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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紧凑度测度(下)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紧凑度测度(下)2020年01月15日表2 城市紧凑度测度指标统计性描述指标类别指标2005年平均值2015年平均值指标类别指标2005年平均值2015年平均值数值标准误差数值标准误差数值标准误差数值标准误差空间利用效率A14292210.343538172.43城市运营效率C1 1.070.04 4.160.12 A2335931316.53309171695.18C26126337.43252201310.16A3106354.5494552.34C312.980.4214.680.42A4 3.280.338.900.57C4120150.456869.00A58.020.578.900.57C576 1.80101 2.07A6 1.700.00 1.750.00C663 3.74100 6.56A7148.8510.64264.4316.29物质流通效率B17.580.3313.480.58生态环境协同D119.092.9053.373.23 B2 2.100.12 5.270.25D212.45 1.4025.072.08B30.790.080.320.02D30.690.020.950.01B40.480.020.310.02D40.950.020.970.00B5 1.340.040.800.03D535.20 1.7287.450.66B60.630.070.560.04D660.56 2.3893.770.742.不同等级城市的紧凑度具有显著分异本文利用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城市等级名单将264个城市划分为六个等级,来比较不同等级城市间的紧凑度差异。

城市等级是通过对城市的商业资源聚集程度、交通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等多方面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估进行的城市分级。

六个等级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从高至低依次为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

结果表明,不同等级的城市间紧凑度特征显著分异,城市紧凑度与城市等级呈U型分布特征(图5)。

具体表现为一线城市平均紧凑度在2005年和2015年均居首位,其次为新一线城市,最末位为四线城市,而等级最低的五线城市平均紧凑度高于四线城市。

对比测度分项可以看出(表3),空间利用效率和物质流通效率分项均与城市等级呈现U型关系。

城市运营效率和生态环境保护分项得分与城市等级存在正相关性,即等级越高的城市得分越高。

并且在2005-2015年,在所有分等级城市紧凑度测度分项中,仅有五线城市和四线城市的物质流通效率分项平均值下降。

这说明最初四线和五线城市多为单中心、集中式空间结构,从而物质流通效率较高,但在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中,大量“蛙跳式”扩张的工业园区、城市新区使城市空间更为分散,增加了城市道路、市政设施的敷设成本,因而小城市的物质流通效率分项虽然初始得分较高,但随后显著下降。

这进而说明虽然中小城市的紧凑度具有更高的增长速率,但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土地形态呈现分散化、破碎化的趋势,具有更高的城市蔓延风险。

图5 不同城市等级的城市紧凑度比较表3 不同等级的城市紧凑度测度分项得分平均值城市等级空间利用效率物质流通效率城市运营效率生态环境保护20052015200520152005201520052015一线城市0.0950.1110.0340.0340.0350.0640.0670.088新一线城市0.0510.0650.0240.0280.0300.0580.0590.083二线城市0.0430.0500.0240.0260.0270.0520.0600.081三线城市0.0370.0430.0260.0250.0200.0410.0540.080四线城市0.0310.0370.0290.0240.0200.0390.0470.080五线城市0.0370.0450.0470.0330.0200.0410.0390.077 3.城市紧凑度空间聚集特征本文利用2005年和2015年264个城市的空间紧凑度得分分别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检验。

首先,零假设为城市紧凑度分布不存在空间自相关现象,取显著性水平为0.01,用统计量Z来进行检验。

当Z>2.58且统计显著时,表示城市紧凑度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现象,即空间聚集。

当Z<-2.58且统计显著时,表示城市紧凑度存在负的空间自相关现象,即空间分散。

当Z=0时,代表城市紧凑度的空间分布是独立且随机的。

2005年城市紧凑度全局Moran's I指数为0.16,Z=3.66,2015年城市紧凑度全局Moran's I指数为0.29,Z=6.55。

该结果表明,城市紧凑度具有正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现象,存在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并且自2005年至2015年空间聚集程度逐步提高。

进一步地,为分析城市紧凑度的聚集区域,本文对城市紧凑度的得分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并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高—高分布(H-H),即该城市同临近城市的紧凑度得分均较高,为高紧凑度聚集区域;低—低分布(L-L),即该城市同临近城市的紧凑度得分均较低,为低紧凑度聚集区域;低—高分布(L-H)或高—低分布(H-L),即该城市的紧凑度水平与邻近城市有差距,存在空间负相关关系。

图6显示了2005年和2015年各城市的集聚类型。

其中,2005年共有17个城市表现为高—高分布,形成三个高紧凑度聚集区域,分别为新疆北部地区、河西走廊地区和珠三角地区;23个城市表现为低—低分布,形成四个低紧凑度聚集区域,分别为黑龙江东部地区、内蒙古东部地区、鲁豫苏交界地区以及闽浙交界地区;2015年,共有16个城市为高—高分布,在原有的三个高紧凑度聚集区域基础上,增加了长三角地区;低—低分布的城市有37个,集中于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两大区域。

具体来看,2005-2015年期间,东南沿海地区城市紧凑度提升,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由于其人口增长迅速,城镇化水平较高,城市的紧凑度显著高于周边城市;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城市,由于这些地区地势平坦,城市扩张的制约条件较少,土地扩张速度超越人口和经济的增速,是城市无序蔓延的风险地区;嘉峪关市、克拉玛依市、武威市等西部地区城市具有较高的城市紧凑度,由于地形条件限制,城市可建设用地有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市扩张的规模,并且这些城市多为资源型城市,人口密度低但地区经济生产总值较高,因而测算出的城市紧凑度较高;相较于2005年,2015年低—高和高—低分布的城市数量增加,空间分布更加分散,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该类型城市数量增加,说明中西部地区城市间紧凑度的差异性加大。

总体来说,城市紧凑度的空间分布体现出高紧凑度聚集区向东南沿海地区集中,低紧凑度聚集区向东北地区、中原地区移动,中西部地区城市紧凑度差异性增大的特征。

图6 2005年和2015年城市紧凑度局部Moran's I显著性水平此外,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我国三大主要城市群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紧凑度的影响作用: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均属于高紧凑度聚集区域,呈现扩散效应,也就是由于如深圳、上海等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建设用地已达饱和,人口总量巨大,对于新增经济投资和人口迁入的准入门槛也相对较高,因而大量投资转而投向其周边城市,带动周边城市人口增长、城市建设水平提升,也促进了城市紧凑度的提升;并且时间维度上高—高分布区域的变化反映出,随着城市群发育程度的提升,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城市紧凑度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与周边城市的紧凑度呈现极化效应,也就是北京相较于周边城市对于资本和劳动力更具有吸引力,在有限的城市用地条件下,城市空间组织效率提升,而周边城市由于人口流失、城市过度建设等问题,导致城市紧凑度降低。

结论六 结论第一,2005-2015年期间中国城市紧凑度整体上有所提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驱动城市紧凑度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从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和城市空间结构来看,紧凑度呈现下降趋势。

由于当前中国大部分城市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阶段,大量飞地式开发的城市工业区、大学城以及各类城市新区带动了城市的产业经济发展,但同时这种过于分散、粗放的城镇化扩张模式降低了城市的交通物流效率,提高了城市市政建设成本,并且占用大量耕地和生态土地,对城市及周边地区带来了严峻的环境压力。

第二,不同等级的城市间紧凑度具有差异性和不均衡性。

城市紧凑度与城市等级呈U型分布特征,即大城市的城市紧凑度高于中小城市,等级最低的五线城市的紧凑度高于四线城市。

中小城市虽然在2005-2015年期间其城市紧凑度显著提升,但城市存在超前建设、过度建设的问题,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分散化、土地利用呈现破碎化的趋势,因而具有更高的城市蔓延风险。

第三,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城市紧凑度的空间聚集特征显著,高紧凑度城市聚集于东南沿海地区以及部分西部资源型城市,低紧凑度城市聚集于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中西部地区城市紧凑度差异性增大。

同时,分析结果显示,城市紧凑度的变化特征与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相符,长三角、珠三角两个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紧凑度具有扩散效应,而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对周边城市的紧凑度具有极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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