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五因素人格模型及本土化人格研究发表时间：2018-03-29T08:57:45.040Z 来源：《心理医生》2018年6期作者：赵文涛1 宋丽萍2 徐勇2(通讯作者)[导读] 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的东亚本土化人格能够为兼顾人格普适性和文化特殊性的人格研究提供值得借鉴的思路和范式。

（1山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医学心理教研室山西太原 030001）（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山西太原 030001）【摘要】本文回顾了中日韩三国的本土人格研究模式。

从“文化客位”和“文化主位”的研究取向分别对三个国家在西方的五因素模型（FFM）的本土化研究和基于本国文化之上所发展的人格理论进行了综述。

重点从人格模型的构架和人格测验工具的开发两个层面具体介绍了各国的人格研究成果和进展。

【关键词】中韩日人格研究；五因素人格模型；人格本土化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R3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31（2018）06-0346-021.引言人格是心理科学中的一个复杂概念，它不仅是个体相对持久独特的行为心理特征模式，更是人类长期与自然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进而产生具有适应性价值的活动模式。

二战结束后，以“文化客位”为代表的心理学研究取向有力的推动了跨文化的人格模型研究及测评工具开发，学者们开始关注人格结构是否具有夸国家，跨地域，跨文化的普适性，意图寻找全人类共有的人格结构模型。

以西方大五人格因素模型（FFM）为代表的人格理论被认为是目前跨文化人格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模型。

东亚各国学者也先后引进该模型作为本土人格研究的重要工具。

尽管，FFM揭示了人类普遍存在的人格特质，但简单的采用FFM进行跨文化研究依然值得商榷。

Sue（1983）认为这种跨文化的人格研究将西方普适的人格理论及测量方式强加于当地的文化之上[1]。

Yik（1993）同样认为，客位的人格研究取向会过分拘泥于理论模型，忽视了文化价值对个体行为模式的种种影响。

显然，基于人格的理论研究势必要考虑其背后社会团体所承载的厚重文化[2]。

相比西方国家而言，亚洲国家所具有的更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古典哲学、宗教文化、风俗习惯，能够为心理学理论提供重要的借鉴。

时至今日，亚洲众多国家已然在文化主位的研究取向下深入的探究本土化人格理论及测量工具，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

本文试图对中日韩三国的本土化人格研究及人格测验研究现状予以综述。

2.韩国的人格研究现状2.1 韩国FFM的研究受西方“文化客位”人格研究取向的影响，韩国学者最初的人格本土化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翻译和修订西方经典人格模型及测验。

Ahn （1997）首先验证了翻译修订后的韩国版大五人格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Kuh（2002）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检验了大五人格模型的结构效度，认为大五人格模型不仅适用于美国人，同样适用于韩国人。

这些结果均验证了FFM在韩国民众研究基础上的一定普适性[3]。

但近年来部分韩国学者对FFM为主流的人格研究模式提出了质疑。

研究者们发现，采用韩国语境下的词汇学方法来构架韩国人模型，只能确定了四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人格特质因子，分别为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和神经质。

而针对移居韩国的美国人进行的次文化研究也观察到了文化作用影响下FFM的偏移现象。

亦有研究发现，中韩日三国的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受试者会表现出更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道德水平。

如果从文化角度探讨这一有趣的现象，我们不难发现，中日韩三国均受来自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强调仁学思想，修养自身品行，发挥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

由此可见，西方FFM在韩国的应用势必受其文化因素的影响。

2.2 韩国本土化人格及测验工具的研究Uichol Kim（1999）认为单纯基于客位第三人称的人格研究无法概括人格全貌，除了语义分析的陈述性研究模式，来自于现象学的、过程性的知识经验也应当被整合在心理学研究当中。

目前韩国本土化的心理学研究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模式，重视韩国民众在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现象学的知识和经验，诸如宗教、法律、文化等意识形态对人格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年来，以“文化主位”研究取向的韩国本土化人格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

其中以阴阳人格理论及阴阳人格测验最具影响力。

阴阳人格理论源于儒家哲学思想以及中医学多年来所积累的大量临床经验。

通过多年对针灸及中草药治疗案例的观察总结，研究者发现，不同人群在疾病易感，治疗手段，治疗效果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有经验可循。

借鉴儒家文化的分型方式将这些差异进行分类，阴阳人格理论认为，人群中普遍存在四种人格类型：太阳人、太阴人、少阳人、少阴人。

根据个体身体中“阴阳”占比，这四种类型的人在疾病易感性、认知方式、气质秉性、性格特点、行为方式等多个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近10年来，阴阳人格测验（SPQ）被开发应用于临床、科研、教学等多个领域。

Han Chae（2011）等人检验了阴阳人格测验的重测信度和构念效度，认为该量表可作为个体化医疗的客观测量工具。

后续针对大学生及成人样本的研究发现该量表与包括大五人格量表、气质性格量表等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基于一项2506人的大样本研究也验证了前人的结果。

3.日本的人格研究现状3.1 日本FFM的研究过去的100年，日本人格研究始终紧随西方人格发展趋势，以西方经典人格模型为代表的人格测量工作成为日本学者研究人格的主要方式。

根据词汇学方法，双生子研究等大量研究模式的结果验证，日本学者普遍认可FFM在日本本土人格研究中的应用。

和其他国家相类似，学者也观察到FFM在日本文化背景下的因素偏移现象。

例如Schmitt在一项综合十个国家的人格调查中，发现日本受试者的责任心的得分显著低于来自于非洲国家的受试者，这样的结果显然与事实不符，Schmitt将其解释为文化效应所致的答题风格造成的结果偏移。

3.2 日本本土化人格及测验工具的研究上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内田勇三郎基于“连续加法计算法”开发出内田-克雷佩林心理测验。

该测验通过对连续加法计算的作业曲线分析，能够得到个体的性格，气质，智力等心理特点的大量信息。

二战之后，该测验在日本得到普及，随后的50多年中，有超过5000万的日本民众接受过这一测验。

1954年，Yatabe翻译修订了美国Guilford-Martin人格测验，开发出适用于本土的Yatabe-Guilford（Y-G）人格测验。

该测验能够从情绪性，社会适应，内外向三个因素来描述人格特征。

随后Yanai等人在完善Y-G测验的基础上，开发了新的测验——New personality Inventory（NPI）。

以FFM为参照，Y-G测验只涉及了模型中的外向性和神经质，NPI则涵盖了模型中的五因素。

1998年，日本学者重新解释了西方FFM，开发出具有本国文化特色的日本五因素人格量表（Five-Factor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FFPQ中以归属感与控制感代替了西方FFM中的宜人性和责任心。

其中归属感因素是日本人际关系及文化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FFPQ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儿童人格测验的发展。

Soga（1999）在结合Y-G测验和FFPQ的基础上，开发出适用于日本儿童的儿童大五因素量表（FFPC）。

该量表在日本本土具有稳定的信效度，但目前尚未进行过跨文化的研究验证。

4.中国的人格研究理论现状4.1 中国FFM的研究我国人格研究起步晚，对西方人格模型的研究明显落后于其他东亚国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学者首次将西方FFM引入国内。

近十年来，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教育，临床，科研等领域。

亦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自行编制了中国版“大五人格问卷”（CBF-PI）和人格五因素问卷。

目前，我国学者一致认为FFM具有跨语言，跨文化，跨评定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但就FFM的推广应用依然有待商榷，例如一项大五人格测验在我国使用情况的meta发现，无论使用哪种大五人格测量工具，国内所得的ɑ系数均低于国外研究结果，此外，国内自编的大五人格测验的ɑ系数要高于通过修订国外大五人格测验所得的结果。

4.2 中国本土化人格及测验工具的研究我国人格本土化研究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

在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学者们倾向于采用“文化主位”的研究取向，将诸如面子，和睦，人情，缘分等中国人独特的生活行为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与当代人格研究相融合，或者直接将诸如中医等传统文化所积淀的宝贵经验用于架构中国人的人格模型。

事实上，我国最早关于人格的思辨及探讨并不晚于西方，我国医学典籍《灵枢·通天》根据人的形态，气血，脏腑等体质特点和相应习性，行为，态度，处事方式，内外向及情感特点，将人分为“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和“阴阳和平”5类人。

中医的五态分型以辩证的观点描述了每一种人的生理，心理，行为特点以及易感疾病的性质，治疗法则。

1986年，薛崇成等人根据《内经》五态分型学说及后世各家注解，结合大量中医临床经验，编制了“五态人格测验”。

大量研究证实，中医五态人格与精神疾病，心身疾病存在密切关系，而五态人格测验也被广泛应用于临床。

借鉴西方成熟的人格研究范式，王登峰等人采用西方学者探索人格结构的方法，将从词典和日常用语中收集到的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合并，由大陆和台湾被试就每个词能够描写自己及他人的程度进行评定，通过因素分析确定了七个维度的中国人人格结构，并编制了中国人人格量表。

七个维度分别为外向性，善良，行事风格，才干，情绪性，人际关系，处世态度。

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人人格结构与西方大五人格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前者表现出更加深厚且复杂的特点。

此外，我国文化内-文化间取向的本土化的人格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1993我国大陆和香港学者共同编制了中国人人格评定量表（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简称CPAI）该量表兼顾文化普适性和文化主位取向，既能体现出国际心理学界的人格普遍研究成果，又能反应出中国人人格特质的文化维度。

量表共分为22个人格量表，12个临床量表和3个效度量表，对该量表的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人人格特质背后潜藏着可靠性，个人性，领导性及人际关系性的四因素人格结构。

后期采用联合因素分析对该量表进行的本土化和跨文化研究明确了一个适合于中国人的六因素模型，即大五因素再加上人际关系取向因素。

CPAI的编制和应用得到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这种兼顾文化共通性和特殊性的方法为人格本土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5.总结与展望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人格研究进程中，西方FFM始终被作为最为经典的模型而被应用于东亚各国的人格研究中。

然而在翻译，修订量表并进行大量研究的同时，各国学者也深刻的意识到文化客位研究取向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