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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高考全国1历史卷分析学习资料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中提及,中华民族的文化是 先民“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雍”而成,故“我民族国家之前 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 钱穆先生 对学术界在欧风美雨冲击下形成的文化自卑情结表达了强烈的 不满,对偏激的虚无主义、浅薄的进化观、似是而非的文化自 谴论痛加挞伐,他语重心长地提醒国人,“非国家、民族不永 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之息绝为可 悲。”
二、从全国Ⅰ卷第42题看史学理论的教学
4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 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 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 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 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 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穆《国史大纲》(1940)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 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对于商朝的内外服制度,张帆先生进行了大量研究。外服 指王畿以外的臣属地区,散布着许多臣服于商的部落、部族, 其中较大者被称为“方”,今天亦称方国。这些部族、方国首 领要为商王承担一定的义务,被赐予侯、伯等称号。“外服之 地只是间接地受商统治,隶属关系并不稳固,往往视商之国力 盛衰而定。” 这就可以理解商朝17代30位王情况出现的原因, 商王有限的统治力并不能确保王位能够直接传给自己的儿子。
第42题,力求将社会热点与学科知识的有机结合,突出体 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 观,培养学生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和人文情怀,彰显了历史学 科独特的人文价值魅力,体现出历史学科独特的社会教育功能。
此课件下载可自行编辑修改,仅供参考! 感谢您的支持学素养考察题。试题呈现了钱穆《国史大纲》 的部分序言,让考生评价材料中的一个观点或全部观点,题型 上有所创新。就试题内容来看,本题讨论了国之有(信)史与 构建近代国家的关系。《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 对于优秀的史学传统的掌握要求是:知道历史上著名史学家的 治史情怀和治学态度,以及对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的推崇。 基于此,需要对胡适的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有所研究。
关于商与西周的统治,沈长云先生提出,“商代的征伐, 只不过迫使叛逆者屈服,尚未有把被征服地区的土地人口授予 自己的亲戚子弟统治的史实;而周人的各封国却造成了前所未 有的不同族人混居在一起的现象。” 沈长云先生清晰地指出了 商与西周统治力的差异。若对此进行进一步探讨,需要结合商 朝的内外服制度和西周的分封制进行分析。
2019年高考全国1历史卷分析
一、从全国Ⅰ卷第24题看商和西周的教学 24.据学者考订,商朝产生了17代30位王,多为兄终弟及; 而西周产生了11代12位王。这反映出( ) A.禅让制度的长期影响 B.王位继承方式的变化 C.君主寿命的时代差异 D.血缘纽带关系的弱化
本题本身不难,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继承方式从商代的“兄 终弟及”向西周的“父子相继”发展。然后王位继承方式变化 背后,体现出商代与西周政治统治的巨大差异,王对其统治区 域的控制力在不断强化,王的权力和地位在不断提升。《普通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对于这一部分内容的要求是: 通过甲骨文、青铜铭文及其他文献记载,了解私有制、阶级和 早期国家的特征。
在对材料背景有所了解之后,便于学生更加准确地分析设 问。设问亮点在于一反过去先下结论再阐释的表达,要求评析 完后再下结论,从而更好地遵循了“论从史出”的原则。
第24题发挥了以史育人的积极导向作用,突出对主干知识、 学科素养、核心价值、人文精神与素养的考查,突出了高考的 选拔功能,发挥了引导高中历史教学、助推素质教育的作用。
据许倬云先生研究,与商代相比,西周的分封制是一个巨 大的创造,分封并不只是周人殖民队伍分别占有一片东方的土 地,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 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 许倬云先生提出,“新封的封 国,因其与原居民的揉合,而成为地缘性的政治单位,遂逐渐 演变为春秋的列国制度。” 在许倬云先生看来,周人封建制度 的本意,是为了军事与政治的目的,颇不必用经济发展的理论 当作历史演化过程中必经的一环。 所以周人出于军事与政治目 的创造的分封制,大大提升了周王对地方的控制力,在客观上 为中国走向统一奠定了基础,因而出现了11代12位王的情况。 也使得西周与商代相比,王位的继承沿着“父子相继”的方向 发展。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流派中,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独树一帜, 对当时的史学有重要影响。文化民族主义史家认为,历史学家 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复原历史的结构,追求历史事实的真实,更 重要的在于追寻民族文化传承的血脉,肩负起为中国文化续命 的责任。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的 侵华战争。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侵逼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不但意味着国家可能不保,就是中华文化也将遭受灭顶之灾, 中华民族真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大批学者,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学者、自由主义学者,还 是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以保存中国文化为己任,主动承担起重 新诠释中国文化的责任,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抗战救国的文 化资源,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将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抗战。 “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主张“文化救国”,“学术救国”, “读史救亡”的民族主义思潮、爱国主义思潮空前高涨。在这 样的背景下,钱穆先生彻底完成了治学方向的转变,其标志便 是《国史大纲》的完成。这就是第42题材料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