看齐，值得探讨。

但是一般来讲，在诸多英雄称号中，诸如打虎英雄、抗洪英雄，民族英雄的称号是最高的，我想凡是对于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和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并且具有巨大人格力量的人，都应该称作民族英雄。

尤其是民族英雄身上所体现的爱国和献身精神，是构成一个民族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的文化传承的关键内容。

民族英雄的英雄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甚至敌我双方。

所以康熙给袁崇焕平反，乾隆给史可法立祠，日本人给抗日英雄送葬。

因此，有人所说的称岳飞为民族英雄，不利于民族团结，纯属无稽之谈、庸人自扰。

事实上，好象也没有哪个少数民族对称岳飞为民族英雄提出过异议，或觉得伤害了谁的民族感情，金人的后代乾隆还拜谒过岳王庙呢。

参考观点三：如何描述中华民族的起源和演变，看起来容易、做好却很难。

既要反映当时历史情况，又要反映中国地域和民族合并、共处、融合的演变，也要照顾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感情，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更微妙的是，太多去谈各民族间纷争的痛苦和少数民族被兼并的详情，恰好启蒙了少数民族和族群（甚至包括中国南方和边远地区）被兼并的意识，激发了他们对属于历史上外来民族（特别是汉族或北方民族）的怨恨，导引少数民族和地方的分离倾向。

从历史的处理来看，一个带积极性的做法，是承认民族之间曾经出现过压迫或掠夺与反压迫或反掠夺的历史，承认各民族有一些特有文化。

指出特有文化的有些方面丰富了中华民族。

但是，更加强调民族合并、融合、共处、互助、互利、共同发展的历史，更多去挖掘民族融合历史积极的方面和必要性。

老去挖历史伤疤，只能让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兄弟民族间善意和兄弟情感淡漠，互相指责，相互的怨恨加深，引起民族大家庭的分裂。

如果说岳飞、文天祥是民族英雄，他们首先是汉族英雄，在当时反抗外族压迫和掠夺时，其事迹勇气令人敬佩。

在当今各民族共处和形成的中华民族，在反抗外敌人入侵时，可以发挥他们的精神。

但是，在描述民族冲突和民族融合历史时，有必要了解少数民族的感受，方法应讲究，需要微妙和成熟。

中华民族需要有理性包容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观，也需要属于各民族的民族英雄。

岳飞并非愚忠，而是大忠，他的死有三方面促成：首先，金人想杀岳飞。

岳飞是宋廷抗金的急先锋，是宋廷内部抗金派的主要代表，他所率领的“岳家军”又是金人最为头疼的力量。

因此，岳飞就成了金的头号“敌人”，金人欲除之而后快。

颍昌大战后，金主将兀术写信给秦桧：“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为河北图。

且杀吾女婿不可以不报。

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

”后宋金和议既成，但岳飞不除，威胁犹在，还是该除去。

其次，秦桧等朝廷重臣想杀岳飞。

秦桧是金的奸细，和金是他一直的目标。

岳飞激烈的抗金呼声和举措使他的目标屡屡受阻。

岳飞还多次攻击他，也令他万分嫉恨。

而且，岳飞的国防得宠也不利于他的“和谈大业”以及其他朝臣在朝廷的位置。

杀岳飞以利己利金，最后成了秦桧的锁定目标。

当然，秦桧只是杀岳飞的执行者和合谋者，最后除去岳飞还得依赖于最高统治者——宋高宗赵构。

赵构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荒淫无耻的君主。

利用抗金诸将，以保南朝小朝廷，是赵构利用和驾驭岳飞等的目的。

岳飞不解个中深意，一旦上了抗金战场，就自由发挥，根本不听其节制，屡触龙威，又惹怒了连赵构也不敢得罪的金人，几坏其和谈大事，令赵构大为恼火。

至于说岳飞遭冤时，仍对宋高宗表示忠诚，抱有幻想，这种说法，恐怕主要是来自历代统治阶级故意宣传岳飞忠君至上（譬如乾隆皇帝）和《说岳全传》之类演义，宋代的岳飞，从一被诏到临安，就对宋高宗不义存有戒心，虽然相信“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但又预感到“万一不幸，亦何所逃”！待如狱遭刑讯逼供时，他悲愤地说：“吾方知既落秦桧国贼之手，使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一直到临刑前，岳飞只写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再没有一句“对皇帝抱有幻想”的只言片语，倘若他对宋高宗存有幻想，为何不请求皇帝为他主持正义呢，他把自己的冤屈全对“天日”倾诉，不正是因为他看透宋高宗狼心狗肺了吗？哪里“还愚不可及地希求赵构能洞察他的耿耿忠心”呢？诸葛亮是“愚忠”吗？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

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

在他的诸多优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智慧，二是忠贞。

多年来，一些人谈到诸葛亮的“忠”时，每每贬之为“愚忠”。

我认为，这是一种片面之见。

什么是“愚忠”？就是对国君个人盲目的、毫无原则、毫无主见、逆来顺受，因而是愚昧的“忠”。

不管国君善恶如何，行事是非怎样，一律俯首帖耳，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不敢有任何怀疑，更不敢有任何违忤；即使国君荒淫残暴，滥杀无辜，也不敢谏阻指斥；哪怕毫无道理地杀到自己头上，也只知低头受戮，还要说什么“天子圣明，罪臣当诛”的昏话；甚至国君腐朽亡国，仍一味追随，以死效忠。

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最高统治者为了一己私利，总是不断地集中权力，不愿受到任何制约；同时又总是要求臣民对自己无条件地效忠，鼓励愚忠。

特别是专制主义恶性膨胀的明清两代，统治者更是以各种手段灌输愚忠意识，以至愚忠成为一般臣民普遍的道德信条，严重地阉割了民族精神，阻碍了社会进步。

因此，现代人反对愚忠，批判愚忠，是完全应该的。

然而，任何问题都必须具体分析。

尽管封建时代国君通常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尽管封建统治者竭力提倡愚忠，但千百年来，总有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信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把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与对国君个人的盲从加以区分，在不同程度上摆脱愚忠的桎梏：或对国君的恶德劣行予以批评抵制，直言极谏；或勇于为民请命，不顾自身安危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