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霍克海默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对当代科学来说似乎相当容易回答。
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理论是关于某个主题的命题总汇；这些命题之间紧密相联，有几个是基本命题，其他命题由基本命题推出。
与派生命题相比，基本原理的数目越少，理论就越完善。
理论的真正有效性取决于派生的命题是否符合实际。
如果经验与理论相互矛盾，其中之一必须重新加以检查。
不是科学家未能正确地进行观察，就是理论原理出了毛病。
因此，就其与事实的关系而言，理论永远是一个假说。
如果理论的缺陷在我们加工材料的过程中开始显现出来，我们就必须准备改变理论。
理论是储备起来的知识，它采取一种有助于使它尽可能准确地描住事实的形式。
彭加勒把科学比作一所必须不断扩充的图书馆，它通过提供新材料来扩大知识。
数学物理学—一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理论——整理目录；若无目录，我们就无法利用图书馆的富藏。
“这就是数学物理学的作用。
它必须指导概括，以便增加那种我刚刚称之为科学的产量的东西。
”一切理论的一般目标都是成为一种不局限于特殊论题、包括一切可能对象的普遍系统的科学。
从相同的基本前提推出特殊领域的原理的工作正在摧毁学科间的藩篱。
为分析无生命的自然而制定的概念工具，同样也用于对有生命的自然的分类；而且，一旦掌握了那个工具的使用方法，即掌握了推导规则、符号和把推出的命题与可观察的事实进行比较的方法，任何人都能随时使用那个工具。
不过，我们现在离这样一种理想状况还相当遥远。
大体说来，这就是关于“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几乎受到公认的看法。
它的起源恐怕与现代哲学的开端一致。
笛卡尔科学方法的第三条准则是决心：按照次序引导我的思想，以便＼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到对复杂的对象的认识，即便是那些彼此之间并没有自然的先后次序的对象，我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
应该把数学中通常进行的推演应用到一切科学部门。
世界的次序要由演绎的思想锁链把握。
思想演绎推理的长链本身简单容易，几何学家使用它们，以便完成最困难的论证。
它们使我想到，人类认识范围内的一切事物很可能是以同样的方式相互联系起来的。
而且，只要我们避免把并不如此联系的事物当作是真的，只要我们保持必要的次序以便从一个结论推出另一个结论，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遥远得无法达到的东西，也不会有深奥得难以发现为东西。
逻辑学家要么把作为推论起点的最普遍的命题认作是经验的判断，认作是归纳（正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那样），认作是不证自明的洞见（象在理性主义者和现象主义学派那里一样）；要么把它看作是任意的公设（象在现代公理方法那里一样）：这取决于逻辑学家本人的一般哲学观点。
在当代最先进的逻辑（胡赛尔的《逻辑研究》即是代表）里，理论被定义为“一个封闭的科学命题系统整体”。
完备的理论是“一套系统地联结起来的命题，具有系统一致的推演形式。
”科学是“某种命题总体…，它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从理论工作中产生出来。
根据那些命题的系统次序，某个对象总体得到定义。
”任何理论系统都必须满足的基本要求是它的所有部分都应该紧密相联，没有冲突。
在魏尔看来，和谐是理论的必要条件，它包括无矛盾和无多余的东西这些对可观察现象没有影响的纯粹独断的因素。
就这种关于理论的传统看法表现了一种倾向而言，它倾向于纯数学的符号系统。
在理论的要素中，在命题的组成部分中，经验对象的名称变得越来越少，而数学符号则越来越多。
逻辑演算本身甚至已经合理化到了如此程度，以至理论形成至少在自然科学内部的大量领域里变成了数学构造的事情。
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也试图学习那些取得了巨大成功的自然科学的榜样。
那些更多地取向于研究事实的社会科学学派与那些比较注重原理的学派之间的差别，跟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并没有直接关系。
在一切有关社会生活的学科里勤奋地搜集事实、收集与问题有关的大量细节、通过细心设计的问卷及其他手段进行经验的调查（这是学术活动、尤其是斯宾塞时代以来盎格鲁一撒克逊大学里学术活动的主要部分），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外表上很象由工业生产技术支配的社会生活的其余方面。
这样的研究方式似乎极为不同于空想的学者对抽象原理的阐述和对基本概念的分析，而这种阐述和分析却正是一部分德国社会学的典型特征。
然而，这些分歧并不意味着思想方式上的结构性差异。
最近，当代社会所谓的人性研究（精神科学）只有起伏不定的市场价值，它一定会模仿比较成功的、实际价值不成问题的自然科学。
事实上，各种不同的社会学学派无疑具有相同的关于理论的概念，这与自然科学中的理论概念一样。
对于业已得到详尽阐发的理论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经验取向的社会学家和他们那些理论取向的兄弟们具有相同的看法。
当然，前者相信，鉴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科学的现状，必须把一切探讨普遍原则的活动看作是游手好闲、懒散成性。
如果要做理论工作的话，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地着眼于事实；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出现综合性理论陈述的思想。
这些学者十分迷恋精确表述方法，尤其迷恋数学方法；这些方法与上面描述的关于理论的概念特别相似。
他们反对的与其说是理论本身，不如说是那些对经验科学问题没有亲身体验的人在神经错乱的情况下编造伪理论。
一旦我们把社区与社会（滕尼斯）、机械的一致与有机的一致（杜尔克姆）、或文化与文明（韦伯）等区别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形式，并试图把它们应用到具体问题上，它们马上就会表明自己的价值是可疑的。
就当今的研究状况而言，社会学必须采用的方法（它已被证明）是：从对社会现象的描述艰苦地上升到对它们的详细比较，然后才能形成一般概念。
因此，恪守传统的经验主义者有可能说，只有完全的归纳才能提供一个理论的基本命题，而我们现在远没有作出这样时归纳。
他的反对者宣称他有权利使用不太依赖材料收集方面的进展的其他方法来构减主要范畴和看法。
例如、杜克海姆赞同经验主义学派的许多基本观点，但在论及原理时，他却选择了不完全的归纳过程。
他指出，根据纯粹的经验材料不可能对社会事件进行分类，调查也不能使期望做到这一点的分类变得更加容易。
它［归纳〕的作用是使我们掌握参考点；除了那些给我们提供这些参考点的观察材料之外，我们能够把其他观察计料都归到这些参考点之中。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不能根人人各异的全部经验材料进行归纳，而必须根据少数精选的材料进行归纳……这样的归纳会使观察者省去许多步骤，因为它能给观察者作向导……所以，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分类排选出最根本的特征。
不管基本原理得自选择还是得自直觉或纯粹的约定，它们在理想理论体系中的作用都没什么不同，因为科学家一定要把程度不等的普遍命题（作为假说）应用到全新的事实上。
现象学取向的社会学家实际上也会声称，一旦弄清了根本规律，每个特殊事例无疑会诠释那个规律。
但是，不管我们在具体情况下处理的是正在讨论的本质的实例，还是一个与此有关的本质的实例，不管我们面临的是一种类型的拙劣例子，还是另一种类型的精彩例子，一旦出现了疑问，根本规律的真正假说性质就表现了出来。
一方面，永远存在着概念地表述出来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永远存在着归属于那种知识的事实。
这种归属，在简单知觉或事实证据与知识的概念结构之间建立起关系，就叫做理论说明。
在这儿，我们不需要涉及各种分类的细节；仅仅简要地指出传统的理论概念如何处理关于历史事件的说明就够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清楚地表现在爱德华·迈尔和马克斯·韦伯的争论之中。
迈尔认为，假使某些历史人物没有作出某些决定，他们引起的那些战争是否迟早总会爆发这个问题，是没有根据的、回答不了的问题。
韦伯试图证明，如果这个问题确实是没有根据的、回答不了的问题，那么，历史说明就根本不可能了。
他根据心理学家冯·克里斯和法理学、国民经济方面的专家梅克尔、利夫曼、拉德布鲁赫等人的理论，发展了“客观可能性理论”。
对韦伯来说，历史学家的解释类似于刑法学家的解释，它的基础不是对一切有关事实的尽可能完全的枚举，而是建立在那些影响历史连续性的事件要素和特殊的、决定性的事件之间的联系上的。
例如，断定战争产生于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政治家的政策这个判断，在逻辑上就假定了下面这一点：假如没有这个政策，某些其他结果就会随之而来。
如果有人坚持张历史事件之间的某种特殊因果联系，那就必然包含这样的意思：假如没有那种因果联系，那么，根据支配经验世界的规律，就会有另一种结果继给定的事件出现。
这里的经验规律，不外是对我们关于经济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相互关系的知识的系统表述。
我们借此重建可能的事件进程，超出事件本身，达到会起解释作用的东西。
因此，我们是靠应用于特定情况的条件命题进行工作的。
如果已知事实a、b、c、d，那么我们必定期待事件q的出现；如果缺少d，就期待事件r；如果增加g，就期待事件s，如此等等。
这种计算是历史的逻辑工具，就象它是科学的逻辑工具一样。
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就是以这种方式制作出来的。
因此，各个领域的科学家认为是理论的本质的东西，事实上符合于他们给自己提出的直接任务。
操纵物理自然和操纵经济社会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如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
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进步与科学研究的这种功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方面，它用事实丰富了那种能够实际应用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它使已有知识的使用成为可能。
毫无疑问，这样的工作是那个社会物质基础持续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但是，关于理论的概念被绝对化了，就好象它根据的是知识本身的内在本性、或要由某种历史之外的东西来证明、并因此而成了具体化了的意识形态范畴似的。
实际上，有助于更新现存知识的大量新发现的实际联系，以及这种知识对事实的应用，都不能由纯粹逻辑的或方法论的根源推出，而只能在现实的社会过程中加以理解。
当某一发现引起现有观念的重构时，这就不仅仅是由于逻辑的考虑，或更具体地说，不仅仅是由于那个发现与现有观点的个别要素之间的矛盾。
如果这个矛盾是唯一真实的争论问题，我们就总能想出进一步的假说，避免改变理论整体。
实际上，新观点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即使科学家本人只由内在动力推动就改变了他的观点，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在最有影响的非科学因素中，现代知识论者虽然最重视天才和偶然事件的作用，但他们也不否认历史环境的重要性。
例如，到了17世纪，人们不再通过补充性的解释，而是通过恰当地采纳哥白尼体系来解决传统天文学碰到的难题。
这个变化之所以发生，并不仅仅是由于哥白尼理论的逻辑性质，例如，并不仅仅由于它更简单。
如果这些性质被看作是优点，这个事实正好说明了那个时代社会行为的根本特征。
那种在16世纪很少被人提起的哥白尼主义，现在竟成了革命性的力量：这是机械主义思想借以达到支配地位的大的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
但是，当前社会状况对科学结构变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哥白尼体系那样的综合性理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