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相关问题
文献综述
经济与管理学院财务管理一班201340510111姚远琨
1.引言
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对1978-2006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由阻碍作用转变成为促进因素,对GDP的贡献量与贡献率均呈持续增长的趋势,进入21世纪后,中国每年实现的GDP中人口红利的贡献份额已超过10%.然而,人口红利的一次性、人口迁移与人口红利的区域间转移、人口红利为谁所得和人口负债由谁承担等问题,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2.人口红利走势下的特征期效分析
2.1有关人口红利的概念定义
经济学家通常情况下将人口红利定义为当社会存在劳动力充足并且人口抚养比低，社会负担轻的状况时，社会可以实现高储蓄率，经济可以达到快速增长。
部分学者给人口红利下了一个更详细的定义，认为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到一定水平的时间段内，人口自然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轨迹,当一国人口增长率降低后，在一个特定时段内，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都比较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被称作“人口红利”①。
还有的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是从“人口机遇”延伸而来的一个人口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归因于生育率迅速下降的人口年龄结构橄榄型变化带来经济加快增长的一种人口与经济的正面关系②。
2.2有关人口红利的产生条件研究
叶文振（2007）认为人口红利的产生除了就业文化和制度环境以外(如以性别为导向的歧视性就业文化与把女性劳动力看成需要社会负担的群体的政策),它还取决于劳动人口现有的规模、劳动人口的质量或人力资本的含量、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
有的学者则认为人口红利形成的条件有三，首先,劳动力是一种特
殊资源,具有不可储存的特点,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必须与就业岗位相结合,才能带来经济增长。
否则,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不能就业,劳动力闲置成为社会被抚养人口,非但不能兑现人口红利,反而拖累经济增长。
再次,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此外,要使得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需要大力提高劳动力健康水平,尤其是要发展农村合作医疗,从而保证劳动力能够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潜能。
最后,人口红利还表现为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国民储蓄率升高和资本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所
产生的推动作用③。
同时，穆光宗（2006）认为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现实地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
3.人口红利影响下的人口政策调整
3.1实行放开的人口政策有利于避免人口红利的消失
茅于轼（2010）认为如果独生子女政策不改变，社会将面临人口收缩和急速老龄化，严重缺乏劳动力，人们的生活将大幅降低，这样的局面是没有办法应对的。
所以我们应及早回到一个正常的人口状态：既没有人口红利也没有人口负债，妇女生育率大体上保持可持续的状态，平均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
许多学者对此表示赞同，认为在人口老龄化面前我们是可以有所选择而非只能被动应对，这就是通过调整和完善人口生育战略“控制人口老龄化”，实现“适度人口老龄化”。
至少生育两个孩子是一个可持续社会必须服从的人口规律和人口价值。
中国人口转变既带来了人口红利,也带来了人口负债和人口风险，“城乡统开二胎”是值得尊重的“底线生育权”,是规避人口发展风险的重要政策选择。
3.2坚持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减缓人口“红利”向“负债”的转变
叶文振（2007）认为虽然目前我国老龄化人口比例大幅度上升，但我国仍然存在着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即我国的人口基数过于庞大，所以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仍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当前继续控制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的主题和主流。
侯东民（2011）并不赞成目前提出“普遍放开二胎”政策。
他认为今后，我国人口政策应视社会发展而定，以稳定政策为主，继续实行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必要时可以微调(如为解决出生性比失调，针对权重最大的二胎异常，可微调放开“双女户三胎”，以0.1左右生育水平代价，使总体较大幅度回归。
4.人口红利关注下的研究视角探析
4.1人口消费红利
黄国龙(2011)认为，通常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立足于生产视角和投资视角，实质上是人口生产红利。
学者们之所以更倾向于从这个维度来阐释人口红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诠释为一种发展中国家情节。
因此，他提出了人口消费红利。
人口消费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否具有消费效应以及消费效应程度的大小，取决于总人口中少儿人口、劳动适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之间消费水平的差异。
因此，发展中国家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提高是否能够带来社会消费总量的增加，从而形成人口消费红利，关键在于劳动适龄人口的消费水平是否高于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
劳动适龄人口与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费差距越小，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提高的消费效应就越小，人口消费红利也就越少；反之，消费效应就越大，人口消费红利也就越多。
4.2人力资源红利
胡鞍钢（2011）等人主要将人口红利的研究重点放在人的质量上而非人的数量上，即关注人力资源红利。
人力资源红利为人力资源收益减去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源红利实质上是高质量的人口红利，人力资源红利远比狭义的人口红利要大得多、全面得多。
事实上,经济增长更多地取决于人力资源红利,而非人口红利。
人力资源红利随着教育投入持续增加而持续发挥效益,而人口红利随着现代人口转型成为人口负债。
同时教育及外溢性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地位,人力资本快速积累是经济迅速增长、社会加速转型的重要推动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关注的是人力资源红利,而不仅仅是人口红利。
参考文献：
[1]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1(3).
[2]张汉林、袁佳.经济全球化、中国收入分配与“人口红利陷阱”[J].财经研究，2011(6).
[3]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1(34).
[4]黄国龙.论人口消费红利：成因、依据及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2011(10).
[5]胡鞍钢、才利民.从“六普”看中国人力资源变化: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4).
[6]穆光宗.如何掘金老年人口红利[J].人民论坛，20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