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杂文的思想和美学风格［内容摘要］鲁迅杂文，是他毕生业绩的主要表现，既是战斗的匕首，也是艺术的珍品。

杂文，这种中国早已有之的文学体裁，一到鲁迅手里，不但思想内容有了全新的意义，而且艺术形式也有了独特的创造。

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爱极而愤的民族豪情，赋予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简洁凝炼的语言，丰富活泼的体裁，讽刺比喻的妙用，又使其艺术形式巧夺天工。

其作品从各个方面反映了鲁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斗历程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贡献。

［关键词］杂文思想美学风格一、鲁迅杂文的思想鲁迅杂文，不仅是我们运用祖国语言文学的典范和学习写作技巧的楷模，首先是进行思想教育的绝好教材，特别是贯穿其中的鲁迅战斗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对我们现代人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情操必将产生特殊的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鲁迅一生共写杂文六百余篇，计一百余万字。

这些杂文，展现了从辛亥革命前至抗日战争这三十多年中国的历史潮流，其间每一时期的生活和斗争，社会面貌和思想文化战线的波涛，都在鲁迅杂文中留下了印迹；从这意义上说，不懂得鲁迅的杂文，就不懂得中国的昨天。

鲁迅杂文，又展示了鲁迅作为文化革命的主将，以杂文为武器，在思想和文化战线上向敌人冲锋陷阵的光辉战绩；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懂得鲁迅的杂文，就不懂得鲁迅战斗的一生。

（一）与封建主义彻底斗争的精神五四退潮时期，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伟大的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阵营，一方面是依附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反动资产阶段。

这种新的反动思想披上了欧化或所谓五四化的外衣，充当反动统治者的帮凶。

这时期鲁迅杂文的火力便集中于这些军阀官僚及其叭儿狗身上，或冷嘲热讽，或大声疾呼，或巧妙譬喻，无情揭露了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封建妖孽和洋场恶少；反对中外反动派及其叭儿狗对爱国青年的诬陷与残杀；反对尊孔读经的封建复古派、“国粹主义者”；反对自由主义，主张打落水狗等。

其中《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对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站在反动军阀一边的无耻文人的讥讽和抨击，为当时中国思想斗争史保存了珍贵的文献；而对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与反动派英勇争的爱国青年，予以热情讴歌。

《论雷锋塔的倒掉》一文，则表现了鲁迅“催促新的产生，对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的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四一二”政变后，鲁迅身处逆境，但面对反革命的军事和文化“围剿”，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运用杂文为“匕首”和“投枪”，自觉地英勇地与敌人展开坚持不懈得不妥协战斗。

这一时期的鲁迅杂文，有的记录了大地主大买办集团媚外独裁的历史，可耻的不抵抗主义，如《“友邦惊诧”论》，《中国人夫掉自信力了吗》等；有的淋漓尽致的勾画出各式各样奴才的嘴脸，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拿来主义》等；有的悲愤深广的控诉了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如《为了忘却的记念》；有的用阶级观点剖析批驳地主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如《文学和出汗》，有的透辟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如《中国人大掉自信力了吗》，《拿掉主义》、《人生识字胡涂始》、《答北斗杂志社问》等。

（二）“爱极而愤”的爱国主义精神鲁迅用他高超的“显微镜”照出祖国母亲身上种种病灶和隐患。

但是他针砭的矛头，从未指向过母亲本身。

他深恶痛绝而予以挞伐的，只是那群寄生于母亲身上的毒菌和害虫一一形形色色的敌人及其走狗；鲁迅用他犀利的笔戳穿一切“瞒和骗”的把戏，目的正是为了让母亲从灾难中解救出来；他有时也对人民群众中的某些落后现象进行严肃的批判，目的也全在于此。

可见鲁迅揭露和批判旧中国的种种弊端，他彻底的战斗精神，正是他“爱极而愤”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其实，鲁迅写作杂文的动机，一直可以追溯到他青年时代“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热忱。

正是处于这种爱国主义的动机，鲁迅一直在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他所以要研究以民族心理弱点为特征的国民问题，其积极目的乃在于改革，在于复兴和改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当在电影上看见日本人杀中国人,而周围竟有一大群前来鉴赏杀头“盛举”的中国人的情景，他痛切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终于领悟：革命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毅然弃医从文，走上了“精神界之战士”的道路。

正是基于这种深沉热烈的爱国主义，尽管鲁迅作品涉及到许多阴暗和丑恶，但他从不危言耸听的把中国描写成一团漆黑，也从不悲天悯人地慨叹中国无望；相反，他总是在揭露黑暗的同时寻找光明，在抨击丑恶的同时歌颂美好和崇高。

尤其是当他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后，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注入了崭新的内涵，对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力量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和估计。

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力了吗》一文中满腔热情地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千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爱之深，恨之切，爱与恨的交织为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提供了坚实基础,促使和推动他在爱国主义的实践中和不懈的战斗进击中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但绝不停留于不满和抱怨，而是奋起参加“破毁铁屋子”的战斗：他“俯首甘为孺子牛”，但也不仅止于激动和祝福，而是以身许国，投身现实，“上下求索”。

鲁迅杂文中的战斗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内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却滋养过我们许多革命前辈；哺育过许多知识分子；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他一定仍然会给我们以滋养心灵的巨大力量。

二、鲁迅杂文的美学风格在鲁迅杂文作品中，除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外，还有极富特色的美学风格。

（一）构思巧妙，运笔奇特，谋篇布局，起承转合，手法灵活，挥洒自如，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整体上又显得鲜明活泼，色彩斑斓，虽然不拘一格，但却卓然自立。

（二）调动一切手段，采用多种体裁，展示杂文这一文体的丰富和多样性。

诸如短评、杂感、随笔、札记、絮语、剪报、书信、日记、对话。

乃至诗歌和墓志铭之类，凡对可用之体式，无不结合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或加以承袭改造，或化腐朽为神奇，最终目的和效果，则是立论深刻，主旨鲜明，既有理性的说服力，又有艺术的感染力，观点与材料得以有机结合，内容与形式也获得完美统一。

如抒情的杂文《长城》《夜颂》，叙事的杂文《记“发薪”》，《阿金》，时评性的杂文《“友邦惊诧”论》，《战略关系》，短评式的杂文《论人言可畏》，随笔式的《看书琐记》，絮语式的《半夏小集》，日记体的《马上支记》等。

这些不拘于任何既定的格套，驰骋自如，充分展示了这一文体的多样性。

（三）讲究语言艺术，除了整体上的简洁精炼，明快，通晓，流畅之外，又注重恰到好外地动用多种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喻新奇独特，妥贴，让形象本身来说话。

如鲁迅在1925年前后对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比喻为例，就有“媚态的猫”，“比它主人还严厉的狗”，吸人血前还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的蚊子”，“虽然是狗，而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的叭儿狗等比喻精彩妥贴。

而其中的讽刺艺术，又臻于炉火纯青的地步，妙手著文，涉笔成趣，配之以尖锐、警策、辛辣、刻薄的言辞，再杂之以轻松、幽默、含蓄乃至漫不经心的笔调、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具有如郁达大所说的“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①的艺术功力。

（四）以某种特殊的方法创造典型形象，即使得被议论、评述、揭示、描摹的事物带有某种体现出普遍性的概括意义的特征。

这里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砭锢弊常取类型”②，从事实材料的深刻的开掘中提炼出最具本质特征的东西并加以放大、凸现。

第二种类似取法小说创作，从具体的，细小的乃至是普通习见的东西入手作揭示，实质成为完整的典型形象的特写镜头，而若干篇合起来，。

则呈现出典型形象的完整性，如作者自己所说：“我的杂文，所写的通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己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③。

当然，鲁迅晚年杂文的某些篇什的笔法显得过于隐晦曲折，以致使得“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④。

但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如毛泽东所说：“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⑤。

然而即使如此，这种鲁迅杂文笔法的特殊性，仍然是构成整个鲁迅杂文的美学风格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五）关心社会，面对现实敏于发现，勤于思考的风格。

杂文是特别富于战斗性的文体。

它不应偏于写花鸟虫鱼，风花雪月，使杂文成为供人消遣的小摆设；它必须更多的关心社会，关心时代，对现实做出敏锐的反应。

鲁迅杂文便以极其丰富广泛的题材，充分反映了近代现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涉及语言、文学、艺术、政治、教育、历史、考据、宗教、人物，出版及自然科学诸领域，论及上至国家内政外交，社会改革，民族复兴，下至儿童玩具，弄堂生意，图书发行诸问题，堪称“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鲁迅杂文题材所以这样广泛多样，是为了多侧面的反映现实的需要，从而也反映了作者巨大的政治热情，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积极关注，对改革中国社会的迫切愿望。

作为一个战斗的作者，鲁迅自觉的意识到，杂文应当以社会批评为主要内容。

他反对所谓能“洞见三世，关照一切”，“发大慈大悲”宗教式的伟人，而决心在地上救小创伤，因此他的注意力更多的投向当时的现实，使其杂文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征，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因而也更具有战斗性。

鲁迅终生十分关心时事。

不少杂文题材往往直接取材于报上的新闻和社会轶事，有时白天看到或听到什么消息，当晚便做出反应。

1924年9月，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塔倒掉了，中外舆论大哗。

鲁迅即就此事写下《论雷峰塔的倒掉》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两篇杂文，围绕倒塌事件反复议论，深入开掘，借题发挥，对顽固维护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权势者以有力鞭挞，对仇视革命，抱残守缺，只知“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的守旧势力的深刻揭露，体现了作者轰毁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强烈热忱。

写于1931年12月的《“友邦’晾诧”论》则是一篇十分尖锐深刻的时事短评，是针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电”和《申报》的消息而生发的。

报纸是人们每天接触的，生活中的事件也有时发生，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中引起感受，进行反思，也不是每个作者都会感到有东西可写。

很关键的一点，是人们对社会有无饱满的政治热情，对生活有无高度敏感，是否具有善于发现的眼光。

鲁迅正是以其敏锐的目光和过人的洞察力，使一则广告，一条新闻，一幅封面，一件轶闻，信手拈来，皆成文章。

不仅要善于观察，敏于发现，还要勤于思考，勤于思考是有所发现和创新的前提。

鲁迅有不少杂文是从某些人们习以为常，不以为然的社会生活小事谈起，用他独具的慧眼和卓异的见解，阐幽表微，从中开掘出令人深省的东西，生发成一篇篇人人眼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一小见大”的“鲁迅式”杂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