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与先锋小说的关系余华是一位有着独特生活体验的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是中国早期先锋文学的杰出代表。

《十八岁远门出行》、《鲜血梅花》、《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都是余华的先锋小说。

在人们的印象中，余华的先锋小说彰显出他理解生活的聪明和敏感，描绘人与人之间的残忍，世事命运的无常，现实生活的死亡和血腥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意义世界的荒诞，等等。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余华与先锋小说的关系：一、先锋时代的价值取向。

（1）血腥和暴力。

在余华早期的作品中，似乎对暴力有着特殊的兴趣。

他的笔下的苦难是与生俱来的，而苦难的根源则是暴力，他用暴力和血腥概括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现实。

余华的先锋小说，单看题目就有点让人触目惊心，尽管他有意无意的用偶然、错误、劫数、刑罚、战栗、台风、鲜血、死亡等暗示阅读者不至于被文中随处可见的意外、暴力、血腥和诡异吓着，同时刻意在小说题目中镶嵌了现实、世事、往事、事件、一九八六年、十八岁爱情、夏季之类的字眼，以表明他所写的就是真实生活，往往使阅读者惊异、思考、不寒而栗。

若说被公认为“成人仪式”的先锋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只是余华对血腥、暴力、尔虞我诈的现实反常解剖的大胆尝试，那么余华中篇小说《现实一种》可谓登峰造极，彰显了一种暴力美学。

小说《现实一种》不仅有最为阴郁、冷酷的血腥场面，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是如何被暴力挟持着往前走，最终又成为暴力的制造者和牺牲者的。

暴力的起源于一个叫皮皮的孩子，他虐待和摔死了自己的堂弟。

堂弟的哭声，“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悦”，“他就这样不断地去卡堂弟的喉咙又不断松开，他一次次地享受着那爆破似的哭声”。

他抱着堂弟到屋外看太阳，似乎是出于本能，当他觉得手上的孩子越来越沉重时，就松开了手，那一刻，他并没有去注意堂弟摔下去后会怎么样，而是“感到轻松自在”。

就这样，暴力的漩涡在孩子一次无意识的罪恶行动中形成了。

在这个无意识的暴力激发下，山岗和山峰两兄弟及其妻子都被不由自主地卷入到暴力的漩涡中。

他们个人都用暴力来还击暴力，获得做人的尊严。

见山岗对自己儿子的死有点漠然，妻子立即谴责：“我宁愿你死去，也不愿看你这样活着。

”促使他用暴力惩罚暴力。

结果，每个人都具有了双重角色：他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

他正是以回避的方式揭示了一种人们早已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的现实。

一切都让人难以置信，余华却偏偏称之为“现实一种”。

（2）无时无刻不在的苦难。

苦难存在于每一个个体生命之中，他源于人类生命意识的觉醒。

一个人的觉醒意识越强，他的对苦难的感受力就越强。

余华就是这样一个作家，这使得他对人生的苦难特别敏感。

余华的先锋作品对苦难的描写侧重精神方面。

余华式的苦难并不是一些具体的事件，而是以重复、恒久的方式展开，死难的存在是不可抗拒的并且弥漫着宿命的捉摸不定、死亡的威胁，更要命的是，人精神的疲惫已经蔓延成为无尽的荒原。

这在《夏季台风》中得到了有形的表达，地震、梅雨、台风成为困境的象征性显现，任何一种都直接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存。

（3）对死亡的另一种描述——无望的解脱。

余华是一位受过中国传统思想的作家，有着中国独特的生死观，即死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生存的联合体，但是死亡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是对生的质疑和反面的肯定。

在余华的作品中，由于现实的苦难和无法掌握的命运的折磨，人物的生存时常呈现出一种飘忽不定的状态，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观念，在《往事与惩罚》、《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中都有一个叫“烟”的地方，给人一种缥缈的存在。

生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时时受到死亡的关注，而死亡却成了现实立即重要的一个事态，是对生命的独特的体验和感受。

不乐生而求死的体验是余华的先锋作品中许多人物的心态。

有些作品里面的人物在面对死亡时显示出的都是快乐、安宁。

或者可以这样说，当生存没有了激励和快乐，那就是满眼的血腥和恐惧了，已有死亡才是一种挣脱和超越，他让我们感受到死亡是一张无处无时不在的网，死亡对于人类的生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因为有了死亡，才使生存有了真正的意义。

另一方面，死亡成为对由其本身产生的恐惧与焦虑的解脱，这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构成了荒谬。

（4）捉摸不定的宿命。

余华以一种无可奈何的笔调，写出了每个人在运面前渺小、可怜、命若游丝，毫无反抗之力。

这宿命性的生存在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已崭我没命地奔上去看旅馆，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高度，中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弧度。

”不断出现的“弧度”象征着人生是由一个个接踵而来、永无休止的宿命性困境连缀而成，而那些“高处”则是驱使人前行的目标，一经到达便发现实质的空无所有。

象征彼岸和精神停泊地的旅馆始终也没有出现，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虚无。

然而人是无法摆脱存在的宿命的，即使人们可以发现命运的暗示，仍然无法幸免，就像在《劫数难逃》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幸免的走向死亡一样。

二、成长经历对先锋小说的影响。

余华的先锋小说迷恋残酷与暴力除了受社会情况的影响，也与他自身成长过程有一定的关系。

余华谈自己如何将暴力、恐惧、死亡、还有血迹写在一张张像布一样柔软的受潮的稿纸上时，特别提到了他的童年记忆：由于在医院里长大，经常坐在手术室的门口等待那位外科医生的父亲。

而父亲每次出来，身上总是血迹斑斑，就是口罩和手术帽上也都沾满了鲜血。

有时候还会有一位护士跟在身后，手提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

难怪有人曾感叹：余华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冰渣子。

所幸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余华的先锋小说里的血腥与暴力又是无处不变处处在变的，换句话说，是正在从早期先锋作品的追求语言等表达形式靠近追求现实存在的艺术本身。

也就是说，余华小说的血腥与暴力一直没有停滞前进的脚步，而是处于动态的变迁之中，说明余华在坚持自己的创作的同时也在创作着创作本身，正在努力诠释先锋小说更深层次的涵义。

三、小说的先锋性表现（1）先锋话语。

余华以一种先锋的姿态走上文坛后，便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超越常规语体界限的叙事特征，传统小说中的词语、句子是用来描摹客观实践的自然行程的，它的意义在于传达出现实世界的表象和内容，即作者直接用感官感觉到的世界形态，但是余华看到世界并非一目了然，要想使得外部现实做最真实的表现，就要在语言上打破常规并做一些创新。

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语言不在依照客观逻辑，而仅仅是依据“叙述”本身的规则，而这个关于“叙述”的叙述使文本的传统界限受到严重的损毁，同时，也表达了对现实的寓言式书写。

在余华前期小说中表现出对远离现实的“幻觉”的着迷。

如他的《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世事如烟》、《劫数难逃》等，余华便用这种不确定性的语言将生活中那些概念化言语的喜悦、悲伤、战栗、痛苦等形象生动逼真地表现出来。

通过整个的话语系统像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不曾被人感知过的世界。

如在《世事如烟》中，作者故意将故事中的人名来代替：频临死者标号为“7”，负辱自杀的十六岁少女是“4”，与十七岁粗壮孙子共眠的祖母为“3”，垂钓者是“6”。

余华说：“没有了姓名的男人和姑娘同时又有了无数姓名的可能”，犹如“没有被指定的交谈也同时表达了更多的可能重复的心理历程”。

符号式的不确定性语言更具寓言性。

（2）小说的结构---对常识的反叛。

就小说的时空而论，小说处于两种时空关系中：一是艺术家所面对的客观物质世界的时空关系，另一个是由艺术家所制造的主观化的时空关系。

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区别在于现代小说破除了以往小说时空中陈旧的观念、单调的套路，余华对时间的看法是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

在那里，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十年前的往事可排在五年前的往事之后，然后引出六年前的往事。

同样这三件往事在另一种环境时间里再度回想时，他们又将重新组合，从而展示其新的含义。

这种结构的小说主要表现在《在细雨中呼喊》、《世事如烟》、《献给少女杨柳》等文章中。

前面说到的暴力和死亡等也是余华小说先锋性的体现。

四、余华先锋小说的创作特征（1）循环叙事、时间幻觉等手法的运用。

结构作为先锋小说最重要的形式话语，对先锋小说文本的表现形态可以说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先锋小说家们既可以通过借鉴了西方形式主义小说，获得相近似的结构品格和文本魅力，又可以把形式作为展示他们才华及智力的舞台。

余华小说中大量运用了循环叙事。

循环叙事是指小说的叙事序列呈现出一种周而复始的封闭结构，先锋小说家的循环叙事不仅仅在形式上，更是用形式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重复是对表象正派世界的消解，使存在失去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形式。

最明显的《河边的错误》讲述了疯子在河边连续杀人，由于精神原因，法律对疯子束手无策，刑警队长马哲为民除害，将疯子杀死，而法律却以杀人罪制裁英雄马哲，马哲变成了疯子。

这是一个关于“错误人物命运的循环”。

疯子成了一个神秘的邪恶之洞，人类似乎永远无能为力！当他被除去之后，除去他的人又成了新的疯子，于是形成了疯子的循环，绵延不尽，显示了人类处境的左右为难和荒诞性。

循环叙事对传统小说实现了文类的颠覆与解构。

余华的小说文本从情节与意义的生成两方面构成了对公案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和武侠小说等的解构与反讽，代表作品分别是《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和《鲜血梅花》，仅以对武侠小说的仿作《鲜血梅花》为例，它有着武侠小说的最普通的外在形态，小说主人公一代宗师阮进武之子阮海阔，既无超人的武功，也无除暴安良的大志，在他踏上为父复仇之路后，却发现只是在进行着一次无望的漫游，而漫游的结果是仇人已死，从而复仇不再，于是故事又回到了原点。

比起古代武侠小说以及当代武侠代表作家金庸的作品而言，《鲜血梅花》中根本没有丝毫可称为武侠经典的地方，它将“复仇”变成了“寻找”，剥夺了小说原本应有的因果性动力，人物只是按程式行动，已经不再具有相应的动机，最终小说的悬念(杀父仇人究竟是谁)揭开(己死)之日，也是阮海阔回到原点之时。

从而，余华完成了颠覆性结构的成功冒险。

余华对经典叙述模式的戏仿，使读者无法在认同过程中完成自己的期望，使他们产生间离疏远和困扰，使他们在“回旋”的解读过程中质疑经典，进而达到向已生成的文化观念和挑战。

（2）苦难和“人性恶”之主题八十年代中期先锋小说在中国文坛兴起，先锋作家们在主题上大多都选择了对人生人性的关注，而余华对这种关注似乎显得更惊心动魄，更让人触目惊心。

他把生存苦难作为小说的基本主题，从他八十年代的小说来看，“苦难”就像原罪一样是人类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人类生来就是受苦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忍受隔膜，忍受伤害，忍受亲情的丧失和理想的破灭，暴力、死亡、世界的荒诞性和非理性构成为人类生存困境的表征，构成了这个苦难世界的本质。

余华小说中采用了不介入的方式，把世界的苦难加以冷酷地铺排渲染，使苦难获得了某种纯粹透彻，某种与生俱来性和非意志动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