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乡土小说的独特艺术世界江苏省大港中学黄卫荣李晓丽新时期文学自发端以来，就以其崭新独特的风貌区别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呈现多姿多彩的格局。
然而，从“伤痕”、“反思”文学对过去政治的批判、否定，对人性人情的追思与呼唤，到“改革文学”对现有时代气息的敏锐反映，却无一不是十七年文学政治视点的延续，是那一个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政治观念的反映。
在这些文学气息还方兴未艾之时，刘绍棠、汪曾祺等人，提出了“乡土文学”的口号，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视角。
他们都力图在作品中展现作家本人的思想和文化意识，注重作品的文化意义和审美把握，揭示劳动人民的思想、性格中美好的一面，以及这些美好品德所产生的文化根源。
这一文化审美倾向的确立，是对建国以来文坛上单一的政治视角的巨大反拨。
比之于更注重故事性描写的刘绍棠，汪曾祺的小说，自有他特有的手笔。
他继承了沈从文的风格，以抒情的笔调，着意描写民情风俗，刻写下层百姓的人情人性，以自己的故乡作为背景，成就了一幅幅清新淡远的江南水乡的风俗画卷。
他的小说多取材于旧社会生活，但是，他不去苛求情节的起落和戏剧化的冲突，也不去写历史的变幻和人间的沧桑。
在他的作品里看不到严酷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压迫，而只有作者从旧的题材中提炼出来的美德与纯真，从旧社会那磐石般的精神重压下挖掘出来的传统道德情操和美好人性，以及描绘出来的特定地域的民俗风情。
很多时候，他只以一颗静观而自然的心，用平淡如水的言语叙说市井村落的细碎琐事，诉说那仿佛离我们的尘世很远的，又如同在我们身边常人有的起居行止、音容笑貌。
一、清新淡雅的风俗画卷汪曾祺在创作中，一贯遵循这样一个宗旨：“我一定要把它写的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
”在汪曾祺的理解中，“美”就是“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形式固定下来”。
汪曾祺的小说的美质与其清新的自然与风俗的描写又很大关系。
他十分注重自然环境的描绘，尤其是在以故乡高邮为地理背景的小说中。
《大淖记事》中有“大淖”，“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的点头”。
《鸡鸭名家》里有“白莲湖”，“出菱，出藕，藕肥白少渣。
……湖边港汊甚多，密密的长着芦苇，新芦苇很高了，黑森森的。
莲蓬已经采过了，荷叶的颜色也发黑了。
人过时常有翠鸟冲出，翠绿一闪，快如疾箭。
”……这些自然美景颇具中国山水画的韵味，构图清澈、明净，虚实和谐，静止的意象与流动的云雾溪水交错排列，色彩浓淡相间，层次感自然天成，景色随春夏秋冬的交替而变化，自有天籁的节奏和旋律，回环、飘逸。
由此形成了他那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
但是，自然风俗的描写在汪曾祺小说中的作用远不及于此。
他是把风俗视为“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来描画的，把风俗当成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自觉显现。
他说：“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
”“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欣。
汪曾祺在《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受戒》等许多小说中都有某地风土人情的描绘，形神兼备，境界灿然。
《晚饭花》中描绘的过灯节的情景，也成了一种艺术化的生活，一种真诚的艺术表演，在其中寄托了人们对多子多福、吉祥和幸福的渴望；《小说三篇》中所描绘的“求雨”仪式，又表现了人们对生存的虔诚和执着。
《岁寒三友》中的放焰火亦如此，这里更多保留了原始初民的生活心态和生命欲求。
这些风俗中，少有某种权威的痕迹，每个人都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融合在欢乐的气氛中，人们以质朴的形式，展现着自己质朴的人性。
在一般小说中，这些生活内容只能产生地方色彩、环境气氛和人物情调方面的意义，它们必须围绕情节这个中心，并为之服务，离开情节便无独立存在的价值。
但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他们则由点缀变成了重要内容，从依附于情节的地位上升为小说主体，成为小说审美创造的中心。
汪曾祺的小说多在故事的叙述中插入风土人情的描绘。
作家让那些带有浓郁抒情气氛的朴拙的自然景物、人情世态、地方文化构成的浓郁氛围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以致人物和情节反倒成了点缀。
如他的名作《受戒》，就是以背景氛围为结构中心的，其氛围就是淳朴的乡风民俗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所体现出的自然健康的人性。
不能说《受戒》表现的就是一个小和尚的爱情故事，爱情故事对主题的表现力远不及背景氛围强。
如果去掉小说对当地风俗的描写，对荸荠庵、善因寺乃至这一地区宗教和世俗生活的描写，这一对少年富有诗意的浪漫爱情就失去了依据，不合常理了。
二、纯真质朴的人性人情刘绍棠在80年代提出重建“乡土文学”的主张，并在自觉的乡土文学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形成了故事性强、结构完整的小说形式。
他在作品中擅长塑造一系列具有美好品格而又风采独具的女性形象，展示京郊运河两岸农村的民族风情，具有独特的文化内容。
但“过于故事化的小说倒显分量不够，较少引起沉思和感叹，甚至使作品走向了‘落难公子中状元，欢欢喜喜大团圆’的套路之中了”。
与刘绍棠的热心肠相比，汪曾祺似乎散淡清雅了许多，但他也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土文学者。
他受了沈从文的深刻影响，更重乡土文化的提炼与升华。
他的作品通过对独特的民间风俗的展示来表现民族传统文化底蕴中深厚和美好的一面，从文化的角度对人物进行审视、审美。
汪曾祺以苏北故乡为背景的乡土小说在迥异于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世俗性规范中，突现了别样的人生。
他对乡土文学有着不同的理解。
仅以《大淖记事》和《受戒》为例，作家自述：“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
”在《受戒》里，僧俗的界限荡然无存，甚至出现种种怪异：和尚住庵，买田娶妻，不做功课，倒有滋有味的过着世俗众生的日子，挑水喂猪，放债收租，与相好私奔，赌钱杀生……总而言之，“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做和尚只不过是另一种营生而已，而且这种营生既摆脱了世俗职业的艰辛羁绊，又具有世俗生活的欢愉自由，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小英子和明子的少年情怀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挥洒，人性的光辉才得以闪耀的如此耀眼。
《大淖记事》中主人公的居住环境与这里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子曰’的人完全不同”。
在一种独特的世俗规范下，巧云破了身子后，并没有寻死觅活，也没有呼天抢地，只是“心里乱糟糟的”，后悔没有早把自己的身子给了心爱的人。
而邻人也未多评论，大淖出了巧云和十一子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大家的心喜洋洋，热乎乎的，好像在过年”。
他通过独特的景观传达了一种别样的理想：现世的幸福是无可比拟的，生活的多样和独特性都应该受到尊重。
汪曾“我认为，风俗……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感到的欢悦。
”祺说：如果说自然美是汪曾祺小说的突出特征，那么人性美则是其小说美的核心。
他精心塑造了一个少男少女系列，小英子，明海，巧云，十一子，李小龙，大凤，小凤等形象，让人看了无不迷恋、沉醉。
他们生活在美好、淳朴的分为中，天真，稚气，充满了好奇心和对未来的憧憬，他们本着生命的自然需求来选择一切，生存的本能美的感觉是其选择的原则。
他们的生命是强健的，温柔的，完善的，自然美与人性美和谐相生，使汪曾祺的小说世界流美溢彩。
如他的名作《受戒》，从人性的角度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船家女小英子的纯情相悦，在极简单的情节里却洋溢着热情的人性美。
汪曾祺小说的魅力便在于此，在于对我们民族的美好心灵和性灵的美的发现。
在《关于<受戒> 》中汪曾祺曾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从这一点来说，汪曾祺的《受戒》简直达到了一种极至。
三、舒缓淡泊的叙述风格汪曾祺的小说没有惊人的语言，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没有大喜大悲的人物情感，从叙述的角度看，贯穿于作品的是一种平平淡淡的风格。
平淡的叙述风格在汪曾祺的作品中，直接表现为作品人物情感的平淡和生活以和谐的方式被处理。
他不表现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在舒缓平和的笔调中深情地回顾往昔，含蓄自然地流露出对生活的爱和思考。
他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晚饭花》里的王玉英许配给风流浪荡的钱老五，当她知道钱老五跟寡妇相好后，倒也不那么难过，却相信在她过去后，他会改好的;《钓鱼的医生》里，王淡人给人看病，还白送药给人，尽做傻事，却常常在河边垂钓，生活就如一庭春雨，满架秋风，虽然清苦，却也淡泊闲适。
《大淖记事》里的巧云……总之，汪曾祺作品中的人物是，在困难面前不曾落泪，在命运的大劫面前不曾哀号，而在欢乐之时也未曾开怀大笑，在得意之时也未曾忘形。
他们就是在自己的位置上，顺乎自然的活着，生命对于他们，就是在和谐中自生自灭。
不追求故事性，不刻意编织情节，往往选择生活中的某些碎片加以连缀，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似行云流水挥洒自如。
《陈四》、《陈泥鳅》、《陈小手》，都突破了传统小说的章法，以一种散漫的结构，看似漫不经心的随意叙说的语气，生动传神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灵与情感。
作者对人物及人物的命运不加评论，而是留有大片空白让读者去感受、体味。
汪曾祺的小说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个人风格，所以其作品一出现就立刻激起强烈反响，并且受到经久不衰的注目。
如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一样，汪曾祺的苏北世界同样令人难忘，因为，他在对劳动人民“苦趣”的抒写中放射着人性的光彩，在优美恬静的描写中给人以全新的人生体悟。
那些淡泊、通达、笃厚的小镇人物，是作家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选择和复归。
他的小说，撇开了几十年统帅一切的政治生活的纠缠，用水洗过了一般清新质朴的语言叙写单纯无邪的人性人情和古趣盎然的乡风民俗，使充斥的愁云密布、哀伤惶惑的新时期文坛蓦地出现了一抹亮色。
汪曾祺对于新时期文学的特殊贡献，是他沟通了新时期乡土文学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3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的联系，成了80年代民族文化小说的代表和寻根文学的先声。
正是在文化反思这一点上，汪曾祺的创作启迪了新时期作家寻根文学的创作。
正如人们从汪曾祺的作品中看到了沈从文、废名一样，人们也从阿城、何立伟的作品中看到了汪曾祺。
参考文献：1、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2、汪曾祺：《<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读书》1982年8月。
3、张京军：《汪曾祺的乡土小说》，《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8年第9卷第4期。
4、孙晓玲：《中国乡土小说发展之一瞥》，《滨州师专学报》1999年9月第3期。
5、李惠芳：《论汪曾祺小说的审美世界》，《文化天地》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