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法官释明权[摘要]释明权制度最早起源于德国，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当事人主义的修正器。

释明权体现了民事诉讼的最高价值——公正与效率。

目前我国在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之进行明确的规定，只是在司法解释中有一些相关条款。

释明权与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的关系以及法官行使释明权的原则和限度等问题，值得我们引发思考。

[关键词]释明权；当事人主义；公正与效率原则；立法现状一、法官释明权的概述(一)释明权的概念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概念，源于德语“Aulklarungsreekt”。

在德国早期，民事诉讼过分强调当事人的作用却忽略法官在诉讼中的指挥权。

造成诉讼效率低下，甚至影响实体公正。

为弥补古典辩论主义的弊端，立法者最早在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0条设计了这样一种制度。

以后，日本、法国也相继作出了类似规定。

释明是指“使不明确的事项变得明确”。

德国学者奥特马·尧厄尼认为法官的释明权其实是法官发问的义务和释明义务，即法院不仅应当接受和利用当事人的陈述。

而且也督促双方当事人使自己的陈述完整，以达到澄清事实的目的。

我国学者认为法官的释明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或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的情况下，法院对当事人进行询问、提醒，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把不充分的予以补充，把不适当的予以排除、更正的职权。

(二)释明权的性质有关释明权的性质，我国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

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学说。

一是权利说。

在德国早期，释明权曾被认为是法官的一种权利，故日释明权。

现在也有学者认为它属于法官的诉讼指挥权的一种。

二是义务说。

即法官必须进行相应地释明，如不行使或不适当行使，不但会影响判决的合法性，法官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是权利兼义务说。

释明权从法官的职权角度说是法官的权利，从保障当事人合法诉讼权益的角度讲是法官的义务。

四是转化说。

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释明权在某一程度内是义务。

在该程度之上就转化为权利，再超过一定限度，将变成违法(违反辩论原则)。

笔者认为，我国《证据规定》中第35条的内容是“人民法院应当告知”的表述，显然是一个义务性的规范，所以释明权应视法官的义务。

法官必须行使的职责，而非权利。

二、释明权的价值公正与效率是司法的最高价值。

释明权制度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义尤其是辩论主义模式下的产物，是“实现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修正器”。

(一)实现程序公正“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这句古老的法谚说明只有程序公正才能实现实体公正。

而程序公正的前提是当事人诉讼能力相当，攻防能力平衡，平等进行对抗，法官居中裁判。

现实中当事人的诉讼能力难免存在差异。

一方当事人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诉讼经验，另一方却相距甚远。

加之我国没有采取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很多当事人没有经济能力聘请专门的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若采取绝对的当事人主义，弱势一方甚至不能理解对方的诉讼请求，程序流程。

更难以将自然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进行充分有效的举证、辩论、反驳或是反诉。

双方诉讼地位实质上不平等的。

这时，法院通过行使释明权，提醒、启发在诉讼中较弱势的当事人一方将其诉讼主张陈述完整、清楚，补充有关证据材料，从而平衡当事人的诉讼能力。

释明权使当事人的程序地位得到了保障。

有助于实现程序公正。

(二)实现实体公正何谓实体公正?法院所作之裁判。

证据充分，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实体公正的要求为(1)真实地再现争议的事实。

即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通过举证、质证、审核证据查明案件事实，从而对当事人争议的性质做出准确的认定；(2)正确地适用法律，即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后，应依据适当的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在法律条文规定不足或缺乏的情况下，使用公正原则的精神对事实加以判断并作出公平合理的判决。

释明权的设计初衷就是协助当事人进行诉讼以实现实体权利地公正分配。

当事人在诉讼中如不能准确地主张和陈述，不能提出充足的证据材料加以证明，法官进行相应地询问、启发、提醒，避免在对抗中因一方对法律知识的欠缺或是诉讼技巧的不足而导致错误的事实认定，影响了实体判决。

(三)提高司法效率“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效率对于正义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根本价值其一在于公正，其二在于效率。

保证司法效率，就要保证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司法效益。

法官通过行使释明权，引导当事人有序地进行诉讼。

保障诉讼的顺畅、高效。

同时，当事人若因法律知识欠缺，对争议焦点不能正确把握，提出的诉讼主张不明确、不清楚。

提供的证据不相关、不充分，这部分案件被驳回起诉或者败诉后，当事人若再进行上诉，请求再审，或者另行起诉，无疑加重了当事人的讼累，增添了诉讼成本，降低了司法效率。

法院通过行使释明权，促进当事人提出明确的诉讼主张，进行充分有效的举证。

强化了法官的程序管理职能和控制职能，尊重了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保障双方平等地参与诉讼，这样。

当事人对于判决结果往往比较信服。

大大减少了当事人的上诉和申请再审，在诉讼爆炸的今天，减少了诉讼周期，提高了司法的效率，节约了国家的有限的司法资源。

三、释明权与当事人主义的关系(一)当事人主义概述法官的释明权与民事诉讼模式有着密切联系。

根据在民事诉讼中享有的主导权的主体不同，民事诉讼模式可以分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

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主导整个诉讼程序。

此时，释明权是职权主义的应有之意。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是指法院审判行为(职权行为)与当事人之间诉讼权限的配置模式。

此时，诉讼请求的提出，诉讼材料的准备、证据的搜集以及证明责任的承担主要由当事人负责。

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和运行主要由当事人掌控。

法院只负责根据有关材料作出最后的判决。

当事人主义模式以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为两翼。

辩论主义是指只有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提出的事实，并经辩论才能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一项诉讼制度或基本原则，反之，当事人没有在诉讼中提出的事实就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

关于辩论主义的基本内容，日本法学家兼子一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判断权利发生或消灭的法律效果所必要的要件事实(主要事实)，只要在当事人的辩论中没有出现。

法院不以它作为基础作出判决。

其二，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所需要认定的事实只限于当事人之间争执的事实。

至于没有争执的事实(自认以及拟制自认)。

不仅没有必要以证据加以确认，而且也不允许法院作出于此相反的认定。

其三，认定所争事实所需要的证据资料，也必须是从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方法中获得，不允许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

纯粹的当事人主义过分强调当事人的主动权而淡化法官的职能。

而当事人大多不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将复杂化、专业化的诉讼程序完全交由其推动，不利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实，增添当事人讼累，浪费了有限司法资源、更不利于作出公正的判决。

是故，如果法官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介入，对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进行一定的补充和修正，诉讼活动将规范、顺畅。

由此释明权制度应运而生。

(二)释明权与辩论主义的关系关于释明权与辩论主义的关系，学界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释明权是对辩论主义的限制和例外。

民事诉讼的对象是当事人的私权。

因此，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自由地处分自己的权利。

辩论主义从原则上保证当事人对私权的处分，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

法官不得考虑。

只有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辩论内容对法院具有约束力。

辩论主义不允许法官随意介入诉讼，如果法官行使了释明权，启发、提醒当事人在辩论中本未主张的事实和证据，与辩论主义无疑是相对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释明权是对辩论主义的补充和修正。

法官释明权和辩论主义的目的都是在诉讼中查清案件事实，从而正确地适用法律，实现实体公正。

绝对的辩论主义将整个诉讼完全交由当事人掌控。

难免出现效率低下、诉讼拖延等弊端。

法官通过行使释明权，在当事人辩论的范围内，通过探知当事人真意，把握争议焦点，协助双方当事人进行诉讼，释明权作为一种“发现真实的方法”，补充辩论主义，二者目的一致，提高司法效率。

(三)释明权与处分权主义的关系处分权主义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支配自己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

处分权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

释明权与处分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式建立在释明权与辩论主义关系上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释明权在一定范围内的行使不会违反处分权主义。

如，法官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质证，探知当事人的真意而进行发问、提示，是否采纳，主动权掌握在当事人手中。

当事人依然享有完整的诉讼处分权。

但足超过一定限度，就可能构成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害。

例如，在德国，日本出现了“法官促使当事人提出新的诉讼标的”的情况，显然释明权的行使扩大到了处分权主义领域。

四、法官行使释明权的原则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探究当事人真意的原则。

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以来，越来越提高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淡化法官的职能。

在诉讼中，当事人发挥主导作用，掌控诉讼的启动和运行。

法官释明权的行使主要是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差异，引导和协助当事人顺利地进行诉讼，而非对当事人的处分权进行干预。

法官应当在当事人的陈述说明范围内，归纳、整理、询问、探知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真意。

让当事人对不明了的予以澄清，不充足的予以补充，不适当的予以纠正。

按当事人陈述的线索探求当事人在法律上的真意，给与当事人启发。

(二)中立原则法官中立是程序公正乃至诉讼公正实现过程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要素。

有人认为法官行使释明权与中立原则相违背，笔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法官的中立不等同于消极。

程序公正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攻防能力平衡，平等地进行对抗，法官居中裁判。

如果双方诉讼能力失衡，而法官却将诉讼程序完全交由当事人进行主导，往往一方沦为了“法官消极裁判”制度下的牺牲品。

正如德国学者奥特马·尧厄尼所说：“诉讼不是足球比赛，法院也不应是指重视游戏规则的遵守并在赛后给胜者颁奖—判决的一的裁判。

”所以，法官行使释明权并没有与法官中立原则相违背。

法官应当在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不可厚此薄彼，偏向一方。

从诉讼结构来看，法官与双方当事人构成等腰三角形，法官位于顶点。

具体来说，一方面，中立性要求法官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无关联性，另外一方面，法官不得对哪一方当事人有个人的爱好或歧视。

否则诉讼结构失衡，成了法官和另一方当事人打官司。

(三)公开原则释明权关乎当事人重大的实体利益，而程序法作为”看得见的正义”要求法官行使释明权应当公开化、透明化，不能秘而不宣。

暗箱操作。

法官应当尽量在法庭上行使释明权，在庭下行使时，应保证双方当事人都在场。

一方当事人不在场时，应将释明之内容记录在案，并送达双方当事人。

以保障当事人的了解权，知情权，监督权，促进法官依法、合理地进行释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益。

(四)适度原则民事诉讼的目的是对当事人的私权进行救济，释明权作为当事人主义的“修正器”，应当在辩论主义与处分权主义的基础上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