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沉默权制度的改革以及给我们的启示--------------------------------------------------------------------------------------------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尤其是我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刑事沉默权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实务界乃至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为保障人权，一些学者呼吁在我国尽快建立刑事沉默权制度并且就此作出了初步的论证。
然而，沉默权问题是一个可能产生多方面效应的比较复杂的问题。
而从总体上看，我们对沉默权制度的研究还刚开始，深入的理论探讨尤其是必要的实证分析十分不足，对建立这一制度的正负效应以及我国沉默权制度的立法模式深入探究不够。
本文拟评介英国近年来在沉默权制度改革方面的一些重要做法及其争议，并从中探讨某些对我们有益的启示。
一、沉默权确立的理由及基本要求刑事沉默权（therighttosilence），是指刑事诉讼中，嫌疑人和被告人所享有的，可以对司法人员（包括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讯问保持沉默，而不自证其罪的权利（theprivilegeagainstself-incrimination）。
这一权利从观念上来源于英国法谚：“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
而制度的起源，可溯及英国17世纪的利尔伯恩案件。
利尔伯恩被控走私煽动叛乱的书籍，但他否认被指控的犯罪，同时以不自己伤害自己为由，在法院审讯时拒绝宣誓和供述，因此而被法院定罪处刑。
英国议会两院均认为对利尔伯恩的判决违法并予撤销，同时禁止在刑事案件中要求被告宣誓作证。
由此案为转机，被告的沉默权被承认为英国法的原则之一。
这一原则被美国所继承，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强迫作反对自己的证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还逐步扩张了此项权利的适用范围，凡侵害沉默权所获得的证据均不具有证明力，而且沉默权适用对象，不以直接导致有罪的供述为限，以侵害沉默权的方式而发现的其他证据，其证明力也在否定之列。
沉默权存在的合理性，西方司法和学术界大致从三个方面阐述，一是为了维护刑事诉讼对抗制即弹劾制的构架和机能，必须保障被告作为一方诉讼主体所享有的沉默权；二是由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公共权力强迫被告承认犯罪，无异于强迫被告自戴枷锁，属于过于残酷的不人道行为。
为了防止这种不人道，应当赋予被告沉默权；三是从隐私权和自由意志出发来解释沉默权的合理性。
认为公民享有人格尊严及自由，享有个人生活不受外界干涉的权利，而唯有自己才可自由支配处理属于个人生活领域的问题。
是否向外界沟通自己的生活内部，属于个人实现的自由，即人格的尊严。
而沉默权的确立，可以限制政府窥视个人的精神领域，它体现了对个人人格和每个人有权从事自己的生活的尊重，它也提供给人们在面对刑事指控时的一种自由选择：你可以选择是否协助政府以确定自己有罪。
一般认为，第三种解释是沉默权制度成立的主要的内在根据，但前两种，尤其是第一种从程序法理上解释，亦为必要。
刑事被告的沉默权与犯罪侦查的需要往往发生尖锐的冲突，在具有强大国家权力的司法机关面前，尤其是嫌疑人被拘禁的情况下，如无必要的制度保障，沉默权势必难以维系。
对沉默权的制度保障主要体现在：其一，沉默权的事先告知制度。
如未事先告知，所获取的口供可视为违反任意性原则而无效；其二，禁止以刑罚或其他制裁，对被告课以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供述义务。
例如，在被告保持沉默时，不得以此为由予以监禁和罚款；其三，侵害沉默权所获取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其四，在认定犯罪事实时，不能以被告沉默的态度作为被告有罪的证据，否则，会产生间接强迫供述的效果。
上述四点中，主要的是两条，一是事前告知；二是事后不得“抗拒（抗拒交代）从严”。
二、英国改革沉默权制度的缘由及立法内容英美的刑事沉默权制度肯定了前述保障沉默权的措施。
但就保持沉默的法律后果，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州长期以来留有一定的余地。
即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允许法官和陪审团在证据斟酌时考虑被告保持沉默的态度，并且不排除由此作出对被告不利的推断。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对被告的不利推断颇多限制，是十分谨慎的。
然而，近年来，随着犯罪尤其是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猖獗，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中利益保护的钟摆开始向有利于打击犯罪方面摆动。
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就开始了对限制沉默权问题的讨论。
1971年，刑事法修改委员会提出一项报告，建议：如果被告在警察审讯时不回答警察的提问，而所提的问题又是被告在法庭辩护时所依据的事实，对当初被告的沉默，法庭可以作出对被告不利的推断；如果被告在审判过程中拒绝作证，也应当对此作出对被告不利的推断。
1976年，新加坡首先采纳这一建议。
该国于1977年1月生效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法案规定，如果被告在被审讯时不回答警察的合理提问，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在法庭作证，决定被告是否有罪的法庭可以由此作出适当的推断。
然而，这种限制沉默权的建议和实践在英国国内引起了抨击。
英国关于刑事司法程序的皇家委员会宣称：就被告沉默而作出对其不利的推断，使政府应当承担的证明责任向被告转移，而且可能压迫无辜者作有罪假供。
但这种看法未占上风。
1988年，英国政府对发生于北爱尔兰的一系列恐怖主义暴力案件作出反映，以沉默权严重阻碍犯罪调查为由，采纳刑事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了仅适用于北爱尔兰地区的《刑事证据法令》（thecriminalevidenceorder），对沉默权做了重要限制。
除采纳上述刑事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外，同时增加了两种情形。
即其一，如果嫌疑人在被发现处或在其人身或衣服上发现有与犯罪有关的可疑物而嫌疑人不解释其存在原因时；其二，如果嫌疑人被发现在犯罪现场附近，而他又不解释原因时，法庭可以作出对被告不利的推断（adverseinference）。
与新加坡的法律相同，法令要求法官在陪审团在场的情况下向被告提出告诫：如果被告拒绝作证，可能对其作出不利的推断。
这项法令是由恐怖主义犯罪的猖獗而产生的，但它的适用不限于恐怖主义犯罪，而普遍适用于北爱尔兰的全部刑事诉讼程序。
在《刑事证据法令》颁布后，梅杰政府的内务大臣霍华德宣称打算将这些对沉默权的限制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
为此他在内务部建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但不久，这种企图因英国国内对警察非法行为导致错案的一系列报道而受阻止。
这些案件如吉尔佛德·佛尔因警察的非法行为而被错误定罪-著名电影《以父亲的名义》即反映了这一冤案的情况。
还有伯明翰·塞克斯案。
塞克斯因1974年的一个爆炸案而被判刑，在上诉法院推翻其定罪前，塞克斯已服刑16年。
这些错案敦促政府，于1991年组成了一个刑事司法的皇家委员会，专门考虑怎样准确定罪。
该委员会在1993年曾提出两个研究报告，主张被告的沉默权应当维护而不应限制。
到1993年10月，内务大臣霍华德在保守党的会议上宣称，英国政府决定限制沉默权-作为目的在于严厉对付刑事犯罪的刑事司法改革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
政府的有关研究认为，在三种危害严重的犯罪中，嫌疑人和被告行使沉默权，对犯罪的调查和追究形成较大障碍。
一种是有组织犯罪，如恐怖分子实施的暴力犯罪，一种是武装抢劫等职业性犯罪，再一种是商业欺诈等智能性严重经济犯罪。
只有限制沉默权的行使，才能有效地打击这些严重犯罪。
对于严重的商业欺诈案，1987年颁布的《刑事司法法》（criminalfacie）上不利推断和其他某些证据而达到排除合理怀疑（beyondreasonabledoubt）证明标准，还是只能得出一种结论-因被告保持沉默而未能对检察官的公诉举证造成任何损害或未能产生有利于被告的解释，以及缺乏一种合理的可能性-从公诉指控的有关情况中作出被告无辜的解释。
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那就在实际上转移了部分应由控诉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而且如果不了解被告保持沉默的原因而将其沉默作为有罪证据十分危险；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法律的规定又显得意义不大，因为这种情况似乎不言自明。
不过就其中一种具体情况则争议不大。
即所谓“伏兵辩护”：被告在调查中保持沉默，在审判中却将有关事实作为辩护的依据，对审判中被告的陈述，法官和陪审员有理由作出“不利的推断”-被告陈述的真实性是可疑的。
另一种，也是更大的争论是关于英国这项立法的价值。
一些学者和司法官员对其必要性与合理性持有异议，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它转移了举证责任，损害了无罪推定原则。
而无罪推定是国际普遍认可的人权原则，也是英国法律程序的基石之一。
在被告被推定无罪的情况下，证实被告人犯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
以不利推断相威胁限制沉默权，实际上是将部分本应由控诉方承担的举证责任转嫁给被告。
这对被告是不公平的。
（二）它促使刑事司法由弹劾制（accusatorialsystem）向审问制（lnquisitorialsystem）转化。
承认诉讼双方平等的诉讼主体地位并以诉讼抗辩的方式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弹劾制，是以对沉默权的肯定为存在前提的。
由于对沉默权的限制，将使刑事司法制度从关注证人证明和外在证据（extrinsicevidence）的弹劾式审判制度向着重于对被告审讯以获得有罪证据的审问制转变。
这将损害刑事司法程序及其功能，使弹劾式诉讼所保护的利益受到损害。
尤其是损害一个开放和民主的社会的基础：一个受到严格制约的政府，有限的政府能力，以及对个人尊严、隐私和自治的尊重。
（三）以限制沉默权的方式取证，容易导致警察权力的滥用，出现逼供、诱供等非法行为，嫌疑人可能因此而承认自己未曾犯过的罪行。
另一方面，有些被告保持沉默是为了保护其他人而并不是为了隐瞒自己的罪行，因此，以其保持沉默对其作倾向定罪的推断可能发生错案。
所以，限制沉默权也无助于准确定罪。
（四）从实际情况分析，限制沉默权立法所设定的在打击犯罪方面的价值目标，如增加招供和认罪从而增加定罪以及随之而来的犯罪的减少，难以实现。
一些学者称，据某些调查显示，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刑事程序中实际行使沉默权拒绝回答警察或法官询问的比例很小，如刑事法专家米克尔1978年从沃色斯特（worcester）刑事法院任意抽取四百件案件进行统计，发现仅有 4.3％的嫌疑人在诉讼程序中始终保持沉默，70％做了供认，另外14％，虽未充分供认，但也做了有利定罪的陈述。
其他多项调查与以上统计的比例也比较接近。
这就说明沉默权严重阻碍犯罪调查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再从新加坡和北爱尔兰限制沉默权的立法实施的情况看，并无导致增加供认和定罪并导致犯罪减少的明显例证。
由此可知，这类法律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实施也不会取得多大效果。
（五）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改变了英国法保证被控告人面对犯罪指控有保持沉默的权利的长期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