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未来——苏珊·巴斯奈特访谈[英]苏珊·巴斯奈特1黄德先2（1、英国华威大学2、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广汉 618307；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上海 200083）摘要：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的交织，在苏珊·巴斯奈特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她对这两个学科的看法会引领学科的变动与发展。

在她彻底否认这两个学科属性之后，它们该分别走向何方是学界迫切关心的问题。

她对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未来的看法，无疑会再次推动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发展。

关键词：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翻译Abstract：The interweaving betwee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s been best illustrated by Susan Bassnett’s academic research. Her views always determine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disciplines. Where to move next for the two disciplines has become the urgent concern among translation scholars and comparative scholars after her dethronement of the disciplinary nature of the two fields. Her views on the fu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ill undoubtedly push them forwards once again.Key words：translation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lation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2-0015-8苏珊·巴斯奈特不论是作为比较文学学者还是翻译研究学者，她的个人观点总是很容易变成这些学科的公共行为，引领这两个学科的变动与发展，这也足见其影响力。

自1980年出版《翻译研究》以来，她一直是翻译研究这个学科的旗手，极力推动翻译研究的学科独立。

1990年她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1998年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这些都是翻译研究这个学科在上世纪90年代繁荣的标志。

1993年她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中提出了比较文学的死亡，竭力提升翻译研究的地位，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

之后，她的研究兴趣转向新闻与传播研究，直到2006年再次回到比较文学，又彻底否定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学科属性，认为两者都只是研究文学、阅读文学的方法而已。

这次彻底的否定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否又像某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是学术与市场的一次共谋？这两个学科的前景在哪里？针对上述疑惑，本文作者就这两个领域学者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同她进行了访谈，特别是作为翻译研究这个学科发展的参与者与历史见证人、比较文学死亡论的提出者，她的回答或许能提供我们期盼已久的答案。

黄德先（以下简称黄）：任何人提到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研究，必然会引用霍姆斯（James Holmes）《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72）和您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1980,1991,2002）。

然而有关翻译研究的内容，您与霍姆斯的看法却差异很大。

霍姆斯构想了这个学科的一个整体的蓝图，而您仅提到4个研究领域，即翻译史、目标文化中的翻译、翻译与语言学、翻译与诗学[1:16-17]。

20年后来回顾这个学科，您觉得是否有所遗漏？巴斯奈特（以下简称巴）：需要记住的是霍姆斯与我的思想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间隔，尽管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有一些相同，但霍姆斯的思想是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形成的，他主要关注的是试图建立一个他认为是新兴学科的蓝图，而我关注的是确立翻译里面有哪些研究领域。

20年后的今天，我认为这个学科开启了相当多的领域，目前最能引起人们注意的有两个领域：（1）翻译的作用与互联网，即翻译与数字化传播；（2）世界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对杂合书写的研究，利用语言的多重性，把翻译作为记忆或纪念，这就直接与身份问题相关。

黄：1990年，您和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这个学科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繁荣。

我们能否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看作是一次范式的转变？从语言、文本、作者和读者转向社会、历史与文化，从原文转向译文，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巴：当勒菲弗尔和我提出“文化转向”时，我们只不过认为文本总是存在于语境中。

文本的创作在一个语境，文本的阅读又在另一个语境。

我们对那些脱离语境分析的研究感到很不满，因而唤起学者关注历史、政治和社会等重大问题。

18年以来，我认为我们当时是正确的。

就目前世界文学与全球传播来看，也证实了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黄：1998年，您提出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聚合，并明确提出“翻译转向”。

您又大胆地向前跨了一步，也是对翻译研究的一种预见。

10年以后，您如何评估“翻译转向”对其它学科的影响？似乎翻译依然是其它学科研究的一个有价值的个案，而并未成为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情况出现？巴：回到1998年，当时我想的是提升文化研究者对翻译重要性的认识。

我认为自翻译研究诞生以来，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该学科对其它学科几乎没有影响，特别是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另一个问题是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思维封闭，想把自己圈起来，与那些本该有对话的学者隔离开来。

黄：其它领域的学者似乎对翻译研究学者单方面的期待充耳不闻。

特里维迪（Harish Trivedi）就提出，“文化研究显然在更广的领域，更具有理论的摧毁力量，继续隆隆向前，不关注也不接受翻译研究学者所提出的建议。

……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依然是个未实现的迫切任务，一个未竟的事业。

”①如果他说的没错，您能解释这个原因吗？巴：特里维迪仅仅是重复我在上一个问题中所说的话。

文化研究还没有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此外翻译学者也要乐意参与对话，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才会成为可能。

黄：您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1993）一书中提出“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过时”，并解释说，跨语言的文学研究，已经成为翻译研究关注的话题，“我们现在应该将翻译研究看作是一门主要的学科，而比较文学是有价值但次要的研究领域。

”[2:161]您的观点引起了比较文学危机的大讨论。

大多数的翻译研究学者都在期待明天，却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这是否就是您对翻译研究在过去30年里的发展不满意的原因？巴：这又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

我写那本书是在15年以前，当时这个学科的确在衰落。

今天，如阿普特（Emily Apter）、达姆罗什（David Damrosh）、布罗德斯基（Bella Brodzki）以及其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比较文学的形势很不同了。

黄：在《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中，您提出，“今天，反观那个主张，看来基本上是错误的：翻译研究在过去30多年里发展并不快，对比依然是翻译研究学术的核心。

”[3:6]这和您在《翻译研究》（第三版）中的观点完全不同，您能解释一下您对翻译研究态度改变的原因吗？巴：比较文学的形势不同了，翻译研究的形势也不同了。

再回到我先前的看法，那些把自己看作是翻译研究的学者在周围筑起一道墙，并没有把这个学科往前推动多少。

我不得不读的那些引用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勒菲弗尔和我以及其他学者的文章，皆无新意。

他们所做的个案研究缺乏理论化，决意不想向前推动这个学科。

我认为我们都准备在翻译研究中向前大跨步了，但时至今日并没有跨出去。

我也认为这种大的跨①参见特里维迪授权本文作者翻译的《翻译文化与文化翻译》(“Translating Culture vs. Cultural Translation”)，中译文即将发表，原文见/91st/vol4_n1/pdfs/trivedi.pdf.越恰恰可能来自中国、印度，以及其他积极参与多语文本与世界文学研究的学者。

黄：您进一步提出，“要是我今天来写这本书，我会说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

”[3:6]这个主张更是与众不同。

尽管您谈的是比较文学，但同时也把翻译研究推下了神坛。

为什么？提到翻译研究，您该选择哪一个术语：一个研究的主题？一个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巴：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我认为比较文学或翻译研究不能够被看作一个学科。

我认为它们是阅读的方式，借用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说法，是“接触区”（contact zones）①。

“接触区”非常重要，它之所以重要更是因为它的开放性，拒绝把自己筑墙围起来，而是在不断更新。

黄：如果凸现读者和历史语境能给比较文学带来真正革新的研究文学的方法，那么什么能够给翻译研究带来突破？自上世纪90年代繁荣之后，目前翻译研究似乎进入了学术的停滞期。

您是否同意这个看法？巴：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

如我刚才所说的，翻译研究的确进入了学术的停滞期。

同时，我认为这个学科的前途来自于世界文学的新范式，来自于新闻翻译和互联网翻译研究所带来的对翻译定义的重新思考。

我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学生正在做这个领域的博士论文。

黄：您重申了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主张，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是文学史。

“比较文学的未来在于放弃任何规定性的方法来限定研究的对象，不是聚焦于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学观念，而是要承认它和文学转换所带来的必然的相互联系。

”[3:10]我们能否说这是一个趋势，从“转向”到“回归”？从“文化转向”、“翻译转向”到回归文学自身？我们该如何理解“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所有文化现象是否都是文学文本？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我们能否说这是一个趋势，从“转向”到“回归”，回归文学自身？我不想使用“文学”这个词，而确实想用“文本”。

并非所有文化现象都是文学文本，但所有文化现象肯定都是文本。

或许我们需要做的是重估符号学里的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黄：“翻译是促进文学史中信息流形成的关键方法，因此，任何比较文学的研究都需要把翻译史置于中心位置。

”[3:10]这是否意味着比较文学①接触区，又译作“交互的场所”，指截然不同而且强弱悬殊的文化互相激荡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