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法律思想法硕（非法学）王宁中国的法制建设从夏商的奴隶制开始历经封建君主专制等直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走过了几千年的风雨历程，其中儒家的法律思想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她滋养了中国的法律思想观念，并绵延影响至今，现在，我就儒家的法律思想在中国当代的影响做以简要分析。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就法律层面而言主要强调的是“德主刑辅”，这四个字体现了孔子对法律建设的关注，也体现了其法治思想的精髓。

主张以礼治国，寓法于礼；注重伦理纲常，维护等级特权；倡导德主刑辅，先教后刑。

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荀子也在此基础上把法家的"法治"思想纳入了儒家的思想体系，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主张，将礼法融合起来，使两者相辅相成的为统治阶级服务。

以德去刑，以仁去刑，而非以暴治暴，以刑止刑，其所侧重是违法与犯罪之防范，以道德教化来进行防范，本身就是法律向道德的转化，由刑辅德，为德治提供了硬性保障，这一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体现法律与道德之地位比较，更重要的是促成一种法律文化的形成，一种法律社会化的底蕴。

至西周兴“周礼”起，“礼”便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为当时所推崇，孔子大力倡导以“礼”治国，强调礼仪教化手段，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提，儒家所注重的“德治”和“礼治”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的法制建设造成了阻碍。

儒家伦理法强调“礼治”、“德治”,使法律有了人情味,却也因此失去了法律本身所应有的威信。

自孔子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说，孟子主张“舜应窃负而逃”以来,儒家的思想就开始蕴藏着私情与国法的冲突，亦或说是礼与法的冲突。

儒家法律思想的基本原则是三纲五常，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中国的血缘关系、宗族关系，家庭乃至家族的血缘背景就成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然而这种恻隐之心是根据亲疏关系而有区别的，爱人却不是平等之爱，爱有差别是儒家所提倡的，仁爱要讲究内外、亲近、远疏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血缘关系、家族亲情在不同的时空中便发展成了乡缘、业缘等关系，以人情为纽带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人情网，构成了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情社会，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的人，无一例外的都受到它的影响。

随着同学、朋友、同乡关系日益扩大,使人情不断泛滥。

人情就像腐蚀剂,大大败坏了法的威严。

使司法独立缺少必要的人文环境和支撑，法律在这张巨大的“人情网”中被逐渐扭曲了，以致有些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过分顾及人情，导致执法偏颇，使司法独立荡然无存。

而这种思想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滋生着甚至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

儒家认为的理想社会应是贵贱、亲疏、长幼都是有分别的社会，贵贱决定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中的地位和行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则是“亲亲”、“尊尊”。

按儒家礼的要求，“亲亲”即是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它是调整家庭关系的规范；“尊尊”其包含的内容更加广泛，不仅指家庭中要尊卑有别，更强调的是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尊卑不同的规范，按治国必先治家的道理，儒家实际上是将人们的血缘关系同政治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儒家所推崇的伦理道德、伦常纲纪是通过礼来维持完成的，认为“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这些礼的要求渗透在法律的各个方面，使法律的不平等差别对待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公平”，于是将“八议”制度入律，在法律上明确了贵贱不同罚，自此，历朝历代相沿不改，“八议”成为封建法典的最基本内容之一。

在现代，“八议”的影子还在司法审判中出现，甚至有人动用行政权力、人事权力对法官施压，影响案件的正常审理。

儒家的法律思想更重“义”轻“利”，“三封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正是这种重“义”轻“利”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中一直根深蒂固的印在人的心中，使得今人对自己合法权利的保护变得漠视，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更多的人想到的是“以和为贵”，因为儒家学说是以义务为导向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的设计中，历代儒家学者从规定个人义务出发勾划了每个人的社会角色，并制定了社会的行为规则。

“天人合一”，“义利相对”，“尊卑贵贱”，“知足忍让”，这一系列的价值取向规则决定了儒家将无讼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历代儒吏更是将“无讼”作为自己的重要业绩之一。

某地“十年无讼”，该地的官吏则要被认为教化有方，受到奖赏；而狱讼繁多则被视为治理无方，因此而自责。

为了追求“无讼”的治境，历代儒吏都向人们灌输贱讼的价值取向，把敢于诉讼的人说是“刁民”。

在儒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统治者压制诉讼，而百姓则从意识中鄙视诉讼，认为诉讼是对社会秩序的极大的破坏，而不是对自己切身权利的保护。

这样一来，从上到下都将诉讼视为洪水猛兽，避而远之。

除此之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个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他的思维、行动会受到传统礼教、家族、社会的层层束缚。

只有在这种束缚中安于现状，才是对他们自身利益的最有效保护。

一旦某个人打破了这种原有的和谐，受到损失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与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一个群体。

因此，当纠纷出现时，人们往往会选择有利于保护自己权利的方式去缓和纠纷，因此家族内部的解决方式必然兴盛，这种内部消化纠纷的方式既符合当时的社会习惯，又符合当时在社会上占传统地位的儒家思想价值取向，还被统治者所认可，是一种既能维护自己利益，又能被大众接受的最佳方式，而诉讼则只能退而求其次。

正是这样思想的保留使得中国的法律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儒家法律思想在人们心中的保留使得我国法律信仰产生了缺失。

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体在对社会法的现象理性认识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皈依感,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主体对法律全身心地认同和投入,是理性化了的法的激情和激情化了的法的理性。

这个定义指出了法律信仰的形成过程:社会主体参与,对法的认识、体验,形成理性认同。

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因素的变异,都会导致法律信仰难以形成,而一个没有法律信仰的社会,就无从谈起真正的法治。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有目共睹，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立法的数量、质量和法治调整的社会领域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人们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并没有随之确立。

当代中国法制建设面临这样的困境，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

就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来说,儒家所强调的宗法伦理精神渗透和影响着法的价值取向,形成以家族为本位的法的观念,并成为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核心。

中国的宗法伦理传统的核心是血缘、辈份的等序观念,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尊卑等级,特权优于普遍权、等级优于平等的等级精神;血缘胜于地缘的血缘精神;人们的家庭意识高于个人意识等。

在这种传统的渗透下,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平等观念被置于尊卑、亲疏之下,人们不仅不去积极地追求平等,反而视不平等为天经地义的事，一切冲突和纷争都尽可能用法律以外的伦理规范去解决。

对于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民众，这样的精神枷锁始终牢牢禁锢着法律信仰的发展。

信仰的危机使得我国的法制建设步履维艰。

儒家的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则必然有其魅力所在，但是，一味的推崇儒学就会进入一种误区，譬如，汉初的统治者完全放弃法家的思想，该投黄老学说门下，主张道家传统，主张无为而治，德刑并用。

作为后人，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法家之学还是黄老之术，都只能应一时之急、得眼前之利，无法长治久安，不是成熟的理论形态，所以他们都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但是我们也不能一言以蔽之的说儒学的无用，对儒学的全盘否认是一种认识上的绝对错误也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正如秦一统天下后，焚书坑儒，彻底放弃了儒家的伦理法律思想，而单纯以法家严格的法律来治理国家。

这一时期我国法律完全陷入法家严格而残酷的法律原则之中，儒家化几近灭绝。

然而历史却并没有青睐于大秦王朝，没有青睐于秦王朝所推崇的法家思想。

相反的是秦朝所采用的严酷刑法最终导致了它的灭亡。

可见，无视儒家思想或是只重其思想都是思想的误区，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淘汰。

只有礼法结合，以礼辅法，由法助礼，使礼在法的保护下得以树立，法在礼的推动下得以普及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法治，实现社会的和谐。

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法律思想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

在过去两千多年时间里,儒家法律思想的发展道路虽然相当曲折和坎坷,但其强大的生命力始终没有减弱过。

究其原因,儒家法律思想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中,儒家法律思想居于主流地位,为中国传统政治法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现代法治和德治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现代法制的建设,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由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种种原因，儒学或儒家思想，具有不可忽视的强大的适应性和渗透力，试图人为地加以一笔抹杀，既不明智，亦将无济于事。

诚然，儒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具有封建的本质属性，包涵着封建性的各种糟粕。

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正使我国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去纠缠于上面所述的那些陈年老账。

但是，作为历史研究，作为传统文化研究，特别是作为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之关系的研究，我们却不仅应当而且很有必要对于影响我国传统文化、包括法律在内的文化的至深且钜的儒学，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索。

因此，我们的态度理所当然地应当是、也只能是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批判继承，促进它的革新转化。

在法律上，同样必须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它进行深入的批判、探讨和正确评价。

所谓“取精用宏”，目的就在于使它为我们的现代法文化建设、亦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和法学服务。

论儒家法律思想姓名王宁专业法硕（非法学）学号 111124029指导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