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关系丁海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讲师上传时间:2005-11-27摘要: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中居于何种地位?传统民法理论对此尚无法做出满意回答。

若将民事权利、义务和责任视为属于同一个位阶,三位一体统一于民事法律关系之中的概念,而视人格权、物权、知识产权、债权与其相对应的义务(债务)为此三个基本概念的下位概念,则可以推导出侵权行为产生的不是债而是民事责任,侵权行为法主要是绝对权的救济法,应当从债法中独立出来。

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民事责任体系,实践着私法自治的功能。

关键词:权利;义务;责任;三位一体;民事法律关系在为制定民法典所进行的理论研究过程中,侵权责任与债的关系一直是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

主张侵权责任应当与债分离,独立成编者有之①;主张按传统民法将侵权责任作为非合意之债的不乏其人②。

主张债应当和责任分离的学者的主要理由是债和责任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以及将侵权行为作为债的一种发生根据放于债法之中不能适应侵权行为法发展的需要③。

主张维持传统,将侵权行为作为债的一种发生根据的主要理由是法律效果形式相同性理论[1]。

在国外,债和责任的关系问题同样困扰着学者们和立法者。

例如,最近阿根廷第五民法修改草案(1998年)以将民事责任作为债的发生根据来取代将侵权行为作为债的发生根据的做法,而1994年蒙古民法典则以第四编规定“合同责任”,第五编规定“侵权责任”,在事实上形成了统一的“民事责任编”④。

这说明各国的法学家和立法者都认识到了存在的问题,并努力寻找解决的途径和方法。

但是,我们认为,以上理论和立法都没有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

原因在于,他们都没有认真分析传统民法理论的缺陷,没有提出可以贯彻到底的理论。

我们赞成责任与债分离的主张,并认为责任与债分离的理论基础是民事法律关系内容的民事权利、义务与责任的三位一体理论。

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论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事责任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和体系构建的建议。

一、传统侵权责任与债法理论的缺陷传统的侵权责任理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逻辑上的体系违反的缺陷。

根据债法原理,债之关系的内容是民事主体之间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

其产生原因有四: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⑤。

据此,侵权行为乃为债之发生原因之一。

当民事主体Ａ对Ｂ实施了一项侵权行为时,在主体Ａ和Ｂ之间产生的是一种债的关系,即一种损害赔偿之债。

此种债之关系的内容是民事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即Ａ对Ｂ享有一项债权(损害赔偿请求权),Ｂ对Ａ负有一项债务。

根据民事法律事实产生民事法律关系的原理,Ａ与Ｂ之间因有侵权行为之民事法律事实而产生出了一种民事法律关系,一种债的法律关系,从Ａ的角度看产生了一个债权,从Ｂ的角度看产生了一个债务。

如果单从权利的角度分析,实际上是民事主体Ａ的一项绝对权因Ｂ的侵权行为产生出了一项相对权——债权债务(侵权之债)。

按照债权发生原因四元说(合同、侵权、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的理论,合同之债和侵权之债都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

如果只是将侵权行为作为债之发生原因之一,势必会造成所有的责任最终都归于违反债务的责任。

而此时若仅以“违约责任”名之,恐有所不当。

唯一能够说得通的做法就是将“债”的概念分解,即将债权的概念分解,将侵权行为产生的债权与合同产生的债权分开,即侵权行为产生的相对的请求给付(债)之关系乃不同于合同产生的相对的请求给付(债)之关系。

实际上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因为人们混淆了权利救济权和原权利之间的区别。

其实,因合同产生的相对的请求给付的关系乃是一种原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而因侵权行为产生的相对的请求给付乃是一种权利救济权(权利责任)法律关系。

其性质是不同,仅形式相似而已。

这样,解决这一体系矛盾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将债之关系重新界定,即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和因侵权行为产生的债权是不同的。

因为因合同产生的债权相对的是相对方的到期履行义务,此种义务在未到期之前是不能向法院主张的,只有在到期义务人不履行时才能向法院主张。

而侵权行为之债权本身就有义务之违反,所以得直接向当事人或法院主张权利。

另一种做法是,取消“债”之概念,或者将“债”之概念只限于合同法的范围之内仅将“债权”当作“合同义务”的一种对称。

而将“义务之违反”统归于“民事责任”名下。

无疑,不论哪一种做法,对于绵延几千年的大陆法系的民法文化体系的整合都将是一件非常艰难的理论工作。

二、民事法律关系三位一体论的基本内容民事法律关系三位一体论是指在规范层面上,民事权利、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三者是对立统一地存在于同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之中的概念。

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由民事权利、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三者共同构成的对立统一体,即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权利责任关系,这两种关系并非同时并存,而是具有时序性的。

也就是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和民事权利责任关系在某一特定的时间点上是不会共存的。

具体的一个时间点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要么表现为权利义务关系,要么表现为权利责任关系,并且权利义务关系总是在先,权利责任关系总是在后的,二者之间有一个转化的过程。

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从权利义务关系向权利责任关系转化的过程,可举例分析如下: 假定一个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Ａ和Ｂ,该民事法律关系就是主体Ａ和Ｂ之间按时序的不同而形成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一种是权利义务关系,另一种是权利责任关系。

在此二种法律关系中,权利的性质是不同的。

在权利义务型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民事权利是一种原权利,在权利责任型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民事权利是一种救济权。

李开国教授在其所著《民法总论》中也注意到了权利义务型民事法律关系和权利责任型民事法律关系的区别,指出“民事责任与救济权之对立统一,也构成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并将此二种民事法律关系分别称为民事权利义务法律关系和民事责任法律关系⑥。

李开国教授在此书中还对民事义务作了一种颇具新意的划分,即本体义务和变生义务。

本体义务是指相对于权利人之原权利而发生的义务。

本体义务因其成立于法律关系发生之始,又称第一义务或原始义务。

变生义务是指因不履行本体义务而发生的义务。

变生义务相对于权利人的救济权,又可称之为救济义务。

因为发生于本体义务不履行之后,又可称之为第二次义务⑦。

并在作了如上划分之后,还准确地指出“变生义务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民事责任。

”这就为笔者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不过,笔者认为变生义务的提法或许在理论上有存在的必要,以供学术讨论之需,立法却不可采,否则易为大众所误解,造成“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不分。

各种民事权利,如人格权、物权、知识产权、债权、继承权等,都可以当作一种法律关系的类型来对待,其性质均为权利义务型民事法律关系。

根据义务主体是否特定,权利义务型民事法律关系又可分成绝对的权利义务型民事法律关系和相对的权利义务型民事法律关系。

由于权利义务型民事法律关系是产生权利责任型法律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在这里将其称为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或原生民事法律关系。

相应地,我们将后一时序的民事法律关系称为派生民事法律关系,派生民事法律关系即为民事责任关系。

通常所说的权利义务关系均为基础民事法律关系,而权利责任关系均为派生民事法律关系。

为了行文方便,后边我们将原生型的权利义务性民事法律关系称为权利义务法律关系或权利义务关系,将派生型的权利责任型民事法律关系称为民事责任关系。

根据义务违反产生责任的原理,派生民事法律关系即民事责任法律关系,所对应的是绝对权和相对权两种类型的基础民事法律关系。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相对于绝对权法律关系的权利责任关系也是相对的法律关系,因为此时违反义务者即责任主体也特定化了。

因此,民事责任法律关系都是相对法律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民法中,权利、义务和责任是属于同一个位阶的概念⑧。

责任与债权不在同一个位阶上,因为债权是一种具体的权利,是权利概念的下位概念;同样,债务是义务的一种,属于义务的下位概念,与责任也不在同一个位阶上。

因此,将民事责任作为债的一种发生根据放于债法之中,是违反逻辑的。

也正是由于大陆法系传统民法学说这一致命的逻辑错误,学者们始终无法处理日益壮大的侵权行为法与整个民法典体系的整合问题。

目前我国的民法学者在讨论我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时,也没有彻底地解决好民事责任、债法总论、债法分论与侵权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民事法律关系三位一体理论和法律概念的位阶理论可以从理论和逻辑上解决好这一问题。

三、三位一体理论视角下的民事责任和私法自治如前所述,权利义务关系和民事责任关系是有时序性的,实际上,总是先有权利义务关系,后有民事责任关系。

而且,相对于权利义务关系而言,民事责任关系的产生只是一种可能性。

因为,权利义务关系所对应的是原权利,民事责任关系所对应的是救济权。

救济权是因基础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被侵害的危险时产生的援助基础权利的权利。

救济权通常处于休眠状态,只有原权利遭遇侵害或有被侵害之虞时,救济权才会启动去救济原权利。

尽管救济权通常处于休眠状态,但是,它在民法中的地位却是十分重要的。

法谚有云:“无救济几无权利”。

民事权利难免遭遇侵害,因而有加以保护的必要。

民事权利的保护,全在于救济权制度。

因此,民法在赋予民事主体原权利的同时,必须配套地赋予救济权。

无救济权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救济权不完善不充分的立法不是好的立法。

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应当充分重视的问题。

民事责任关系以权利义务关系为基础,还体现在民事责任与民事义务的关系上。

民事责任是违反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所有责任的产生都必须以义务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无义务即无责任。

不以义务存在为前提的所谓“责任”代替“债务”,如合伙人对合伙债务的“连带责任”,连带保证人的“连带责任”等等。

将来的民法典应当纠正这种不严谨的表述,并且应当对每一类权利义务关系中义务主体的义务和义务所对应的救济权做出科学、明确的规定,为权利受到侵害时责任的界定提供一个清楚、确定的前提。

当然,由于权利义务关系的性质和特点的不同,法律在做出规定时的行文方式可以而且应当有所不同。

例如,对于绝对权,应当通过详尽地规定权利人的权利内容来界定义务人的义务,而对于相对权,则应根据具体情况,或者通过规定权利来界定义务,或者通过规定义务来界定权利,或者二者并用。

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都要尽量做到明确具体。

事实上,我国的民事立法中对义务的规定不甚清楚的情况并非少见,这是导致对某些民事案件的处理欠妥的主要原因。

当民事责任关系发生以后,权利人可以直接要求责任者承担责任,也可以通过诉讼追究责任者的责任。

正是民事责任制度使国家权力有了介入私人之间民事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所谓可能性,是指国家强制力对民事关系的干预不是普遍的和必然的,而是一种潜在的和规范性的,它只有在当事人即权利主体向国家提起诉讼请求(ｃｌａｉｍ)时,国家才能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