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人生价值观，道德价值观何淼本章结构框架第一节天人关系上的价值取向1 、价值观是一种评价性的观点，它既涉及现实世界的意义，也指向理想的境界。

不同时期的文化创造，总是受到特定的价值观的范导，文化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价值理想的外化和对象化。

价值观在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

2 、从儒家的价值取向分析，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而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

3 、注重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

天即广义的自然，人即人的文化创造及其成果。

天人关系是一种价值关系，天人之辩是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逻辑起点。

4 、原始儒学的核心观念是“仁”，即爱人。

5 、儒家对主权职能的理解，往往与天命的观念纠缠在一起。

6 、儒家的仁以孝悌为本，更多地受到宗法血缘关系的制约；墨家则主张“兼爱”，它超越了宗法关系。

7 、道家认为自然本身是一种完美的状态，无需经过人化的过程。

强调无以人灭天，有一定的价值。

8 、命力之争作为天人之辩的展开，核心是人的自由问题。

9 、道家强调主体在世的原则是“无为”。

10、墨家提出非命论，认为人应该抗争。

11、广义的天人之辩还涉及天性与德性的关系问题。

12、儒家强调人与兽的区别，要求由野而文；道家则将同与禽兽视为至德之世。

第二节群己关系上的价值取向1 、儒家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上，主张修己以安人，即自己要加强修养，在此基础上，要成就他人，成人要成为自我完善的一个部分。

2 、群体原则体现于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和”的要求。

3 、道家对个体生命和自由给予更多的关注。

将自我认同提到了突出地位，老子指出：自知者明。

第三节义利、理欲关系上的价值取向1 、辨析义利，是儒家的重要特点。

儒家主张，义以为上，同时，也肯定利的合理性。

2 、功利意识的过分压抑，容易弱化社会的激活力量，因此，儒家以道义原则抑制功利原则，是明显地有着负面导向作用的。

3 、从价值观上看，义利之辩首先关联着道义原则与功利原则，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4 、墨家重义的外在价值，认为义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能带来功利的效果。

义，利也。

5 、法家赋予功利原则以更极端的形式，认为追求功利，是人的本性。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利益为纽带的。

6 、义与利的关系进而展开为理性要求与感性需要的关系，即所谓的理欲关系。

第四节人格理想与价值目标1 、人格的完善，是儒家基本的价值追求；儒家的价值理想，最终落实于人格理想。

2 、儒家注重的是人格的内圣的规定。

内圣首先表现为善的德性，而善又以广义的仁道精神为其内容。

3 、仁首先表现为对人的尊重、关心、真诚相待；此外，“克己”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仁的要求。

4 、儒家认为，仁和知总是联系在一起，无知则不仁。

5 、从人格取向上看，儒家在内圣之外又讲“外王”，即治国平天下的事功。

6 、儒家将仁与知规定为理想人格的双重品格，由此而确认了仁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

7 、相对于儒家的善，道家更多地强调理想人格要有真的品格，其人格典范被称之为真人。

8 、道家以为，人格的真首先表现为合于自然，达到逍遥之境。

9 、道家以为，以仁德规定人格总不免走向外在的矫饰，甚至形成人格的二重化。

总述：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历史发展中，通过对天人、群己、义利、理欲等关系的规定，逐渐展示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并在儒、道、墨、法、佛诸派的价值原则中取得了自觉的形成。

以儒家的价值原则为主导，不同的价值观念相拒而又交融，相反而又互补，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的价值系统。

通常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重人伦而轻自然、重群体而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特点，这主要是就儒家的价值取向而言，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整体系统分析，我们则不能忽略其中所包含的多元价值取向，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紧张和内在关联、互补的关系。

本章即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作一整体的逻辑分析，以便了解它的多方面的内容，同时也更准确地把握它的思想核心。

陈天心道德的价值观--1天人之辨主要在主体（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上展开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由天人之际转向社会本身，便涉及到了群己关系。

作为主体性的存在，人既是类，又是个体，二者应当如何定位？这一问题将传统价值体系引向了群己之辨。

“修己以安人”——儒家儒家是最早对君己关系作自觉反省的学派之一。

按儒家的看法，每一个体都有自身的价值，所谓“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便是对主体内在价值的肯定。

从这一前提出发，儒家提出了“为己”和“成己”之说。

“为己”与“为人”相对。

所谓“为人”，是指迎合他人以获得外在的赞誉，其评价标准存在于他人，个体的行为完全以他人的取向为转移。

“为己”则指自我的完善，其目标在于实现自我的内在价值，即“成己”。

作为主体，自我不仅具有内在的价值，而且蕴含着完成和完善自我的能力。

儒家所理解的“为己”和“成己”，主要是德性上的自我实现。

在儒家看来，无论是外在的道德实践，还是内在的德性涵养，自我都起着主导的作用。

主体是否遵循伦理规范，是否按仁道原则来塑造自己，都取决于自主的选择及自身的努力，而非依存于外部力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强调求诸己，而反对求诸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论语·卫灵公》）儒家的重要经典《大学》进一步以自我为本位，强调从君主到普通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儒家的上述看法，从道德涵养的目标（“为己”、“成己”）和道德实践、德性培养的方式上，对个体的价值作了双重肯定。

在儒家看来，自我的完善并不具有排他的性质，相反，根据人道的原则，个体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应当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意愿，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表明了这一点。

如上价值原则往往被更简要地概括为成己而成人：一方面，自我的实现是成人的前提；另一方面，主体又不能停留于成己，而应由己及人。

后者的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自我完善的更深刻的内容：正是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自我的德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完成。

“成己”与“成人”的联系，意味着使个体超越自身而指向群体的认同。

事实上，在儒家那里，成己往往以安人为目的，孔子便已提出“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的主张。

“修己”即自我的涵养，“安人”则是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

道德关系上的自我完善（“为己”），最终是为了实现广义的社会价值（群体的稳定和发展）。

后者所确认的，乃是一种群体的原则。

这种原则体现于人和人的关系，便具体化为“和”的要求。

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等等，即表现了这一价值取向。

“和”的基本精神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

从消极方面看，“和”意味着化解人间的冲突与紧张，消除彼此的相争；就积极方面看，“和”则是指通过共同的理想和相互沟通，达到同心同德，协力合作。

这种“和”的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群体认同的更深刻的意蕴，是一种责任意识。

按儒家之见，作为主体，自我不仅以个体的方式存在，而且总是群体中的一员，并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

他固然应当“独善其：身”，但更应“兼善天下”。

在成己而成人、修己以安人等主张中，已内在地蕴含了这一要求。

正是在这种责任意识的孕育下，逐渐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传统，它对拒斥自我中心主义、强化民族的凝聚力，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个体生命与个性自由的关注——道家相对于儒家，道家对个体予以了更多的关注。

与自然状态的理想化相应，道家所理解的人，首先并非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而是表现为一个一个的自我，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道家将自我的认同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老子已指出：“自知者明。

”（《老子》三十三章）“自知”即认识自我。

它既以肯定“我”的存在为前提，又意味着唤起“我”的自觉。

在群己关系上，道家的价值关怀着重指向作为主体的自我。

儒家讲“为已”、“成己”多实际上已包含着对个体原则的确认，不过，儒家所谓“为己”、“成己”，主要是德性上的自我完成，即意味着自觉地以仁义等规范来塑造自我。

而在道家看来，以这种方式达到的自我实现。

并不是真正的自我认同，相反，它往往将导致对个性的抑制：“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

”“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庄子·骈拇》）如果说，仁义构成了自我的普遍的即社会化的规定，那么多与仁义相对的“性”则是指自我的个体性规定。

道家对仁义与性作了严格区分，反对以普遍的仁义规定、同化自我的内在之性，其侧重之点显然在自我的个性品格。

在道家那里，自我首先是一种剔除了各种社会化规定的个体。

作为从社会规范中净化出来的个体，自我不同于德性的主体，而主要展现为一种牛命的主体。

与儒家注重于德性的完善有所不同，道家对个体的生命存在表现出更多的关切。

在他们看来，个体之为贵并不在于其有完美的德性，而在于他是一独特的生命主体，对个体价值的尊重，主要就是保身全生。

道家对个体处世方式的设定，正是以此为原则：“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庄子·养生主》）不是德性的升华，而是生命的完成，构成了自我首要的价值追求。

为了“养其身，终其天年”，主体即使“支离其德”（德性上不健全），也应给予理解和宽容（《庄子·人间世》）。

除了生命存在之外，自我还具有独特的个性。

道家反对以仁义易其性，便已蕴含了对个性的注重。

在道家看来，仁义等规范所造就的是元差别的人格，而人性则以多样化为特点。

道家对逍遥的追求，实际上已包含着崇尚个性的价值取向。

在他们看来，逍遥主要是一种精神境界，其特点是摆脱了各种外在的束缚，使个体的自性得到了自由的伸张。

道家的这种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晋时期，嵇康、阮籍等反对以名教束缚自我，要求“舒其意，逞其情”（阮籍：《大人先生传》），其中的基本精神，就是道家注重个性的原则。

他们正是以逍遥作为自己的理想：“谁言万事难，逍遥可终生。

”（阮籍：《咏怀诗三十六》）李贽在晚明提出性情不可以一律求，反对将自我的精神世界纳入单一的纲常规范，也表现了对个性原则的注重。

过分强化群体认同，往往容易忽视个体原则，并导致自我的普泛化。

相对于此，道家关注个体的生命存在和独特个性，无疑有助于抑制这种趋向。

不过，由于过分强调自我认同，道家又多少弱化了群体认同。

他们强调保身全生，固然肯定了个体的生命价值，但对个体承担的社会责任却不免有所忽视。

在反对个体普泛化的同时，道家也排斥了兼善天下的社会理想。

对个性逍遥的追求，使道家更多地转向了主体的内在精神世界，这种价值取向往往容易导向自我中心主义。

事实上，《老子》便以“成其私”（第七章）作为主体的合理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