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学术：黑城学研究跋涉记——孙继民研究员访谈录□孙继民朱文通编者的话：孙继民研究员多年从事敦煌学研究，成果颇丰，在这一领域已是知名学者。

近年来又开辟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黑水城文献研究方面。

近期，孙继民研究员就敦煌学、黑水城研究诸问题接受了朱文通研究员的采访。

朱文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以下简称“朱”）：近年有人戏称学术界存在“颜色学术”现象，将《红楼梦》研究的“红学”、敦煌文书研究的“敦煌学”、徽州文书研究的“徽学”和黑水城文献研究的“黑城学”分别称为“红学”“黄（煌）学”“灰（徽）学”和“黑学”。

您多年从事敦煌学研究，并有所成就。

为何近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黑水城文献研究方面，由“黄（煌）学”转向了“黑学”？孙继民（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以下简称“孙”）：说来话长。

我在2000年以前的确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近十年来才逐渐转到黑水城文献研究方面。

不过说准确一些，这里所说的敦煌学研究，应该是和隋唐史结合起来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

我从事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工作是从研究生时代开始的。

当时报考研究生，专业研究方向的表述是“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后来导师唐长孺先生觉得这一名称表述不够准确，就改为“隋唐史（吐鲁番文书研究）”。

此后直到毕业，包括学位论文，在涉及到填写专业研究方向一栏时，我们都做如是表述。

这一表述揭示了隋唐史和吐鲁番文书学的关系，既表明学习训练的重点是吐鲁番文书，又表明学习掌握吐鲁番文书学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深入隋唐史的研究，二者密切相连。

唐先生为我们讲授的课程和进行的指导就是围绕着这一理念进行的，我们因此受到了隋唐史研究和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的双重训练，也在双重训练中逐步体会加深了敦煌吐鲁番文书对隋唐史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

当时我的兴奋点是军事制度，与之相关联，吐鲁番所出军事内容的文书和隋庸的军事制度就成为我关注的重点。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最初设想围绕地方兵做文章，后来因考虑到文书材料太少而作罢。

这时我读了几篇日本学者菊池荧夫先生关于行军制度的文章，受到启发，同时又觉得这一课题还有继续深入的余地，加之文书也有些相关的材料，所以在征得唐先生的同意之后，就以唐代行军制度作为学位论文题目，最后定名为《从吐鲁番所见的唐代前期行军制度》。

由于文书资料、论文题目和学力的限制，我在撰写过程中感到行军制度的许多问题无法涉及，涉及的问题又难以展开，当时设想待将来条件成熟争取写成一部有关行军制度的专著。

从1985年到1990年，我开始侧重于以利用史籍文献为主，围绕行军制度撰写论文，先后完成了《行军制度探源》《关于行军制度的几个问题》《唐代的行军统帅》《关于唐代前期中押官一职的探讨》等文。

利用出土文书探讨行军制度的文章有《跋〈唐重拱四年队佐张玄泰牒为通当队队陪事〉》《从一鲁番文书谈唐代行军制度的两个问题》。

此外，从研究生时期开始，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还重点阅读了几本载有唐代军事制度的兵书，并因此而撰写了《〈武经总要〉的编纂及其版本》《李筌〈太白阴经〉琐见》《〈李卫公问对〉辨析》等文，这可以视为行军制度研究的副产品。

上述论文的撰写意在为将来的专著打基础，但由于其间环境的改变，研究重点一度游移，设想中的专著一直未能成为现实。

1991年，我以《唐代行军制度及其对当时政治、社会的影响》为题，向“国家青年社会科学基金”提出了资助申请，有幸获得了通过。

这一项目促成了我的最后决心，对行军制度的系统研究这才真正展开。

1994年项目完成，定名为《唐代行军制庭究》。

1995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将该书出版，列为《文史哲大系》的一种。

至此，我对行军制度的研究暂告一段落，多年的心愿终于了却。

《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出版后，我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与隋唐史结合上的研究工作还有《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和《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两书。

前者的动因是1995年向国家社科基金申请、1996获得批准的一般项目《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研究》的课题，后者的动因则是2002年获得的一般项目《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北边军研究》的课题。

现在回头看来，2000年以前从事的敦煌学研究，在范围和论题上基本上属于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的扩展和深入，其局限性不言而喻，当时也意识到了这点，也曾思索过如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发展空间问题，却不知如何下手。

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我迈出了将研究重点转向黑水城文献的研究第一步。

2001年冬天，我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查阅资料时，随手翻阅看到《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彩色插页上的宋代军事文书图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黑水城文献也有如此多的汉文文书甚至我一向感兴趣的军事文书？因为在我的模糊意识中，总是将黑水城文献与西夏文和西夏文书相联系。

从这一刻起，那些宋代军事文书彩色图版的影像就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这大概就是我后来研究重点转向黑水城汉文文献研究的最初冲动。

既有了兴趣，自然也就多了几分关注。

当我了解到自1996年《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一册出版起到2000年底第6册面世，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尽管已经出版直至完毕，但在学术界引起的反响却与新闻界的竞相报导出版消息形成巨大的反差，居然难得觅到几篇学术论文，自己忽然意识到，在敦煌吐鲁番学人一般因学科关系不越界宋辽金元史领域和宋史学者一般因史籍资源丰富而对出土文献不过分投入的中间地带，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或许就是自己苦苦寻觅的下一个学术发展空间，套用时下一句流行语，就是寻找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主意一定，我便选择以《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为切入点，利用既往研究敦煌吐鲁番学唐代军事文书的经验，尝试对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进行学术式的解读，并终于在2002年草就了一篇《关于黑水城所出一件宋代军事文书的考释》，发表于《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上文作为自己寻觅学术新域的处女作，其中有些内容现在看起来不免稚嫩，甚或错误，但艰辛的劳动毕竟结出了硕果，就整体而言仍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因此，这更坚定了自己开拓学术新领域的信心。

这就是我的学术兴趣和重点从敦煌学转向黑水城汉文文献研究的主要背景和过程。

朱：您近年的研究不限于黑水城文献，您在黑水城文献研究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孙：我将研究重点转到黑水城汉文文献方面以来，主要做了以下方面的工作，一是申报了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

两项课题分别是2006年申报的一般项目《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研究》和2009年申报的重点项目《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经文献整理与研究》。

前一项课题已经完成，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名是《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

后一项正在紧张进行，预计可以在年内结项。

二是指导一批研究生选择黑水城汉文文献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培养了一批黑水城汉文文献方面的研究人才。

这项工作是从2003年开始的。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让学生选择黑水城汉文文献作为学位论文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冒险性，自己心里都不踏实，因为这时我本人对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的了解都尚未充分，对与黑水城文献密切相关的宋史领域更是一个门外汉，让学生选择这样的论文题目是否明智？能否完成？类似的疑问曾经在我脑海萦绕多时。

幸亏他们的天赋与勤奋，陈瑞青的硕士论文《俄藏黑水城宋代文献所见文书制度初探》和张春兰的硕士论文《俄藏黑水城宋代“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相关文书研究》均得以顺利完成，并获得宋史领域论文评阅专家和答辩专家的高度肯定。

只是到了此时，自己几年的悬疑才真正放下心来。

从此之后，每次招收研究生我都要确定至少有一名学生选择黑水城文献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

说到这里，我非常感谢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我是作为兼职教授招收、指导研究生的，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和老师给予了极大支持，提供了许多便利。

朱：您在黑水城文献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哪些？可否介绍一下？孙：近年黑水城文献方面的研究成果除了上面提到的《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一书外，还有近二十篇论文。

这些论文大体围绕四个方面进行，第一个方面是围绕黑水城文献作为一个专门学问所进行的一些思考，属于对黑水城文献的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共发表了三篇论文，分别是《黑城学：一个更为贴切的学科定名》）、《黑水城文献发现的始年及在近代新材料发现史上的地位》和《敦煌学视野下的黑水城文献研究》。

第二个方面是围绕宋代文书所进行的研究，属于对其中俄藏Инв.No.211 213号文书即《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系列研究，形成了一批论文，大部分已收入《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一书。

第三个方面是对几件西夏汉文文书进行的专门研究，有《俄藏黑水城西夏汉文文献数量构成及经济类文献价值》《西夏汉文乾祐十四年（1183年）安排官文书考释及意义》《〈西夏天盛十五年（1163年）王受贷钱契等〉考释》（与许会玲合作，见《宋史研究论丛》第九辑）和《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再研究》（与许会玲合作）。

第四个方面是对几件金代的文书进行了专门研究，有《俄藏黑水城所出金毛克文书初探》和《俄藏黑水城所出一件金代军事文书再探——对杨浣先生《黑城〈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考释》一文的正补》两文。

另外，对伪齐一件文书的研究《火器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新刊伪齐阜昌三年（1132）文书解读》也可以归入此类。

朱：您对黑水城文献的整体性综合研究主要涉及哪些方面？孙：这些方面主要涉及黑水城汉文文献发现的始年问题、黑水城汉文文献的朝代构成问题、黑水城文献的发现在中国近代新材料发现史上的地位和特点问题、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学科定名问题、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问题，黑城学与敦煌学的关系问题等，都是关系到黑水城文献作为一种专门学问或曰学科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朱：关于黑水城汉文文献发现的始年问题，您为什么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孙：关于黑水城文献发现的时间，通行的习惯是把1909年作为黑水城文献发现的时间。

例如俄罗斯学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缅希科夫（汉名孟列夫）在《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一书的《序言》中就说：“1909年，当柯兹洛夫在死城哈拉浩特‘著名的塔’中发现了大批——迄今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西夏文图书时，谁会想到，这收集品成了几代学人悉心研究的对象。

”[1]他的另一文《黑城遗书（汉文)诠注目录·导言（一）》也说：“柯兹洛夫1909年在哈拉浩特（黑城——译注）‘著名的塔’中发现的包括古代书面文献在内的收集品，早已举世闻名。

”[2]俄罗斯另一学者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在《西夏书籍业》一书称科兹洛夫在1908年发现了黑水城，是次年“第二次来到黑城发现写本”的[3]。

同为俄罗斯学者的克平在为《西夏书籍业》汉文版所写的序言中称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是“科兹洛夫于1909年在哈拉浩特（即黑水城）发现的著名西夏文献的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