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不应被遗忘的人物——陈季同其人其书黄兴涛提起陈季同，今人能知道的怕是很少。
他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但被遗忘的不一定就是该遗忘的。
至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陈氏本应占有一席之地。
就近代中国人而论，唯有他同辜鸿铭、林语堂三人用西文所写的介绍中国及其文化的著作，可以说在西方真正畅销过。
三人同属闽籍，人称“福建三杰”。
其中，辜氏著作走红西方是在20世纪头20余年，尤以在德国影响为大；林语堂的著作最为畅销的时期是本世纪30-50年代，美英读者对之最表欢迎；而陈季同有关中国的书在欧洲流行时，比辜鸿铭还早近20年，时间是19世纪80-90年代，他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中国人中最先以西方文字写作并出版了其介绍中国文化之著作的第一位畅销书作家。
其书初以法文写成，故影响主要在法国。
在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辜、林二人其实都不过是步陈季同的后尘而已。
无论是在写作上还是思想上，均曾受到过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如今林、辜二人已是人尽皆知，著作广为流传，独陈季同仍湮没无闻，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疏忽。
图时，同时也以“三代”社会为其摹本，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至德之世”的理想模式，充满了对“三代”社会的美好回忆，描绘了一个类似“三代”社会无私有、无纷争和社会文明发展极其低下的社会。
因此，与其说是历史倒退，毋宁说是以古鉴今和以古鉴未来；与其说是对古代社会的追求与怀念，不如说是以远古社会为参照对比现实社会，并有针对性地对现实的弊病进行揭露和抨击。
因此，道家的社会理想并不是真正地把历史拉向后退。
一陈季同字敬如，西文名字作Tcheng ki-tong，福建侯官(今属福州)人，近代中国率先走向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早年肄业于福建船政学堂，1875年初，朝廷拟向西方各国派驻使节，选拔他先行进行考察，他随洋员日意格游历英、法、德、奥四国，完成任务后于次年归国，著有《西行日记》四卷。
1877年，清廷派李凤苞、日意格率留欧学生刘步蟾等人出洋，他随同为文案。
不久，李凤苞改任驻德、法公使，他仍为文案。
旋授副将加总兵衔。
后又升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兼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四国参赞。
在法国使馆供职期间，他“因为在法国人中有许多熟人，得以巧妙地辅佐中国公使曾纪泽在法国掀起一场反对舒埃·卢·富尔利的通卡政策的舆论”[1]参与有关中法越南问题的交涉，多次为清廷购买船舰炮械，折验运回，一度很得李鸿章的信任。
1891年，他因涉嫌骗取法国某银行巨款案，被招回国，前后在巴黎等地生活了近15年之久。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陈季同曾赴台湾任布政使，积极投身反割台斗争，参与组建台湾民主国。
“他向那些坚决抵抗日本占领的台湾爱国者们宣传‘五·二五民主国宣言’的思想，并马上被任命为台湾民主国外务大臣”，因此有人认为他“是东亚土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
当时他还“竭力劝说人们，确立共和制度一定会得到法国的同情，使法国积极加入抵抗日本的防御阵线”。
但不久他的期望落空，不得不逃回上海[2]。
戊戌时期，陈季同属于维新运动的积极赞助者，很是活跃。
1897年，他与其弟陈寿彭在上海合办了《求是报》，为“翻译主笔”。
该报积极译介西学新知，宣传维新思想，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倾向维新的报刊之一。
次年秋，他还热心支持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堂——上海中国女学堂。
其妻法国人赖妈懿出任女学堂的洋提调。
该学堂最初的日课章程，就是由其妻赖氏起草。
[3]上海中国女学堂以效法西方新式教育为趋向，以“中西合璧”为宗旨，反映了男女平权思想对教育的影响。
它的出现在旧教育体制中打开了一个缺口，成为女子教育社会化在中国兴起的标志，对以后各种女学校的兴办起到垂范作用。
这一时期，陈氏还参与发起成立了当时较有影响的新兴社会组织“戒烟公会”，旨在移风易俗，曾吸引许多维新派人士和开明官员参加。
《求是报》上就刊登过该会的发起旨趣和有关评论，还多次登载入会会员名单及捐款额数等。
庚子事变期间，陈季同也有所表现。
他可能是学界至今还没有注意到的“东南互保”的最早创意人。
目前有关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在谈到“东南互保”的动议时，一般只是提及盛宣怀、沈瑜庆和赵凤昌等人。
但沈瑜庆在为陈季同所作的传记中，却专门述及后者的“首功”：“庚子拳匪起京、津，各国纷电调兵。
季同曰：‘事急矣!为今计，南方数省建议中立，先免兵祸；隐以余力助北方，庶几有济。
’著为条陈，由道员沈瑜庆上诸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鄂、粤两督合议，东南互保之约遂成。
”[4]可见陈氏与东南互保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关系。
庚子事变后，陈季同在政治上无大作为，曾主持过官报局和翻译局。
1905年去世于南京(一说上海)[5]，年仅54岁。
有趣的是，陈季同还是晚清中国敢于冲破夷夏之防和世俗压力、最早正式娶西洋女子为妻的朝廷命官之一，堪称中西通婚史上的开风气之先者。
戊戌时期，著名维新派人物唐才常曾发表骇人听闻的《通种说》，主张中外相通，实行华洋通婚以改良中国人种，其文中所举的第10条论据，就是专门以他和另一个人的跨国婚姻为例，说明实行此制不仅应该而且可能。
其言曰：“吾闻华洋种族之通，不独各埠头各租界然也，即凤仪、陈季同之妻，皆西妇也。
彼西人初不以吾中国之弱，而摒之不齿婚姻之列，则吾又何为闻通种之说，而狺狺争，睊睊谗也？”[6]曾朴的名著《孽海花》中，也曾对其法国妻子和英国情妇为争夺他而进行决斗的故事大加描绘。
在晚清士大夫多昧于外情、视洋人为异类之时，他竟敢于“胆大妄为”娶洋妻；且于华人倍受欧美歧视、而自身又“豕尾”未除之际，尤能有西洋知识女性毅然置种族偏见于不顾，如此这般地爱慕追随，其人之非同寻常、极为风流倜傥可以想见[7]。
二就陈季同一生的作为而言，他主要是一个文化人，其影响和价值也主要体现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由于长期工作和生活在欧洲，他通晓法文、英文、德文和拉丁文，特别是法文造诣极深，在晚清中国可谓独步一时。
英国大汉学家翟理思等人，就称赞他法国语文知识极为广博。
[8]对于法国文学，陈氏尤为稔熟，谈起法国当时的各文学流派及其优劣得失能如数家珍。
我国近代译介法国文学的先驱、《孽海花》作者曾朴有关法国文学的最初知识，就是由他启蒙的。
曾朴在给胡适的信中曾坦承自己译介外国文学的活动，乃至“发文学狂”的主因，“大半还是被陈季同先生的几句话挑激起来”。
他写道：我自从认识了他，天天不断的去请教，他也娓娓不倦的指示我；他指示我文艺复兴的关系，古典和浪漫的区别，自然派、象征派，和近代各派自由进展的趋势；古典派中，他教我读拉勃来的《巨人传》，龙沙尔的诗，拉星和莫理哀的悲喜剧，白罗瓦的《诗法》，巴斯卡的《思想》，孟丹尼的小论；浪漫派中，他教我读服尔德的历史，卢梭的论文，嚣俄的小说，威尼的诗，大仲马的戏剧，米显雷的历史；自然派里，他教我读弗劳贝、佐拉、莫泊三的小说，李尔的诗，小仲马的戏剧，泰恩的批评；一直到近代的白伦内甸《文学史》，和杜丹、蒲尔善、佛朗士、陆悌的作品，又指点我法译本的意西英德各国的作家名著；我因此沟通了巴黎几家书店，在三四年里，读了不少法国的文哲学书。
我因此发了文学狂……曾朴还记述了戊戌时期陈季同向他沉痛介绍法国文学界对中国文学及其价值评价偏低的现状、原因，以及应将我国名著向外译出，同时须翻译和了解西方文学，以改进旧式文学传统、提高中国文学水平的敦敦告诫。
他后来翻译出了雨果的小说《九十三年》及剧本《吕伯兰》、《欧那尼》、《银瓶怨》，莫里哀的《夫人学堂》及左拉的《南丹与奈侬夫人》等著名作品，成为近代中国“译介法国文学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先驱者”[9]。
但曾朴本人深知，他有这一切，均得益于陈季同当年的教诲和指点，因此他尊陈为其“法国文学的导师”，“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10]。
多年以后，在其自办的《真善美》杂志上，他还打算专门开辟一个“陈季同特辑”，以表达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深切怀念和敬仰之情，可惜后来因故未能如愿。
教诲出像曾朴这样出色的弟子，并非陈季同传播法国文学仅有的业绩。
此外他自己还曾亲自上阵，向国人直接译介过法国文学作品。
在《求是报》上，从第2册开始，他曾以“三乘槎客”为笔名，连续译载过法国作家贾雨的《卓舒及马格利小说》。
这是以法国著名将军布朗热的事迹和爱情故事为蓝本创作的一部半纪实性的长篇小说。
后因刊物中途停办，没有译完，但它却是中国人译介西方小说特别是法国小说值得一提的早期作品，译笔也流畅可读。
可惜除了这篇小说之外，我们目前尚未能得见他更多的文学译作。
以陈季同的才华、高超的法文水平和对法国文学的深入了解，竟没能为国人翻译更多的法国文学作品，当然是一件令人遗憾之事。
陈季同不仅通晓法国文学，还“精熟于法国政治并拿破仑律，虽其国之律师学士号称老宿者莫能难”。
甲午后他闲居上海，据说“西人有词狱，领事不能决，咸取质焉；为发一言或书数语与之，谳无不定，其精于西律之验如此，西人梯航之来吾国者，莫不交口称季同”。
[11]陈季同研习西方法律多年，早在1877年作留法学生使团的文案时，除了做翻译，“另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就是学习国际法。
到法国之初，只有他和马建忠被指定研习西国政法，因而两人一同在巴黎私立政法学校注册。
[12]这种正规训练，使得他日后得以成为中国极为少见的最具西方法律和法学知识的有用人才之一。
戊戌维新前夜，为了帮助国人了解西方法律，效法西方民主国家以法治国的实践，陈季同不惮繁琐，下决心把法国《拿破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译成中文。
在《求是报》上，他从创刊号起，一直连载其所翻译的法典，先后刊登过《法兰西民主国立国律》(又作《拿布仑立国律》)、《拿布仑齐家律》、《法兰西报馆律》等篇什共12篇)。
其中“齐家律”所译内容最多。
这是继同文馆教习、法国人毕利干1880译《法国律例》之后，华人独立地将这一法典较为清晰地译成中文的尝试。
陈季同所译的“拿破仑法典”，是1872年(陈氏称同治十一年)经法国30名议员重订后的法典。
在译文刊登之前，他写有一段“自识”文字，相当简明地介绍了该法典的由来，其在西方法律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法典本身的构成特点。
由于这部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民法典自身的重要性，它的汉译传播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中自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我国的法学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研讨这些汉文译本。
[13]但是，他们对近代报刊上所发表的有关此一法典的译介，却似乎还未引起重视。
其实像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变法时期趋新人士对该法典的译介，以及这些译介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同样是西方法学在华传播史上值得探讨的课题。
如在前面已提及的译者“自识”中，陈季同对西方以法治国于富强关系的认识，在当时的维新思潮中就颇具代表性。
他公开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所谓西方强在“轮船枪炮”、富在“通商开矿”的洋务派俗见，指出“轮船枪炮通商开矿若无律法以绳之”，必不能“亿万一心以致富强”，因而认定“拿布仑一律，洵泰西立国之始基，富强之根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