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本质新论三经济法本质新论三三、社会利益本位――经济法本质分析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本质就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组成事物基本要素的内在联系。

事物的本质是由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

一事物的根本性质对于该事物来说，就是它本身的特殊本质;对于它事物来说，就是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

”并且，依系统论的观点，事物的本质是有层次性的，在小系统内，A事物与B事物的根本区别是本质的;在扩大至中系统，A 与B变成具有同一本质的事物与另外小系统内之C事物之间的根本区别又是上一层次的本质;对扩大到大系统中，A、B与C变成具有同一本质事物与另外中系统的D事物之间的根本区别又是更上一层次的本质。

因而，经济法的本质也是一样的，经济法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有本质区别的;经济法作为法律，与其他上层建筑是有本质区别的;经济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部门法，与其他法律部门是有根本区别的。

经济法本质，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应该是指经济法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本质属性与特点。

而不应该以上一层次的“法”的本质或更上一层次的“上层建筑”的本质代替经济法本质，这样反应不出经济法的特有本质。

“关于经济法的本质问题，学者们基本上还是持两种观点，即‘国家干预(调节)论’和‘平衡、协调、结合论’。

”只是在具体表述上有所不同罢了。

“国家干预(调节)论”，代表性观点是认为“经济法最本质的属性是对有关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经济关系的干预。

”或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意志的体现，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人们行为的法律规范。

它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是国家调节即‘国家之手’有效运行的法律保障。

”“平衡、协调、结合论”则认为，经济法是平衡协调法，是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对立统一的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是以公为主、公私歉顾的法，以及从机制功能上说经济法是综合调整法，是系统调整法……这些都是从不同方面揭示经济法的本质功能的。

“以上两种基本观点，已经比较接近经济法的本质了，但还欠周到准确。

”国家干预(调节)论，“揭示了经济法的主要作用方式，即以国家”有形之手“进行干预(或称调节)。

”平衡、结合、协调论“则主要地是揭示了经济法的主要功能。

笔者认为，经济法是主要由国家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包括市场整体利益)，而主要是借助了国家权力，运用多种手段对市场主体进行规制与社会经济进行调控的法律。

因为本质是此事物区别于彼事物的根本属性与特征。

我们不妨从纵向与横向两面个角度进行比较分析阐述经济法本质。

(一)从纵向比较看，经济法的出现是应社会整体利益的客观需要而出现的。

这正如民商法是应个体利益的客观需要而发生发展发达的一样;这正如现代行政法是在个体利益的冲击下，应国家利益的客观的自律的需要而发生发展发达一样。

在封建社会时期，封建集权，君主专制，人格尊严不受应有的尊重，个体利益不受应有的重视，国家利益(表现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至高无上，这时期的法律也就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法律最为发达，刑法(注：与现代刑法不同)最为繁荣。

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观念的影响下，个体利益迅速提升，国家开始稍作退让，对经济领域基本上采取不干预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只扮演“守夜人”的角色，私人财产所有权绝对原则、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原则、自己责任原则等私法自治基本原则被普遍确认。

这一时期的法律也就以个体利益为本位的法律最为发达，民法、商法达到最为繁荣的时期。

由于个体利益的冲击，而行政法在以“国家利益”本位为基础上，向“个体利益”作出某些让步的表现。

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极端发展，首先是无限制的自由竟争开始演变成垄断、不正当竟争。

市场机制开始失灵，消费者权益日益显得需要保护，市场主体日益显得需要规制，随后是市场作为一个“场”的整体利益受到侵害，市场外的社会整体利益开始由于一些市场行为而受到侵害。

社会整体利益(包括市场整体利益)开始迅速提升，成为不可替代的继国家利益主体、个体利益主体之后的第三大利益主体。

由于社会利益日益显得重要，此时，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最易发展。

历史最长的传统的刑法不仅仅要顾及国家利益、个体利益，也要开始对社会利益采取刑法保护了;传统的民商法除了以个体利益本位外，除了受国家利益、其他个体利益限制外，也要兼顾社会利益了;传统的行政法也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不但要尊重个体利益，也要兼顾社会整体利益了。

正因为如此，有的民法学者提出了民法的“社会本位说”，也有的行政法学者提出了行政法的“社会公共利益本位说”。

我们先不对他们的学说作任何评判，至少有一点，那就是“社会利益”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类型出现已经被法学者们注意到了。

“社会利益”的日益提升，不仅对传统各部门法有冲击，还直接促使经济法的诞生。

经济法正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

有点需要指出，对于我国而言，现代经济法的产生与西方国家经济法的产生有所不同。

西方国家经济法的产生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在先，国家“有形之手”干预在后;而我国则恰恰相反。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家至上、国家中心、国家意志决定一切、国家统筹一切的国家本位观念，将社会看作是国家的附属物，社会缺乏自身的独立性，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有国家的干预。

“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国家干预成为我国长期以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写照。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有形之手”的过分干预，结果事与愿违，“社会利益”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应有的维护，因而，在我国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的发展。

同时也由于自由市场没有得到充分的培育发展，相应的个体利益本位法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在1993年，我国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

于是面临的任务就显得很重了。

既要防止国家“看得见的手”的不当干预造成“社会利益”的损害，又要防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缺陷与副作用造成“个体利益”的损害。

不过，在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上还是同西方经济法一样的，那就是“社会利益”的客观要求。

(二)从横向比较，主要是对经济法、民商法、行政法三者进行比较。

经济法作为新兴部门法，与有着更长历史的民商法、行政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但要理清它们关系对于经济法建设迫为眉急。

1，利益本位的区别。

这一区别是它们的本质区别，以下各种区别其实都是本质区别的体现。

民商法的利益本位是个体利益。

个体包括公民、法人、其他各种组织。

在市场经济中，个体利益受保护，合同自由、人格平等、公平交易、诚实信用等民商法基本原则都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

民商法主要就是用来规范个体合理合法参与民商活动，充分保护自身的民商权利。

行政法的利益本位是国家利益，是国家用来规范行政权的行使之法律。

在市场经济中，行政法在维护国家管理秩序的基础上，兼顾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一方面授予行政权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当合理的干预，一方面又要规范行政权的行使，对行政权进行控制、监督。

而经济法的利益本位是社会利益。

对于法律的本位，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显得日益重要。

社会利益的提升给整个法律体系带来不小的冲击。

于是，有的民法学者提出了“民法的现代模式”，认为其集中表现为：其一，具体的人格;其二，私的所有权的社会制约;其三，受规制的竞争;其四，社会责任。

这确实是很正确的，这表明了“社会利益”的提升对民商法的重大影响。

然而还提出了民法的“社会本位”之观点，认为其集中表现是：其一，契约自由的限制;其二，所有权绝对原则的限制;其三，无过错责任原则之采用。

但是，笔者认为，民法毕竟是民法，私法毕竟是私法，这里有个主次问题，本位是立场，是中心，现代民法对传统民法基本原则的限制正是体现了民法的个体利益本位之本质。

民法还是以维护个体利益为中心任务的，只不过为了兼顾其他个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而作出某些限制而已。

本位依然不变。

也有的行政法学者提出了行政法的“公共利益本位论”，认为行政法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

同样的道理，本位是立场，是中心，行政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社会利益”，但行政的目的与行政法的目的是不能混淆的。

行政法虽然要求兼顾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须依法行政，行政行为要自律，行政权要受控制、监督。

不过这一切显然是为了行政权的规范行使，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

2，调整对象的区别与联系。

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个问题，需要把三大基本利益主体进一步具体化。

依马克思基本观点，先把社会分成“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

再者，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有着特殊的地位，故“市场”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包含于“市民社会”之中。

其中，国家(政治社会)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国家利益主体进行具体化，就是各种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及国家工作人员。

国家机关在我国主要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军事机关等。

其中，在“市民社会”中，主体包括“个体利益主体”与“社会利益主体”。

“个体利益主体”即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社会利益主体”即各种同类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集合。

另外，“市场”中市场主体包括市场管理主体、市场经营主体和市场消费主体，狭义的市场主体仅指市场经营主体。

(1)经济法与民商法在调整对象上的区别与联系。

民法的调整对象在传统上的表述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财产关系”。

商法则是作为民法的特别法的，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商务关系。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必要进一步作准确的理解。

由于市场关系的出现，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开始细化，可细分成对等的确定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即确定的甲与乙之间的关系)与非对等的非确定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即确定的甲与非确定的乙或丙或丁之间的关系)两大类。

我们不妨先看看人们所谓的民商法所调整实际关系。

民法上的关系模型是这样的：“有甲、乙二人，各有自己的财产A、B.甲、乙相互交涉，就交换各自的财产达成合意。

另外有丙，对甲或乙(及其财产)实施了侵害行为。

这样，三当事人间就形成了须有民法予以规范的三种不同的关系。

第一，甲与乙之间的约束关系;第二，甲、乙与各自的所有物之间的关系;第三，甲、乙于加害者丙之间的关系。

”从以上可以看出，民商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主体特定性、对等性、关系封闭性、个体本位性等特点。

实际上，民商法所调整的就是这种对等的确定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

而非全部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

而非对等的非确定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的相互依存的、相互交叉的“网络”状的具有开放性、非对等性、非确定性、社会本位性等特点的关系。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一部分就是这种非对等的非确定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

例如，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假设经营者(A)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恰巧消费者(B)购买了此商品，造成了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