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地坛》面面观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论的是史铁生的散文名作：《我与地坛》。
之所以选择这篇作品，是出于如下几点理由：一，大家知道，2010年的最后一天，史铁生先生突然去世，引发了许多人的悼念与追思。
在这些追思中，我发现好多人都提到了《我与地坛》，可见这篇作品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们今天来谈论这篇作品，也算是对史铁生先生的一种悼念和缅怀。
二，对于这篇作品，我本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山西的一所高校教写作课。
大概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就把这篇作品带到了我的课堂上。
有四、五年的时间，差不多每年我都要面向学生诵读这篇作品，有时候是一遍，有时代两个班的课就会读两遍。
从2003年开始，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先是与人民出版社，后来又与北师大出版社合作编写高中语文教材，我们也把《我与地坛》选到了必修课里，而这一课的内容又是由我来编写的，所以我对这篇作品实在是太熟悉了。
三，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无论是从思想性还是文学性上来看，《我与地坛》在中国当代散文写作中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值得我们去认真分析。
下面，我就从作者、文体、格局、结构、语言、立意等几个方面来面对这篇作品。
一、关于史铁生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孟子·万章下》）这就是所谓的“知人论世”。
我觉得谈论《我与地坛》，我们更需要从作者的情况谈起，因为这篇作品直接与作者的遭遇与疾病相关。
不了解作者的情况，我们就无法很好地去理解这篇作品。
史铁生是1951年1月4日出生于北京，1967年初中毕业，1969年去陕西延安地区插队。
三年之后也就是他20岁那年，他的双腿开始出现问题，于是回北京治疗。
史铁生有篇散文，叫做《我二十一岁那年》，写到了他当年在友谊医院神经内科治疗的情景，写到了他当时的想法。
他说，当时是他父亲搀扶着他第一次走进了那间病房，“那时我还能走，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
当时我有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
但是，他没有去死，也没能再那样走出来，而是被他的朋友抬回了家，从此坐进了轮椅，开始了与自己的疾病终生厮守的日子。
从1974年开始，他进北京一家街道工厂做工，主要工作是在木箱子或鸭蛋上画仕女，画山水。
他就这样画了七年。
像小说《午餐半小时》，《老屋小记》，写的就是那个时期的生活。
在工厂做工期间，史铁生开始学习写作。
1979年，他在《当代》正式发表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我们许多人都没有经历过史铁生的这种遭遇，但是大家现在可以想想，一个人在20岁左右的年龄，双腿突然不听使唤了，然后是瘫痪了，那该是什么滋味！而且这并不是暂时的事情，而是意味着被判了无期徒刑——一辈子要与轮椅为伍。
我想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遇到这种事情肯定都是晴天霹雳。
史铁生当年遇到的就是这种大不幸，大痛苦，所以他无数次地想到了死，也无数次地想到自己为什么活。
也就是说，如果不去选择死，就必须寻找活下去的理由。
《我与地坛》中有几句话流传很广：“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
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
”史铁生是如何把这件事情想明白的呢？据他自己说，当年他陷入绝望差不多要自杀时，是听了卓别林的劝。
在《城市之光》这部电影中，女主人公要自杀，但被卓别林扮演的那个角色救下了，女人埋怨他，发疯地喊：“你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死！”卓别林慢悠悠地、不动声色地说：“着什么急？早晚会死的。
”（《对话四则》）但是，刚刚得病那几年，史铁生却没有后来这么达观。
所以地坛就成了他思考生死问题的去处。
《我与地坛》中有一句话：“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根据《我与地坛》的写作时间，我们可以推算出史铁生进入地坛的时间是1974年。
1974年前后那几年很可能是史铁生一生中心情最苦闷的时期，而偏偏在那个时期，史铁生的生活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母亲得病突然去世了。
他在《合欢树》和《秋天的怀念》中专门写到过自己的母亲。
他说：“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经不在人世。
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合欢树》）我想，这里所说的小说获奖应该是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得1983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那么再推算一下，史铁生母亲去世的时间可能是1976年。
也就是说，在史铁生25岁那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了。
而这件事情对于已经遭遇不幸的史铁生来说又增加了一种不幸，可以说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
明白这一点，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我与地坛》中作者会以那样一种笔调去写母亲。
那是一种怀念和哀思，也是一种痛悔和自责。
《我与地坛》写成于1989年，那个时候的史铁生已快活到不惑之年，他已经是一个名气不小的作家了；同时，他也走出了自己的精神困顿期。
这时候，他可能需要对自己“以前的事”、“活着的事”、“写作的事”、“灵魂的事”作一番集中的回顾与思考，这样便有了这篇大容量的《我与地坛》。
根据史铁生标注的日期，《我与地坛》在1989年5月写成初稿，修改完成的日期是1990年1月。
又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史铁生才决定把它拿出来发表。
史铁生曾经说过，他是“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所以他的写作状态本来就不好；据他的朋友徐晓讲，史铁生对自己的写作又有很严格的要求，“他写作的速度很慢，一个短篇有时得写几个月，一个句子不满意，他能翻来覆去修改一天，写了上万字的稿子，只要不满意，撕了他也不觉得可惜”。
（《我的朋友史铁生》）由此我们可以想象，《我与地坛》应该是作者的反复修改之作，精益求精之作。
也就是说，作者的感情经过长时间的发酵，思考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文字也经过长时间的打磨之后，他终于拿出了这篇沉甸甸的作品。
二、《我与地坛》的文体属性现在我们就来面对他的这篇作品，我想从《我与地坛》的文体属性谈起。
刚才说过，《我与地坛》是作者修改完之后又放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交给了《上海文学》这份杂志。
这样我们就有必要讲一讲《我与地坛》发表时引出的一个小故事。
姚育明女士是《我与地坛》的责任编辑，据她讲：1990年12月她曾来北京组稿，返回上海后不久便收到了史铁生寄过去的《我与地坛》，让她大喜过望。
终审看过这篇稿子后也很兴奋，于是他们决定把稿子编发到1991年的第1期上。
每年第1期的稿子编辑部都很重视，但那期稿子他们发现小说的分量不够，于是终审就让姚育明与史铁生商量，看能否把《我与地坛》作为小说发表。
史铁生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得很坚决：这篇作品“就是散文，不能作为小说发。
如果《上海文学》有难处，不发也行。
”编辑部想作为小说发，史铁生认为是散文，这件事情就僵住了。
最终，编辑部变通了一下：《我与地坛》既没放到小说栏目中也没放到散文栏目里，而是以“史铁生近作”为栏目标题发表出来了。
（《回顾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我与地坛》发表时编辑部的那种做法，导致了它的文体属性暧昧不明。
也就是说，因为编辑部没有按史铁生的建议操作，也没有给出究竟是小说还是散文这种明确的文体定位，结果既对读者构成了某种误导，也带来了比较混乱的文体归类。
比如，1992年作家韩少功发表了篇文章，影响很大。
在这篇文章里，他评论到了两个作家，一个是张承志，另一个是史铁生。
而在谈到史铁生时，他说：“我以为1991年的小说即使只有他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以说是丰年。
”（《灵魂的声音》）这就是说，韩少功最初是把《我与地坛》当成小说来读的。
与此同时，《我与地坛》也获得了“1992年度上海文学小说奖”，这意味着《上海文学》编辑部最终依然把它定位成了小说。
此后，小说选本选这篇作品，散文选本也选这篇作品。
再后来，虽然大家基本上统一了思想，认为这是一篇散文，但到2003年，依然有批评家质疑这篇作品有“小说嫌疑”。
（王彬彬：《〈我与地坛〉的小说嫌疑》）那么，我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我与地坛》是小说还是散文很重要吗？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自从有了文体的区分之后，也就有了文体的规范。
这种规范对于作者来说是一种限制，就是说你在写作时得大体上遵守这个规范——要写小说就按小说的样子写，要写散文就按散文的模样做，不能乱来；对于读者来说是一种引导，因为读者在阅读时往往会有一种文体期待，而读小说和读散文的期待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我要是读散文，那就会相信作者所有的东西都是实有其事，实有其情，实有其感，实有其思。
如果我读的是一篇小说，那我会觉得所写的东西虽然也来自现实生活，但不一定全都是作者亲历的事情。
他可以无中生有，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杂取种种，合成一个。
为什么我会这样去看散文或者小说？因为许许多多的作家已经为散文或小说这种文体输入进属于这种文体的种种元素，这种文体已经规定了我的期待方向。
既然如此，散文和小说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当然很多，但我觉得最基本的区别只有一个：小说可以虚构，而散文则不可以虚构，它需要字字句句落到实处。
如果散文中有了虚构，它的真实性就打了折扣。
那有人可能会说，散文往往是作者回忆之物，你的记忆力有那么好吗？你的写作能还原记忆吗？你能完完全全落到实处吗？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因为我们可能会遗忘一些东西，时间的流水会冲涮掉一些东西；我们用现在的眼光回看过去，可能也会增加一种情思，一种记忆的颜色。
我觉得对于散文写作来说这是允许的。
鲁迅写作《朝花夕拾》，特别指出“这十篇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朝花夕拾·小引》）但我们都承认《朝花夕拾》是散文，它与《呐喊》、《彷徨》的小说是有区别的。
当然，我这么来谈散文与小说的区别时，已把问题做了简化处理。
因为新近的一种散文观念认为，散文是可以虚构的。
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这样一种写作观念？还有，文体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互渗现象。
我们有时候会使用“散文化小说”的说法，这往往是对一个作家的褒奖，比如汪曾祺的小说。
但如果说一个人写的是“小说化散文”，是不是就有了贬意？还有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
我们说散文不可虚构，但散文往往又是对往事的重构，那么重构与虚构的区别在哪里？像这些问题，显然是值得专门进行理论探讨的。
回到《我与地坛》，我就觉得史铁生当年坚持自己的这篇作品是散文而不是小说，这种做法很令人敬佩，因为往大点说，他其实是在捍卫了散文这种文体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