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生活的变迁摘要:近代中国有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社会在家庭婚姻生活方面的变化是可以说是各类变化的一个集中体现。

家庭婚姻生活是社会生活构成的基本单位，家庭婚姻的变化可以深刻的折射出社会在经济，文化，价值观和政治方面的变化。

在近代，中国的家庭的生活由集体化走向私人化，由大家族走向小家庭。

因为独生子女问题而造成的核心家庭的合并与减少已经社会养老问题。

因为城市化和外出务工而形成的家庭搬迁和人口移动问题。

因为夫妻离婚率的升高而形成的家庭重组问题。

家庭收入变化带来的家庭物资生活的改变，已及未婚同居，同性婚姻，丁克一族，未婚生育等现象的产生。

关键词：家庭合并与重组家庭多次元化丁克一族择偶标准两性权力的变化亲缘单一化家庭复杂化正文：什么是家庭（family），学者有多种解释。

日本社会学者森冈清美认为：“家庭是以夫妇，亲子，兄弟姐妹等少数近亲的主要成员，因成员互相的深厚感情而结合的谋求福利的首属群体。

这样解释较为具有代表性，丛亲缘方面解释了何为家庭。

同时家庭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包含相应社会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

家庭的职能也包括：生育，生产，抚养等职能。

可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家庭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变化和扩展。

这张扩展和变化是横向和纵向的全方位多层次的。

中国的历史悠久，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深远。

在家庭伦理上面也是遵循着:“百善孝为先”的准则；恪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同时也是“孝父母，重生产”这些也都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家庭职能。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宗法制”来约束血缘姻亲家庭之间的关系，同时也维系这大家族的权威。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大宗可以命令和约束小宗，小宗必须服从大宗。

严格的大宗、小宗体系（同时大小宗地关系是相对的）。

宗法制保证了各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过分强调宗族、宗法观念，人为划分远近亲疏，又束缚了人的自主发展。

这中在“宗法制”可以说是封建统治时期的重要社会基础。

在“宗法制”的维系之下小家庭必须服从于大家族，自身的荣辱也系于整个家族身上，自身的最求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为了能入族谱，百年后可以的到家族祠堂的供养。

如果个人和家庭被驱逐出自己的家族，可以说是在封建时代最大的惩罚。

在家族宗法面前，小家庭收到了极大束缚，小家庭的私有空间被虚化，对个人的发展可以说是极大的束缚。

当代家庭在经历文化与思想的解放后，传统的“宗法制”逐步解体，家庭观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家庭的大家族观开始淡漠，小家庭的自我空间扩大自主性增强。

家庭与家庭间的亲缘性越来越淡漠，特别是在当今少子化的背景下。

更具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表明，中国适龄妇女的总生育率只有1.22.这意味着当今适龄妇女平均生育还不足两个小孩。

而在改革前这一数字还高于 4.同时这其中还有更加极端的例子，就是“丁克家庭”的出现。

夫妻双方都不要小孩，双方的自由度与不稳定性也大增。

在这种情况下的家庭，家庭夫妻的纽带关系变得不够牢固，使得这类夫妻的关系部够稳定。

在计划生育的政策背景下，普遍少子化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现象。

在少主化的背景下，家庭的亲缘关系进一步单一，当这一代独生子女长到的时候将没有，兄弟姐妹。

而他们的下一代，也许体会不到什么是“甥舅姑表，叔侄中堂”。

这可以说是一种判断是对将来亲缘单一化的最严重预估。

社会亲情也跟多的集中于姻亲相连的两个家庭之间。

在双方独身子女的背景之下，当两个独生子结合的时候。

就意味着两个核心家庭的合并，以及家庭核心的重组与兼并。

但这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双独夫妇在子女的姓氏，教育以及双方父母的养老方面会不可避免的存在分歧。

当双独夫妇也只抚育一个后代的话。

首先，子女如果单独跟随一方姓的话，这意味着另一方家庭原有姓氏的断代。

在当代，中国人都还比较重视自身家庭姓氏延续的传统下，这必将会导致当时双方的争论。

两个家庭的合并与重组也意味着双独夫妇讲面临着照顾4个长辈的责任，在当今中国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完善没有实现全民保障的基础背景下，这对双独夫妇将是巨大的经济负担。

双独家庭的结合造成家庭核心数的减少与合并，使得两个家庭三代人形成了“四，二，一”的模式。

从生产的角度出发双独夫妇要供应五个人，继续下去国家劳动人口的压力就很多了。

夫妻长辈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也会因过多集中而产生分歧，这一切都是破坏家庭与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

在当今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只有适度放开一胎化，才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帮助。

家庭环境的多次元化，两个核心家庭的合并也以为这姻亲双方亲缘体系的跟密切联系。

双方家庭环境的融合，家庭的关系也实现了垂向与纵向的全方位扁平扩展。

近些年来，中国夫妇的离婚率上升的很快。

中国民政部发布的“二零零九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共有一百七十多万对夫妻办理离婚登记，比上年同期增长10% 以上。

从绝对离婚对数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的离婚率正在呈加速攀升的态势。

经济发达地区离婚率更高，北京市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为39%；其次为上海，离婚率为38%；第三位是深圳，离婚率约为36%；第四位是广州，离婚率为35%；第五位是厦门，离婚率为34%。

离婚率的持续上升是中国单亲家庭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所使用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未支持该观点，1982年中国内地的单亲家庭率为12.59%，但离婚式单亲家庭只占0.38%，大多为分居式单亲家庭占9.26%，丧偶式单亲家庭次之占到2.95%；1990年单亲家庭率是7.58%，离婚式单亲家庭比例仍最低为0.53%，分居式单亲家庭还是最高。

总体不到1%的离婚式单亲家庭、增长了0.15个百分点，显然难以支持离婚率上升导致单亲家庭日益增长的观点。

况且，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分居式单亲家庭是单亲家庭的主体类型，但这种分居其实际是由于人户分离所致，与现实生活中的家庭结构关系不大。

在这些数据的背后是，离婚家庭的重组与财产分割。

当离异夫妇双方在组建他们的新家庭时，他们的子女面对的不在是传统上的单一家庭，而是几个家庭的组合，这样使得家庭关系复杂化。

近些年来，跨国婚姻的数量也增长的很快，在总量上也变得十分庞大。

这类婚姻使得不同人种，地区跨度很大的地区的两个家庭有了联系，这也使得当代中国婚姻的复杂性大大增加。

婚姻关系和亲属关系的多样化，会有未婚家庭、同居、事实婚姻、“丁克家庭”、离婚和再婚家庭，这是对传统婚姻的挑战；性别关系的多样化，同性恋家庭的出现挑战了传统的异性恋家庭，异性恋家庭中的双系并重，女方亲属关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家庭居住和功能的多样化，居住模式不同会造成家庭边界的模糊，等等，但家庭多样化的发展状况还缺乏相应的数据支持。

择偶标准的变化，传统中国的子女婚姻又父母长辈说了算。

讲究：“父母之命，媒灼之言”，需要的是“门当户对”。

在很大程度是当时双方在婚前的了解不够。

五四运动后“西风东渐”年轻一代追求的是自由恋爱，文明简约；要求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互助，但这一些也过多的是在年轻知识分子中实现。

1949年后，青年一代的择偶观，也是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的，也有经人结束的，当当时双方一般都对双方有的深入的了解。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徐安琪和李煜，对中国择偶标准的年代变迁、性别偏好和现实匹配进行了研究。

《中国婚姻质量研究》的抽样调查资料显示，被访在选择意中人时最为关注的是健康（60.9%）、老实可靠（53.4%）、性格脾气相投（47.0%）和温柔体贴（36.9%）。

随着年代的推移，人们不仅更关注学历、职业、健康、事业有成绩等隐性的能转化为物质的潜能，同时依然看重住房、收入、财产、积蓄等显性的经济实力，而且增幅甚大。

30年来择偶模式最为明显的变化有：（1）弱化了政治取向；（2）更加看重双方性情的相容互补；（3）提高的对社会经济条件的要求；（4）虽追求婚姻的稳定和长久，但对健康、老实和理想志向的价值取向日趋减弱。

对800名青年男女的调查还表明，男女两性都特别看重对方的孝敬和善解人意，此外，男性更看重女方的温柔体贴，而女性更看重男方的事业发展潜力、办事能力，还期望有健康的身体和豁达忍让的性格。

从总体上看，相似相容原则是两性的一致认同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代际关系的相容性替代了家境的“门当户对”成为重要择偶标准。

近10年来的择偶观变化更是巨大，物质金钱所考虑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拜金”与“物质女”也成了一种社会现象，以及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小三”“二奶”问题。

这些都可以说是传统择偶观与价值观的一种变质，这可以说是对传统价值观的一种践踏。

两性权力的变化，当今的两性关系更多的是一种趋于平等的关系。

在封建时代“宗法制”下，夫妻双方是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女子要讲究“三丛四德”；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女的品德、辞令、仪态、女红），女子可以说是其所属家庭核心男性的附属。

是典型的“父权社会”，家庭暴力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当今的“父权”残余也依旧存在。

家庭暴力发生率也很高，根据一项调查，中国家庭暴力发生率达35.7% 女性受害者占9成，可以看出女性是主要受害者。

近几个月来，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对其外籍妻子的家暴事件更是闹得沸沸扬扬。

中国法律在事实上规定了男女权利的平等，在总体上女性的权力地位在提升。

浙江社会科学院的王金玲研究员研究了中国家庭中性别权力方面的变化。

她利用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于1990年和2000年主持的第一、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指出，中国家庭出现了“妻权拓展”和“父权衰落”并行的趋势。

王金玲认为，家庭权力的这两个发展趋势，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加以考量，即婚姻维度、代际关系和个体维度。

（1）就“妻权拓展”而言，城乡都呈现出夫妻平权的家庭权力格局和态势，在“家庭日常开支决策权”、“购买大型商品决策权”、“孩子升学/就业决策权”、“买房/盖房决策权”、“从事什么生产决策权”、“家庭投资决定权”和“性权力/权利”诸方面都有所体现，在某些方面妻权的增长还高于夫权，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妻子性权力的状况，2000年数据显示：在“拒绝配偶性要求”上，女性比例要高于男性；（2）就“父权衰落”而言，主要通过家庭权力的代际分布来体现，总体而言，作为子代的女儿在初婚决定权和受教育决定权上有相当的掌控度，但作为子代的女儿、作为父代的母亲和作为本代的妻子所拥有的家庭财产权均较弱；（3）在“妻权拓展”和“父权衰落”的同时，个体的权利也得以彰显，这个通过“个人事务决定权”和“个人在家庭中地位的自我评价”来体现。

两性权力的变化，是建立在法律保障的基础上的，在社会的落实上更多的是女性在高级职业，高级职称中的实现中，在家庭决策中女性话语权在大部分家庭其关键性作用。

中国历史人文悠久，向来重视家庭，家庭对于个人的重要性放诸四海皆准。

中国近代的家庭结构功能的变迁，有进步，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