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卷　第4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7月Vol.35　No.4 JOURNA L OF HENAN N ORMA L UNIVERSIT Y J ul.2008试析都铎时期英国贵族的转型蔡　蕾(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河南新乡453007)摘　要:都铎时期是英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

在经济和政治、王权和社会、主观和客观诸多因素的联合作用下,都铎王权与贵族的关系转变成为近代早期国家和贵族的关系,都铎贵族转变成为近代国家的“新贵族”。

这一时期,贵族仍然行使着传统的军事和政治统治的功能,但贵族的权力性质不同于以前。

他们代表的是国家的权威,行使的是君主赋予或者许可的权力。

在都铎和贵族的关系上,都铎时期的英国贵族首先是都铎君主的臣民。

其次,都铎贵族是都铎政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都铎专制君主权力基础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都铎贵族;近代国家;转型中图分类号:K56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2359(2008)0420148205作者简介:蔡蕾(1975—),女,河南濮阳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国史研究。

都铎时期是英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

在这一时期,贵族仍是这个前工业社会中土地财富的基本占有者,,贵族成为专制王权的追随者和权力基础。

在经济和政治、王权和社会、主观和客观因素联合作用下,都铎王权与贵族的关系转变成为近代早期国家和贵族的关系,都铎贵族转变成为近代国家的“新贵族”。

对都铎贵族,国内学者多集中于其等级性、过渡性等社会层面的研究,而对其国家的一面鲜有论述。

笔者不揣浅陋,试就这一问题论述一二,就教于同行。

一、都铎贵族转型的原因在都铎贵族向近代贵族转型和近代国家权力结构重新整合的过程中,都铎君主采取的既压制又依赖、既打击又笼络的两面政策起到了首要的推动作用。

都铎王权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王权。

“被贵族承认为最高军事首领的国王摇身一变,以民族的代表出现,打起保护‘民族利益’的旗帜,从贵族的圈子里抽身出来,成为超然于整个国家之上的专制君主”[1](P181)。

范围一次次扩大、惩罚愈益严厉的叛国法的顺利通过,宣传机制的有效运转,前所未有的君主庇护力量,表明了专制王权的民族化、国家化。

正是在都铎所动员的国家力量推动下,贵族重新认识并确定了和君主的关系:或者被镇压,或者服从。

都铎贵族转变成为近代国家权力框架中的近代贵族。

笔者认为,贵族在都铎时期根本不同于中世纪的地方在于,尽管王权的等级性以及都铎政治体制的局限性决定了都铎国家要依赖贵族,但都铎对贵族的依赖建立在对其有效的约束和压制基础之上,消除了贵族权力的独立性。

整个都铎时期,一直有贵族被剥夺爵位和财产,甚至被处死。

尤其以亨利七世时期最为典型。

在他在位时期,有9个贵族被剥夺爵位,其中3个是永久性的。

4/5的贵族被置于缴纳财产保证金的境地[2](P274)。

亨利八世时期12个[3](P40)、伊丽莎白时期6个[4](P42)贵族被剥夺爵位。

除了剥夺爵位和财产,严厉镇压叛乱贵族外,都铎还限制贵族豢养家兵,限制家仆穿着号衣,禁止贵族兴建新的城堡,储收稿日期:2008202216・841・存大量的新武器,警惕贵族地方势力坐大。

当然,出于友谊、血统和政治需要,都铎也封授新贵族。

但是都铎封爵态度谨慎。

以封授贵族最为“大方”的亨利八世为例,他封了17个贵族,但贵族总数只比他即位时多9个[5](P148)。

从1572年诺福克公爵被伊丽莎白女王处决到詹姆斯一世恢复里奇蒙和白金汉的爵位,英国没有一个公爵[6](P433-436)。

都铎时期,贵族不仅被置于严格的法律约束之下,而且其残存的司法权也被纳入了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根本结束了中世纪法出多元、贵族和国王分庭抗礼的局面。

中世纪后期的英国贵族,虽然在12世纪亨利二世司法改革后逐渐失去了对自由民的司法权,但所主持的庄园法庭对维兰及后来的公簿持有农有着完全的管辖权。

正如英国法律史学家普拉克内特指出的:“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中世纪人口的一大部分被排除在普通法保护和管辖之外这一事实,我们就不会真正理解普通法。

”[7](P481)随着公簿持有制的发展和王权的加强,16世纪50年代,普通法正式确认了公簿持有农对土地的占有权,从而将大量的公簿持有农纳入王室法院的管辖之下。

代表王国法律的普通法第一次实现了对英格兰所有人的管辖,这是继12世纪亨利二世司法改革夺取了贵族对于自由民的司法管辖权之后王权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对都铎时代的贵族而言,不服从的结果是可怕的,服从则是有利可图的。

都铎使用的是大棒加胡萝卜的两面政策。

只要在君主专制的权力框架中,服从君主的权威,贵族仍然可以是王权的受益者。

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政治好处,可以出入宫廷、出任官职、领导军队、成为议员,政治角色日益多样化。

经济上,贵族或者得到特许权直接参与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贸易,或者从君主那里得到官职管理经济活动,而不是局限于土地之上。

可以说,“都铎政治的核心目的……就是获得君主的恩宠。

伴随恩宠而来的是影响和权力”[5](P147)。

伯利在1568年形容“政府职位被追求就像鱼要咬饵一样”[8](P191)。

庇护制度成为都铎君主在没有足够的付薪官僚和常备军的情况下,驾驭政治集团尤其是贵族的重要手段。

都铎贵族对君主的态度可以都铎时期几度沉浮的4代诺福克公爵———霍华德家族为例。

第一代诺福克公爵约翰・霍华德为理查三世封授,是约克家族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博斯沃斯战役中战死,家产被亨利七世没收。

其子苏利伯爵托马斯・霍华德转而接受都铎统治,拒绝从伦敦塔中逃走的机会,表明对新王朝的忠诚。

后来苏利被释放,发还部分地产,并多次助都铎平定叛乱,终于在71岁高龄时重新被封为诺福克公爵。

是他亲自通过了自己的老朋友(也是其儿子的岳父)白金汉公爵的死刑判决,成为“接受都铎至尊并且忠诚于坐在英国王位上的任何人及其政策的都铎政治家典型”[9](P102)。

第三代诺福克公爵,位极亨利八世的财政大臣,积极参与权势斗争。

他先后整掉了沃尔西和克伦威尔,并亲手抓捕了后者,推动了亨利八世后期改革政策向右转。

自己也因为亨利八世第四位妻子凯瑟林・霍华德(其侄女)被处决而失势。

其子在1547年1月被亨利八世处决,自己则因将被处决的前一天亨利八世去世而留在了伦敦塔中。

玛丽女王即位后被释放。

在其80岁时仍然为玛丽镇压农民起义。

其孙继承诺福克爵位,为第四代诺福克公爵,因不满于塞西尔等“新人”位高权重,两次卷入以谋求其和苏格兰女王玛丽婚姻,恢复天主教的叛乱阴谋,于1572年被处决。

可见,都铎贵族可以影响君主,却不再能够左右君主。

都铎需要贵族服从,而不怕贵族不服从。

应该指出,都铎对贵族的约束和引导是在16世纪更为广阔的社会变革的基础上进行的。

这种变革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都有体现。

政治上,和民族的结合使都铎王权的社会基础大大扩展了。

乡绅和约曼农以及城市商人成为16世纪修道院解散等政治变动、农业变革和重商经济的受益人,并由此成为都铎国家的最广泛的支持者。

他们不仅可以出任地方官职,而且还可以进入上层,封授爵位,出入宫廷。

都铎的统治基础是财产,不再是中世纪的血统和等级。

国家是包括贵族在内的众多财产所有者的国家。

贵族仅仅是国家基础的一部分,尽管是有影响的一部分。

同时,都铎时期军事重心和商业中心的转移及其带来的贵族职业习惯的改变也推动了贵族思想氛围的变化。

以困扰都铎早期统治的贵族家兵为例。

贵族蓄养家兵是中世纪后期政治和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亨利七世曾经多次颁布禁止蓄养家丁的号衣法,效果不佳。

16世纪商业和海外事业的发展,为非法武力提供了新的出口。

15世纪的家兵转变为16世纪的冒险家和海盗。

往日花费大量财力豢养家兵的贵族,也发现资本新的使用方式。

由此,号衣法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自行消解了。

二、都铎贵族传统职能的国家化因为缺乏足够的付薪官僚和常备军,都铎从未抛开贵族的统治。

贵族仍然行使着传统的军事和政治统治的功能,是中央和地方的重要联结点。

但在・941・王权和社会的双重作用下,贵族的权力性质不同于以前。

他们代表的是国家的权威,行使的是君主赋予或者许可的权力。

都铎贵族成为近代早期民族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新贵族。

笔者从贵族传统的军事和地方统治这两个方面分别予以论述。

16世纪,都铎一方面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一方面还使用传统的贵族家兵。

贵族家兵从本质上讲是封建的,并且具有潜在的危险。

战时领兵打仗的贵族,可能成为和平时期的法律破坏者。

贵族及其家兵是中世纪后期的动荡之源,但从都铎历史来看,都铎基本限制住了贵族的暴力倾向。

16世纪后期,英国贵族越来越多地使用法律解决争执而不是诉诸传统的武力。

伊丽莎白朝第一年星宫法庭受理了67件案件,最后一年则达到了732件。

16世纪威尔士边区委员会的记录也表明法庭的忙碌,1594年大约2000件,到1609年有3376件[6](P238)。

在1550-1625年,普通民事法庭案件增长了6倍,王座法庭增长了2倍,恳请法庭和星宫法庭受理的诉讼至少在同时期增长了10倍,到1621年,法官庭每年发出约20000张传票[8](P117)。

与此同时,案件的类型也转变了。

到17世纪时期,威尔士边区委员会处理的主要是民事案件,而不是以最初建立时的刑事案件为主。

诉讼总量以及其中民事案件的增多表明国家的权威在增长,暴力受到了限制。

都铎在遏制贵族家兵的暴力倾向基础上使贵族私家兵力为都铎所用,成为王室权威下的贵族力量。

忠诚的贵族或者帮助发起海外远征,或者镇压国内叛乱。

贵族私家队伍的忠诚重要性在1536年求恩巡礼中于莎夫斯伯里伯爵的作用中可见一斑。

1536年,不满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尤其是解散修道院的政策,英格兰北部爆发了席卷3万人的求恩巡礼运动。

如果叛乱扩散到南部并沿途获得支持,亨利八世受到的压力将是颠覆性的。

但是叛乱受到了第四代莎夫斯伯里伯爵的坚决抵制并未超过丹卡斯特。

他的地产集中在谢菲尔德,向南通过德比郡延伸至诺丁汉郡,是起义者南下必须穿过的势力范围。

他在一周内动员了他的侍从、佃户和朋友3654人,而且北上丹卡斯特,两次和叛乱者交涉,分化叛乱的领导者,阻止了叛乱进程。

总之,他为国王赢得中北部地区和南部约克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宗教信仰来讲,莎夫斯伯里是保守的。

但是他和他的家族得到许多王室恩宠,在王室领地上领有官职。

他的忠诚对于这个起义的失败是关键性的[10](P24)。

都铎时期,贵族对于维护地方秩序和统治仍然极其重要。

乡村层面上的管理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在1500年代时,以白金汉郡和拉特兰郡为例,只有1/5的村庄有一个乡绅,到1680年多于2/3的村庄有一个乡绅[14](P268)。

在这种情况下,都铎只能在依赖他的官员的同时,依赖贵族对地方的控制。

即使在地方官员的任命中,国王的选择也被自动地限制在当地有足够的地位和财产的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