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辐射方式的个案分析———以中国文学对朝鲜文学的影响为例陈蜀玉(西南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31)收稿日期:2003-07-10作者简介:陈蜀玉,女,西南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摘要:辐射研究给影响和接受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这一视角关注外来现象,特别是外来现象的演化和生成。

这样的研究在比较文学中构成了新的点、线关系和这些关系之间的各种连线。

朝鲜文学、文论对中国文学、文论的接受就是后者对前者辐射影响的结果。

尽管西方辐射研究在影响与接受理论中已形成辐射研究框架,但是东方的辐射研究在内容、方式、发展势态等方面与西方的不尽相同。

关键词:比较文学;辐射方式;影响研究;中国文学;亚洲文化圈;朝鲜文学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3)11-0165-03 中国文学及文论在亚洲文化圈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无论是在朝鲜、日本还是在越南、泰国,中国文化、文论的影响痕迹清晰可辨。

从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描写方式以及文学评论中指导思想、理论术语,人们都能找到其观澜索源的起点。

随着后现代时期边缘与中心的逐步融合以及第三世界文学的崛起,人们开始关注亚洲文化圈。

而亚洲文化圈内文学、文论的发展及对周边的影响,在(明末清初)19代世纪之前基本呈辐射状态。

中国文学、文论长期占据辐射中心的位置。

因此研究亚洲文化圈内中国文学及文论的辐射影响,不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不同辐射方式,而且也揭示在不同于欧美文化圈的亚洲文化圈中,辐射研究的另一种模式。

布吕奈尔和谢弗莱尔在《简明比较文学》一书中,对辐射研究定义为:“辐射与定理一样属于科学术语,但是比喻的方法可以使它表达另一个比较研究的公设。

文本中的外来现象可被视为一个辐射点,通过这一点证明具有自身特点的类似方式。

”[1]这种辐射有时是明显的,有时是隐晦的,有时又是在一定范围内发生的,同时辐射的方式在东西方是有差异的。

辐射的发生包括辐射中心和辐射范围,辐射中心在整个辐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我们之所以强调辐射中心的作用,并不是要划定中心和边缘的界限,以排斥边缘的作用;相反在辐射的过程中,没有辐射“面”就无所谓辐射“点”,也就无法构成辐射过程。

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辐射点上,是因为外来现象的异质性在整个辐射过程中成为引起变化的主要因素,它的构成和范围决定着辐射的内容和性质。

从这个意义上讲外来异质现象在辐射过程中起着中心作用。

有研究认为,辐射过程中的辐射点是明显的,外来异质现象是清晰可辨的。

例如:波特莱尔(Baudelaire ,Charle 1821-1867)曾将爱伦・坡(Poe ,Edgar Allan 1809-1849)翻译成法语。

爱伦・坡作品的荒诞特点直接影响了波特莱尔的风格。

而后者创作中的颓废特点辐射影响了后世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

也有认为辐射点是隐晦的,没有明确的起始概念。

比如:神话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人们很难对辐射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做界定。

但神话对文学作品的辐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这些研究的辐射点的范围都局限在国别、文本、作家的范畴之内。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亚洲文化圈时,我们发现中国文学、文论对亚洲文化圈的影响其辐射范围不仅仅发生在国别、文本、作家的范围之内,而且涉及意识形态、教育体制、语言文字的直接借用,等方面。

为此,特举朝鲜文学及文论一例,以阐明观点。

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自汉代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以来,君臣父子的社会排位一直延续至明清。

诗歌的美刺作用,教化功能始终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统摄诗学。

这样的格局同样辐射朝鲜意识形态领域。

自一世纪汉语开始在朝鲜使用,汉文典籍传入朝鲜,儒家思想也就深入朝鲜民族的思想之中。

随着新罗时期大批朝鲜留学生到唐朝学习汉语和儒家第11期2003年11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1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Vol 111Nov 12003经典,儒家思想更逐步渗透到思想、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

朝鲜历代文学著作都贯穿着儒家思想。

七世纪,义慈王(641-661)整日纵情酒色,不问政事。

成忠直谏,身陷囹圄。

临终上《上义慈王书》:“忠臣死不忘君,愿一言而死。

”忠君报国是儒家之大德,以死来换取君王的悔悟,是臣下的天职。

文学作品歌颂忠君报国的英雄人物,其目的是为后世树立学习楷模。

在十六世纪末的壬辰战争中,面对倭寇的进攻,满朝文武,一筹莫展。

义兵将领高敬命率爱国义兵英勇抗敌,打击倭寇,和他的两个儿子战死疆场。

“公侯将相不可记,独使书生办此事。

男儿殉国古来有,父子三忠世无偶。

”诗人权一写下这样的诗句,无情地讥讽了国家危难时文武大臣的无能,热情地歌颂了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

体现了儒家一贯倡导的忠君爱国思想境界。

十七世纪左右小说出现,不论从小说自身形式还是小说的内容都体现了挣脱束缚,向往自由的倾向。

许筠的《洪吉童传》讲述了吉童从小遭受歧视,发愤读书,身怀绝技,后遭谋害,杀死刺客,远走他乡。

随入“济贫党”,杀富济贫,惩治贪官污吏最后听从父亲的规劝,接受了招安。

从这本早期小说中可看出,即使描述张扬个性、“犯上作乱”反传统题材,最终的结局还是听从父命,归顺朝廷,忠孝两全。

儒家思想以其自身的规劝自我克制,提倡个性收敛的特点,为朝鲜历代统治者推崇、采用和鼓吹。

不管是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战乱年代,还是国富民强的太平盛世,无论是对国家、家庭还是个人而言,外来的儒家思想都影响和控制着朝鲜的意识形态领域。

其次,在教育体制方面:在朝、中文学、文论研究中,我们发现,朝、中辐射影响的形成不仅是通过翻译、旅游、沙龙活动等形式形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特殊的“习得”方式实现的。

这一直接方式构成“植入式”辐射影响。

“习得”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一般的辐射点是单一的、个体的,而“习得”除有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因素外,是有自身系统和体制的。

据《三国史记》,唐文宗时(829-840),新罗曾派百余名留学生到唐朝留学。

留学生回国后,把汉语文字,唐宋诗文、儒家经典直接植入本国土壤,凡诗必称唐宋。

不仅如此,朝鲜统治者还承袭中国的教育体制。

在七世纪左右,新罗就采用”读书三品科”的制度选拔人才,其标准是对汉文典籍的通晓程度和汉文的写作能力,以其学问的高低和汉语熟练程度决定官职。

十五世纪李朝时期,为培养官吏,加强统治,十分重视学校教育。

当时上有培养文臣武将的“两班”教育,全国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南学等所谓四学,开设课程自然是儒家经典。

通过知经书,达礼教,传播儒家思想,实现意识形态的控制教育。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官吏。

李朝时期还整顿了汉学为内容的科举制度,在任用文、武官时重视文、武科的考试。

文科的考试包括儒家经典的解释,有关现行政策问题的论文以及各种形式的汉文诗。

总之儒家思想是当时朝鲜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经典是朝鲜社会的主要教育内容。

科举制度是选拔各级官吏的重要途径,汉学在社会上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

再者,语言和文字方面:应该说中国的语言、文字对朝鲜文学、文论的辐射影响是全方位的。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很早汉文就传入朝鲜。

尽管传入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详考,但据《三国史记》中的《高句丽本记》有“国初始用文字”的说法。

在高句丽初期,还出现了以汉文写成的长达一百卷的《留记》。

可见高句丽在一世纪就已经开始使用汉文了。

不仅如此,朝鲜历代统治者重视汉文,轻视本国语言,汉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朝鲜唯一的书面文字。

到了十五世纪,由于社会发展,民族意识的增强汉文字已不能满足朝鲜语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的需要,这时朝鲜本民族的文字才应运而生,由世宗同成三问、郑麟趾,申叔舟、崔恒等一批学者在1444年完成了创制朝鲜表音文字“训民正音”。

尽管有了本民族语言并开始在民间流传,但是上流社会的官方语言仍然是汉语。

在诗歌创作中,唐诗宋词仍然是朝鲜士大夫们学习的楷模。

讲究音韵格律、注重意趣,而格律、意趣的标准是唐人的诗。

任王景在《玄壶琐谈》中有这样的评论:“驴背春眠稳,青山梦里行。

觉来知雨过,溪水有新生。

”此一绝未知谁作,而世称绝佳。

余以为不然。

“雨过”而有水声,则雨之暴也。

遇暴雨而不觉,犹作驴背之梦,语不近理。

唐人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趣真而语得自成韵格,诗当如此也。

除了诗歌本身受唐诗、宋词的影响之外,文论著作也也不例外。

唐司空图《十四诗品》和宋严羽《沧浪诗话》两本著作对南龙翼的《壶谷诗话》有明显的辐射影响。

《壶谷诗话》对一百多位朝鲜诗人作了评论。

如:“曰丽代之隽者,如朴小华(寅亮)之丰亮、郭真静(舆)之玄阒、金文烈(富轼)之矫健、林西河(椿)之奔放……”概括精炼,言简意赅,对诗人的创作风格进行较好的评价。

两个字的简括评论很容易使人想到刘勰对三国和两晋诗人的评论:“……仲宣靡密166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11期……伟长博通……景纯奇巧……彦伯梗概……”(《文心雕龙》诠赋)中国文论中的很多文论话语直接被借用于朝鲜文论。

这些借用文论话语不仅思维方式相同,评判结构相通,而且审美志趣一致,最终成为朝鲜文论话语。

中国人讲“气”它是万物之原,性灵所钟。

天地人有灵气,诗文也不例外。

“文以气为主”(魏文帝《典论论文》)是中国主要文论话语之一,气的作用常常用来讨论作家和作品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评论它们的价值、地位、作用。

金万重的《西浦漫笔》称“司马迁韩愈之文,屈平之骚,杜甫之诗,是皆具四时之气焉,不然不足为大家”。

南龙翼《壶谷诗话》评“李芝峰一生攻唐,闲谈温雅,多有警句,而所乏者气力”。

这就是所谓的“气韵说”。

此外还有“天机说”,陆机认为,作家只有在“天机骏利”时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

每当天机开启时,文思就会“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而“通塞”的感受,“非余力之所戮”。

金得臣在《终南丛志》中有同样的论述:“凡诗得于天机,自运造化之功者为上。

”他认为,得天机者“此则世不多有,其次学唐宋者各得其半……。

”写诗作文如此,欣赏诗文亦然。

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从老、庄开始就提倡自然、含蓄。

大音无声,大象无形是美的最高境界。

唐诗宋词延续了清新典雅的风格。

李白诗句透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香,司空图的诗论道出“浓尽必枯,淡者屡深。

”的意境。

朝鲜文论一样推崇“含蓄说”,《小华诗评》中有这样的评论:“凡为诗,意在言表,含蓄有余为佳,若语意呈露,直说无蕴,则虽其辞藻宏丽侈靡,知者固不取矣。

”《惺叟诗话》评思庵之挽成中溪一绝“世外云山深复深,溪边草屋已难寻,拜鹃窝上三更日,应照先生一片心”时,认为是“无限爱伤之意,不露言表”的一品诗。

金沧江的《韶护堂集》谈到格调时说:“阮亭诗,以无味为味,无工为工,平易之中,有天然神韵之跌宕,司空图表圣所云,‘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