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4国际城市化发展模式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王　芳摘　要:城市化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最早研究城市化的是城市区位理论,然后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乔根森的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的劳动力迁移和产生发展模型、舒尔茨的农民学习模型以及钱纳里・塞尔昆的就业结构转换理论等。

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双重压力下,特别是在加入W T O后又面临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挑战,这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更具复杂性。

本文在分析世界城市化进程及其特点的基础上,对中国城市化演进特点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结构性偏差作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有益。

关键词:世界城市化发展模式;逆城市化;结构偏差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10)4-055-03作　者: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064一　世界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及其特点城市化(U rbanization)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而不断拓展并优化城市,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历史进程。

根据世界发展的发展,诺瑟姆将城市化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并得出世界城市化的总体趋势是呈S型的:城市化率(城市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在0—25%为城市化发展的初始阶段,此时城市化发展缓慢;城市化率在25%—75%为城市化发展的加速阶段,此时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化率在75%以上为城市化发展的成熟阶段,此时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减慢且相对稳定。

世界各国城市化水平千差万别,但都与其经济水平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发达国家城市化特征:“逆城市化(de-urbaniza2 tion)”。

“逆城市化”又称“城市中空化(counter-urbaniza2 tion)”,即大城市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部分地由城市中心向城市外围迁移和扩散,使郊区无限蔓延,并导致城市中心区和中心城市的衰退。

发达国家受工业化与信息化推动,城市化进程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1)城市聚集阶段(urbanization)。

发达国家的城市聚集起步早,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英国在1921年时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77. 2%。

工业革命的兴起带来了中心城市二、三产业的全面繁荣,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向区域内聚集,主要表现为中心区人口密度提高,房地产价格上涨,工厂、市场、金融机构、文化中心云集。

但是城市化也造成了“城市病”,城市的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日益显现出来。

(2)城市中空化阶段(counter-urbanization)。

当城市聚集达到一定程度,人们的各类活动超过了区域应有的承载能力和消化程度,城市中心区的生活与经营成本随之上升。

而交通工具和信息交流方式的革命却使得郊区生活成本下降,质量提高,住在郊区因此变得现实可行。

在这一阶段,城市中产阶级将住宅向郊区迁移,而区域内的工业,一方面由于政府规划,另一方面由于城区生产成本上升,也开始向郊外发展。

此时城市中心区逐渐发展为商业区,而郊外则形成了住宅区,造成主城区白天繁荣,夜晚萧条,出现“中空化”征兆。

(3)分散性集聚的后城市化阶段(post-urbanization)。

随着人口的大量外流,商贸、金融等服务性行业也开始向区域外地区扩展,“中空化”趋势更为明显。

二、三产业进一步向外围区域转移,导致其中心地位被新兴区域所替代,并且区域内低收入的弱势群体由于无法承担转移成本留在区域内,形成贫民窟,最终导致城市中心区域的“空心化”。

此时城市的范围不断扩大,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而城市功能却十分分散,出现了分散集聚的局面。

以美国纽约城市人口变动为例,纽约在20世纪40年代仍处于城市聚集阶段,人口从1940年的745.5万人增至789.2万人,以后20多年处于高位稳定状态,70年代以后人口下降至707.2万人,此后郊区人口比重还不断上升, 1990年,郊区人口的比重已达到了63%。

20世纪40-70年代纽约市人口变动情况表　单位:千人 “城市中空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现象,根据经济学中的“报酬递减规律”,当城市集聚达到规模效应后,继续追加城市投资成本,收益将会递减,于是就必然要将城市的某些功能向郊区扩散,以达到发挥城市最佳功能的平衡点。

但是,“城市中空化”需要一定的条件:人均收入必须达到一定水平,即城市经济的发展足够使人口有向郊区扩散的能力,交通、通讯水平必须发达。

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在城市化率达到50%,人均G DP达到3000美元,小轿车拥有量达到160辆/千人时进入中空化阶段的。

(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特点。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比发达国家起步较晚,多数起步于二战以后,但城市化进程发展速度非常快。

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基数55大,现代化进程具有外生型赶超特点。

因此,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两种趋势;“超前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

(1)“超前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

又称“过度城市化”,是指一国的城市化水平大大超过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

其主要表现是: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城市建设远远赶不上城市化的速度,不能为居民提供足够的必要生活设施和就业岗位,从而形成了许多大城市“贫民窟”和农村“空心化”。

这充分说明这种城市化不是由工业化所推动的,而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是一种“假城市化”(hyper-ur2 banization),对城市化的发展很不利。

很多发展中国家处于这种状态。

如2001年韩国工业化水平为43%(第二产业占G DP 比重),但城市化水平却高达81%。

同年,委内瑞拉的工业化水平为47%,而城市化水平为93%。

(2)“滞后城市化”(un2 der-urbanization)。

这是与“超前城市化”相反的形式,指一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与该国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般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顺畅地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或是政府政策的限制阻碍了城市化的速度。

比如泰国2001年的工业化水平为40%,而城市化水平只有20%。

二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改革开放近20多年,以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启动,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19%升至2009年的46.62%。

但总体上讲中国城市化水平长期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1990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为43.4%,我国仅达到26.4%,到2000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为47%,我国只有36.2%。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具有如下特点:(一)中国城市化总体上具有“滞后城市化”特征。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各国城市化的经验表明,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化水平会明显地高于工业化水平,H・钱纳里(1998)在《发展的形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一书中,阐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清楚地表明了二者的关系。

根据我国的统计年鉴(2009)和统计公报(2009)数据测算,我国建国五十多年来城市化水平始终低于工业化水平,由于长期以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偏好,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另外,据经济学家分析得出,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间的合理比例范围是1.4～2.5:1。

而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例一直小于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远远小于合理比例。

1978年该比值为0.42,与合理比例相差甚远,到2009年时该比值上升为0.99,但仍然滞后于合理比例。

说明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没有很好地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虽然近十几年来的城市化速度比建国以前三十年的发展有所加快,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偏差相对缩小,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格局依然存在。

(二)“城市中空化”与“超前城市化”并存。

我国城市化水平虽然整体上是处于滞后状态,但却出现了高收入群体迁出中心城市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即“城市中空化”与“超前城市化”并存的复杂局面。

一方面,城市中空化。

我国的城市中空化出现在局部大城市。

以北京、上海为例,1982～1990年间,北京市全市人口增长率为17.2%,其中内城区人口的增长率为-3.28%,人口密度下降944人/平方公里,而近郊区的人口增长率为40. 46%,远郊区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市增长率为13.12%。

中心城区人口主要迁至离市中心较近的近郊区,很少迁到远郊区。

上海市人口增长率1990年与1982年相比,全市增长了 6. 28%,其中。

中心城区增长率为-9%,边缘区为59.3%,远郊区为7.6%;就业人口增长率核心区为-13.4%,边缘区为59. 5%,郊区为3.1%。

还有一些大城市,如广州、沈阳、大连、苏州、杭州、重庆等,市中心都有不同程度的人口外迁。

说明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中空化”初见倪端。

我国“城市中空化”与发达国家的“城市中空化”相比有很大差异。

首先,从宏观背景来看,发达国家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化水平很高,工业化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并且信息化水平高度发达的时候出现“城市中空化”的;而我国则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城市化水平尚处于滞后状态的情况下,在局部超前发展的大城市出现的。

其次,从微观机制来看,发达国家“城市中空化”一方面是由于中心城市社会、环境问题严重所致,另一方面是私人轿车的普及驱动的;而我国城市中心区仍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且尚处于轿车进入家庭的苗头阶段,离普及还差很远。

最后,从表现形式看,发达国家首先是富裕的中产阶级外迁,最终造成城市中心的衰退;而我国人口的外迁首先是一批工薪阶层,富裕阶层能够承受较高房价的依然留在市中心,且这种外迁并没有造成市中心的衰退,相反市中心依然很繁荣。

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特性是与我国特殊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分不开的,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经济体制的确立走了很多弯路,工业化的进程也一度受阻,改革开放以来终于步入正轨。

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不能走西方国家那种“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城市中空化”的道路,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步,城市化与城市中空化并进”的阶段。

正如基辛格博士曾经说过的:“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在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这意味着世界经济领域的许多规则不能完全适用于它。

”另一方面,超前城市化。

城市化不是用钢筋水泥土“垒”起来的高楼,也不是城镇人口比例的单项增长,更重要的是它是由经济、人口和生态资源的动态协调等方面综合构成的。

我国很多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走入了某种误区,即把城市化看成是简单的人口规模和城市建设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