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诱惑下，儒家特别是理学的知识和思想的“俗化”越来越严重。

科举考试的规则、考试的内容以及被制度保证的利益都得到了权力的认可，但是知识与思想的边界却被限制得越来越窄。

从洪武年间令学校生徒背诵《大诰》，删节流行的《孟子》八十五条到永乐年间严惩诋毁理学的儒士、变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知识与思想已经被权力确立了大体的边界。

一方面，深入社会生活，成为一般思想世界普遍接受的知识和原则，另一方面渐渐地失去了站在政治体制外的超越和自由立场，成了意识形态的诠释文本。

不过到了明代中期，思想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危机，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社会生活的同一性在逐渐丧失的时候，思想的同一性却依然存在。

知识无法解释各种有异于往常的现象，思想无以回应秩序的种种变动，士人所拥有的资源无以诊断和疗救这种变化万端的国家与社会。

这时出现的结果就是，一面更高地倡导着拯救的理想主义，一面在实行极端的实用主义，思想和策略发生背离，却没有根本的药方，主流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仍然在平庸和圆熟的套话与教条中延续。

恰恰是这种平庸和圆熟，刺激着新思想的资源。

在一个思想资源相对封闭的空间，在没有外来文明根本影响的情况下，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历史与传统中曾经存在过，但又被摒弃在边缘的那些
知识、思想和信仰，南宋时的陆学就是其中之一，一批重视笃实践履的儒者渐渐开始凸显“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