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行路难》■鲍照：迷者之歌鲍照是和谢灵运齐名的诗人，我这样说好像是鲍照沾了谢灵运的光，其实，在“元嘉三大家”里，若按诗歌创作的成就排名，应该是鲍照第一，谢灵运第二，颜延之第三。
但谢灵运是多么有身份的人啊——他是康乐公康乐侯，是有爵位的。
那时代，皇帝都轮流做，走马灯似的，但王、谢两大家族，却是常青的不老松，谁当皇帝谁都要依赖着这两个家族。
所以，谢灵运生前虽不得意，或者说，不如他的意，但他却仍然是煊赫的，为人注目的。
由于他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在文学史上他也是不断被人提及而脸儿特熟的。
鲍照则出身庶族，“才秀人微”，“取湮当代”（钟嵘《诗品》）。
当谢灵运的诗篇万众传诵，贵贱莫不传写之时，鲍照写完诗，还要谦恭万分地“贡诗言志”，冒着“轻忤大王”的风险，把诗献给临川王刘义庆，才有可能得到赏识。
好在他的诗还真的得到了爱好文学的刘义庆的称奇，然而这哪里能比得上谢灵运的风光？这正是鲍照所愤愤不平的——“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瓜步山揭文》）。
有了这样大的生活上的差异，思想上的差异也就在所难免。
比如谢灵运是豪奢的，对贵族化的东西往往是生活在其中享受在其中，而又流露出不屑与否定的；鲍照却是“身地孤贱”，对贵族的豪奢生活流露出无限艳羡而又不加掩饰的，这使他与左思又划出了界限。
左思出身庶族，但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则宛然是士族的，虽然骨子里十分热衷仕进，追名逐利，但嘴上却不断地说着淡泊，鼓吹着功成身退。
而鲍照则真正是庶族思想与价值观的代表：不满所处的地位，迫切地要求改变，热切地追逐富贵。
这是鲍照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典型意义之所在。
因此，他也就显得比左思更为真诚而实在，在“诗言志”的基本原则下，鲍照的诗，也就有了更加充沛的激情——因为他是写他内心真实涌动的情感与追求，而没有矫情。
事实上，如果说在那个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大行其道的时代，陶渊明以田园诗与之对抗，谢灵运以山水诗与之对抗，而鲍照，则是以自己的激情重现了文学的本质，重现了文学的魅力。
相对于陶渊明、谢灵运的以题材胜，鲍照的激情，才是当时文学最为缺少的东西。
我们来看看他写自身的潦倒：湮没虽死悲，贫苦即生剧。
长叹至天晓，愁苦穷日夕。
盛颜当少歇，鬓发先老白。
亲友四面绝，朋知断三益。
空庭惭树萱，药饵愧过客。
贫年忘日时，黯颜就人惜。
俄顷不相酬，恧怩面已赤。
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
心为千条计，事未见一获。
运圮津途塞，遂转死沟洫。
从此穷百年，不如还窀穸。
（《代贫贱苦愁行》）鲍照存诗二百多首，乐府诗有八十多首，而这首诗名曰“代……”，初一看，还以为又是乐府旧题，其实“贫贱苦愁行”并不见《乐府诗集》，可见这是他的自创；自创而曰“代”，又可见“贫贱苦愁”是他心中耿耿不能忘怀的人生之痛。
开首“湮没虽死悲，贫苦即生剧”，结尾“以此穷百年，不如还窀穸”，全是申述人生贫贱苦愁，还不如一死了之。
而中间所写的贫苦尴尬之状，也“非身历者不能道”（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可见虽然他也偶然以儒家思想自慰：“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拟行路难》其六）但他是不甘的，不愿的，不服的：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拟行路难》其四）心非木石，岂能无感于人生穷愁，无感于世道不公？只是因为“不敢言”，而“吞声踯躅”而已！我们再看看他在诗中表现出的对富贵的艳羡和贪恋——这是一般人都要加以掩饰而他却肆言宣扬的：一身仕关西，家族满山东。
二年从车驾，斋祭甘泉宫。
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
四牡曜长路，轻盖若飞鸿。
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
六乐陈广座，组帐扬春风。
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
八珍盈雕俎，绮肴纷错重。
九族共瞻迟，宾友仰徽容。
十载学无就，善宦一朝通。
（《数名诗》）除了最后两句有些愤怨（其实也夹杂着更多的艳羡）外，那种对车骑、宴饮、歌舞等物质享受充满叹慕的描写，对“家族满山东”、“休沐还旧邦”、“九族共瞻迟，宾友仰徽容”的成就感及虚荣心的满足等，都全不似传统士人的口吻，这是典型的市井下层人的理想与追求。
在中国古代诗人那里，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眼光与趣味——不是他们没有这样的眼光、趣味与追求，而是他们都掩饰了这种趣味。
也就是说，在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上，人们是贬低这些的。
所以，人们总是掩饰自己的这种追求。
左思说的“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这才是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肯定与赞赏的，也是对人们的要求——一方面要立功，所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另一方面又要拒绝个人富贵，免得这种个人的利益追求玷污了“公益”的追求。
可是鲍照的趣味就是下层的，因而是活泼的、真实的，我们看他的《白纻歌六首》其二：桂宫柏寝拟天居，朱爵文窗韬绮疏。
象床瑶席镇犀渠，雕屏铪匝组帷舒。
秦筝赵瑟挟笙竽，垂珰散佩盈玉除，停觞不语欲谁须。
你看他笔下的事物，哪一样不金碧辉煌，流光溢彩？《诗品》说他的诗歌“险俗”，固是确评。
他就是俗，他的世界观、他的审美观、他的趣味都是“俗”，而且那么理直气壮，俊逸、壮丽、豪放，“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
他就热爱这些俗艳的东西，富贵的东西，感性的东西，物质的东西。
我们再看他的这一首《拟行路难》其一：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
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
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抵节行路吟。
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写人生的华丽与心底的悲凉。
他铺排华丽之时，早已心如死灰，但他心如死灰之时，仍旧铺排华丽！这就是生命力！就题材言，鲍照不仅写出了自己的人生历程，而且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和宫体诗，他的边塞诗是中国边塞诗史上重要的一环，是唐朝之前边塞诗最值得珍视的作品。
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艳情诗，写女性的情与态，大胆而又露骨——他笔下的女子，也是富于激情的。
他的这些艳情诗，又是梁陈宫体诗的先声。
一个热衷于江山塞漠的人也醉心于宫廷闺闱，这似乎不大和谐，其实却十分合乎逻辑：因为无论边塞还是闺闱，都是最能激发生命冲动的地点；无论敌人还是美人，又都是最能让人热血沸腾的对象。
鲍照是一个生命力特别强大的人，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人，他需要杀戮与征服，需要死亡与爱恋——马背与女人的玉胸，是他的天堂，而死亡与生殖，最能搅动他的热血。
我们选一首他的艳情诗看看，《代淮南王》其二：朱城九门门九开，愿逐明月入君怀。
入君怀，结君佩，怨君恨君恃君爱。
筑城思坚剑思利，同盛同衰莫相弃。
你看这样的女子，是不是柔情似水更热情似火？就体裁言，鲍照亦有大贡献，其一，是他的乐府诗创作成就非凡。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五编“南朝乐府”中，为之单列一章，称赞鲍照的乐府诗在南朝犹如黑夜孤星、中流砥柱，并说以诗言，陶鲍谢三家，后先鼎足，以乐府言，则当让鲍照独步。
而萧涤非把鲍照称为“汉乐府大作家”，乃是因为鲍照乐府，其意识体裁，皆与两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者为近，而与当时（南朝）荡悦淫志，宣丑之制实相远。
其二，是他在七言诗创作上的贡献。
可以说，七言诗到了他这里，不仅被大量使用，而且几近成熟。
他可能仅仅想寻找一种新节奏来宣泄他的感情，七言诗这种一挫三折的新节奏较之五言的平稳，更多一种流转与顿宕，而这与他内心充沛的激情是相宜的。
所以我们这样说，七言不是他的试验物，而是他心灵的自然反映。
所以，对于七言，他几乎是一用便自然，便流畅，便成熟。
鲍照之用七言，正如李白之用古风，是外在的形式契合了内在的心灵。
对了，说到李白，我有必要点一下，李白的看家本领，即来自于鲍照。
在鲍照的那个时代，陶渊明转向了田园，谢灵运游荡于山水，他们对这个世界，一个是淡泊相忘，一个是厌恶相烦，他们给这个世界的，是背影。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悟者”，他们看穿了，看厌了，也就心冷了。
可是，诗人都远离了去，还有谁对这个世界、对人生、对人的生活保持着那一份关注？此时的鲍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迷者”，迷恋着这个世界上光怪陆离的一切，红尘滚滚，情欲深深，而且他在才华上、艺术上又如此毫不逊色。
那时代的三支笔，一支写田园，一支写山水，一支写社会；一支写两相忘，一支写两相烦，一支写两相缠。
有淡泊的，有厌恶的，他们都想抽身而出，但这边还有一个羡慕的，他却投身而入，他是面向世界的。
陶渊明说“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他写出了世道的凶险与肮脏，为了全身，他退出了。
而鲍照则正相反：“凌燋烟之浮景，赴熙焰之明光。
拔身幽草下，毕命在此堂。
本轻死以邀得，虽糜烂其何伤！岂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岩藏。
”（《飞蛾赋》）轻死邀得，死而不悔，以身殉利，堂皇不惭。
“君子树令名，细人效命力，不见长河水，清浊俱不息。
”（《行京口至竹里》）这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世道虽然黑暗，但并不是所有的生命都雌伏以避，还是有强韧者搏击其中：“戾长风振，摇曳高帆举。
惊波无留连，舟人不踌伫。
”（《代棹歌行》）人生风浪固然险恶，但君子仍然自强不息。
鲍照向我们展示了来自下层的活力，这是一个社会不死的保障，是生活之河不会停滞的保障。
当上层社会对人生厌倦时，下层社会仍然对人生充满渴慕；当上层社会对一切丑陋麻木并从中获益，或对之绝望而“怀宝迷邦”时，下层社会的反抗就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我们看到当陶渊明描写着他的淡泊无争，谢灵运在竭力表达着他的遁世无闷时，鲍照在他的诗歌里表达着他的愤怒。
因为他对这个社会还在生气，所以，不仅他的作品虎虎有生气，而且也显得这个社会尚有生气。
当“悟者”（陶、谢都自称是“悟者”）抽身而去，弃世界如弃敝屣时，“迷者”如鲍照，就成了这个世界中真正的战士。
他歌唱的，才是真正的战歌。
他可能不够纯洁，但是，这个世界有时候不需要纯洁的婴儿，而需要血污斑斑的战士。
■悲歌一曲诉愁肠──鲍照《拟行路难》第四首赏析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这是南朝宋代著名诗人鲍照《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
诗人寄激情于平淡，以浑朴的笔调，表达了沉郁不舒的情怀。
鲍照生活的时代，正是门阀制度盛行的时期。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出身寒微的文人往往空怀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不得不在壮志未酬的憾恨中坐视时光流逝。
即使跻身仕途，也多是充当幕僚、府掾，备受压抑，在困顿坎坷中徒然挣扎，只落得身心交瘁。
鲍照的遭遇就是这样的。
他出身寒素，“身地孤贱”，无高贵的门第可资凭借。
虽然年轻时即以诗为临川王刘义庆所赏识，但始终不得志，一生中只做过诸如王国侍郎、县令、中书舍人、参军等一类小官。
尽管他的诗文在南朝时已和谢灵运一样，成为很有影响的三体之一，尤其是他的乐府诗“如五丁凿山，开人世所未有”(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一)，但是这样一位重要诗人居然史书无传，仅在《宋书》及《南史》的《临川王义庆传》中附带提到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