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重点名校2019-2020学年高二下学期期末调研语文试题一、现代文阅读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钱穆：凤鸣高冈邹金灿“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
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
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
”——钱穆《国史新论》再版自序这是钱穆83岁时在台湾写下的文字。
如果只看他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
晚年回顾这段历程，他庆幸自己通过关注最新潮流，却更加下定决心重温旧书，不被时代卷走。
钱穆，这位在今日有着“儒宗”“国学大师”等称号的学人，从求学之初就关注时代动态，并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
‘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之所以会给人“守旧”的印象，是因为他并非“时代人物”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
比如，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
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他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
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
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
《国史大纲·引论》只是发端。
1964年，钱穆在新亚研究所谈当时学风之弊：“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则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
不能仅在风气潮流中出现，仅随风气潮流而俱变，此则不得谓之真学术，康、章、胡三人，皆可谓中国近世‘时代人物’而非‘传统人物’一好例。
”在“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
抗战期间，他曾告诫弟子严耕望：“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
”又说，“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
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
”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还有第二个学人，会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
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
数十年来，常见的批评钱穆的声音，有“守旧”、“顽固”、“为专制辩护”，客气一点的，也认为他对新风气有成见。
1986年6月，钱穆在素书楼结束了一生的教学生涯，媒体蜂拥而至，关注这位耆宿的告别杏坛之作。
钱穆对在场的学生说：“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遗忘了。
现在哪人再讲梁任会？连胡适之先生也少人提及了。
照这样子，将无历史可讲。
譬如说陈寅恪，当年在北平哪个青年读书人不知道，但现在又谁知道得他呢？求断求变，那真是值得惊心动魄的。
”争议声中，这位老人的温厚与深忧，往往被低估。
1988年是香港中文大学建校25周年，余英时发表演讲，梳理近代以来的风气：“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虽然他心里并不是真的抱歉，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
只有前进、创断、革命这才是真正价值的所在。
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
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现状可以给保守者说话的余地。
”在“求新求变”这一时代洪流中，钱穆发出了一位横而不流者的最强音。
相关链接：（1）凡读本书请先具备下列诸信念；一、……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历史抱一偏激的虚无主义。
四、……——《国史大纲·引论》（2）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表现出来的保守主义立场，引起左倾学者的不满。
闻一多公开在报纸上骂他“冥顽不灵”，联大左倾教授一时视钱穆为公敌。
钱穆不以为意，在闻一多遇刺身亡后，还特意到其遇难之处凭吊。
（3）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方政法，谓中西政治之不同，乃一种文野明暗之分，不啻如霄壤之悬绝。
彼辈既对传统政治一意蔑弃，势必枝蔓牵引及于国家民族文化传统之全部。
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A．从钱穆的《国史新论》再版自序中可以看出，钱穆认为自己的观点看起来守旧，但本质上他是赞同维新的。
B．钱穆晚年回顾在江南成长阶段阅读《新青年》的历程，庆幸自已通过关注最新潮流而找到重温旧书的决心。
C．余英时认为，钱穆虽然在治学上拥有怀疑、批判的五四时代精神，但时代并没有提供给推扬传统文化的钱穆说话的余地。
D．钱穆有着高尚的人格品质。
当曾骂他”其顽不灵”的闻一多教授遇刺身亡后，他还特意前往其遇难之处凭吊。
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A．“新文化运动”认为秦朝以下皆为专制封建社会，而钱穆通过对古代书籍的研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见其有怀疑和批判的精神。
B．钱穆与主流学派之间长期保持着和而不同的状态，日本人全面侵华让他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价值的紧迫性，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
C．钱穆认为康、章、胡三人的学术研究不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没有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代表着当时学风的弊端。
D．钱穆告诫弟子严耕望要立志远大，做第一流学者，不要专守一隅，但同时也要谦虚谨慎，不要一心想与今人相较。
E. 钱穆认为，如今梁任公已无人再讲，胡适之、陈寅恪也少有人知晓，他对一二十年后自己或许也将被遗忘而感到深深的忧虑。
3．从全文看，钱穆为什么不选择做“时代人物”而选择做“传统人物”？请结合文本内容简要概括分析。
【答案】1．A2．AC3．（1）不做“时代人物”的原因：钱穆认为，①“求新求变”可能导致历史被遗忘，学术若不能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的价值便是伪学术；②政治上的求新使得传统文化有被全盘否定的风险。
（2）要做“传统人物”的原因：钱穆认为，①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应对本国已往历史有温情与敬意；②以古人为标准，能高瞻远瞩，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
【解析】1．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理解和分析。
A项，结合文本内容“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
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分析可知，钱穆只是认为自己持论的出发点是维新，而并非观点维新。
点睛：解答此类题的步骤是：第一步，把握全文主要内容。
“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涉及的内容一般范围比较大，所以把握全文主要内容是筛选和整合的基础。
具体来说，要探究文章的观点，把握作者在文中体现的态度，筛选出文中使用的论据等。
对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个整体把握，筛选和整合信息时才会心中有数。
第二步，把握题干，确定答题区间。
第三步，将选项信息与原文语句内容进行对应比较。
选项信息的语言与原文语句内容在表述上有一定区别，命题者常通过改变叙述的方式来设置一些干扰项，解答时要认真核对，找出符合题干的选项。
2．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
B项，“长期”概括不准确，应该是抗战前。
其次强加因果。
文中说“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日本人侵华未必是钱穆认识到紧迫性的原因。
D项，理解有误，钱穆告诫弟子不要与今人比较的原因并非谦虚谨慎，而是“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
E项，钱穆的深忧并不是自己被遗忘，而是“求新求变”让我们“无历史可讲”。
3．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文本内容分析、筛选、概括。
钱穆不选择做“时代人物”而选择做“传统人物”的原因，结合文本内容分析。
不做“时代人物”的原因：“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则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
不能仅在风气潮流中出现，仅随风气潮流而俱变，此则不得谓之真学术”，“求新求变”可能导致历史被遗忘，学术若不能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的价值便是伪学术；“照这样子，将无历史可讲。
譬如说陈寅恪，当年在北平哪个青年读书人不知道，但现在又谁知道得他呢？求断求变，那真是值得惊心动魄的”，政治上的求新使得传统文化有被全盘否定的风险。
要做“传统人物”的原因：“凡读本书请先具备下列诸信念；……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历史抱一偏激的虚无主义”，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应对本国已往历史有温情与敬意；“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以古人为标准，能高瞻远瞩，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
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君子人格，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发展进程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被历代中国人广泛接受并尊崇。
“君子”一词在西周时早已流行，主要指称贵族和执政者。
春秋末期，孔子赋予“君子”概念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
冯友兰说，孔子一生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对如何做人的反思。
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求索的结果，就是做人要做君子。
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崇德向善的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高尚又平凡，是可见可感、可学可做、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儒家学派。
什么是儒学？有一种观点回答得很干脆：儒学就是君子之学。
具体来说，在修己和治人两方面，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枢纽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
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
这种观点从儒学的目标追求和功能作用上说明儒学的特点，无疑抓住了本质，对于我们理解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学说，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
西方文化热衷于构造能够解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严密理论系统，热衷于探寻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等。
中华传统文化虽然也包括对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思考，却并不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
这种不仅讲究“知”，更看重“行”的“知行合一”的理念，在有关君子及君子文化的论述中尤为突出。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中的这些论述，鲜明体现出儒家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洋溢的“实用理性”精神。
这种重行动、轻言辞，重实践、轻思辨的精神，使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都不是只把仁、义、忠、孝、廉、悌等当作理论，而是当作值得遵循也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