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理想主义和其它恶行--别处不大可能听到的毕业建议
P.J. O'Rourke
很好,你们就要从学院毕业了。
据我所知,你们在想“给我证书让我离开这里!”但没这么快。
此前,你不得不听毕业演说。
不要叹息。
我不准备“把一代的智慧传给下一代。
”我属于60后一代。
我们没有任何智慧。
我们是呆子的一代。
我们是相信留长发和穿马戏团小丑一般的衣服可以结束越南战争的一代。
我们相信毒品可以改变一切,对于John Belushi确实如此。
我们相信自由做爱。
是的,爱是免费的,但为性我们付出很高代价。
我的一代搞糟了你们的一切。
年轻人总有特权行为怪异而使成年人震惊。
但我们这一代耗尽了地球上的怪异资源。
怪异的服装,我们穿了。
怪异的胡子,我们蓄了。
怪异的词语,我们说了。
所以,当轮到你们表现新奇和行为怪异时,只剩下在脸上纹身和舌上穿孔。
哦,那一定是种伤害。
我道歉。
现在,我该给你们建议了。
但我想你们已经完成16年教育,你们已经听到了所有可能听到的常规好建议。
因此,让我来提供些宽慰。
1. 出去赚很多钱
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环绕着各种金钱可以提供的舒适、方便和安全。
然而,没有美国的政治、知识和文化领袖曾对年轻人说过,“出去赚很多钱。
”相反,他们告诉你们,钱不能买来快乐。
或许,但钱能租来快乐。
诚实的赚钱没有过错。
财富不是个匹萨饼,我有了太多你就没有了。
在有法治和财产权的自由社会,没有人因为其他人变富而损失什么。
2. 不要成为理想主义者
不要把自己捆在红杉树上。
相反,成为个公司律师每年挣50万美元。
不管你从美国税务局逃税
多少,最终你仍要付出10万美元的财产、销售和消费税。
那是给学校、排水系统、道路、消防和警察的10万美元。
你为社会作了好事。
把自己捆在红杉树上能给社会带来10万美元的收益?理想主义者其实是恶棍。
理想主义者说,“我比你更在乎红杉树。
我如此在乎以致于我不能吃。
我不能睡。
我的婚姻被破坏。
因为我比你更在乎,所以我是个更好的人。
因为我是更好的人,所以我有权力指挥你。
”
找把电锯割掉那树。
不管怎样,谁对红杉树和社会做得更多?是束缚在树上的家伙?还是成立“拥抱红杉树绿色之旅公司”并将红杉树变为旅游者目的地(人们愿意去看看并付钱的宝贵资源)而赚了无数的家伙?
所以,通过发财做出你的贡献。
不要成为个理想主义者。
3. 不要卷入政治
一切政治都可疑。
甚至民主也可疑。
设想一下,假如我们的衣服是由多数购买者(十几岁的女孩)选择的,我将露着肚脐眼站在这里。
设想一下,假如晚餐食谱是由家庭秘密投票决定的,我有3个孩子和3条狗,我们将吃弗氏圈和烂肉。
让我来区分下政治和政客。
有些人误会所有的政客都可疑。
弹劾小布什,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好。
Nab Ted Kennedy on a DUI,国家的问题都会解决。
但问题不是政客是政治。
政治不允许真相。
我们不能为此指责政客。
设想一下,甚至一个小小的真相出现在今天的选战中会怎样。
“不!我不能解决公共教育问题。
问题不是教师工会和缺少资金用于工资、教育卷和更多的计算机设备。
问题在于你们的孩子!”
4. 忘掉公平(fairness)
我们全被来自生活和政治的信息弄糊涂了。
生活告诉我们,“我最好不要是穷人。
我最好挣比其他人多的钱。
”同时,政治告诉我们,“有些人
挣钱比其他人多。
有些人富而有些人穷。
我们要缩小收入差距鸿沟。
它不公平!”
我在这里倡导不公平。
我家里有个10岁的孩子。
她总说,“那不公平!”她这样说时,我便说,“亲爱的,你很聪明。
那不公平。
你所在家庭收入不错。
那不公平。
你生在美国。
那不公平。
亲爱的,你最好祈祷上帝不要给你公平。
”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多的收入,即使它意味着更大的收入差距。
社会公平曾公开要求:政治权利和法律地位上的平等、竞争机会上(从而象征社会身份上)的平等,并承认和限制经济上的不平等与社会职务的不平等。
但这样的一些努力(如众所共见)最终并不能被认为是值得我们满意的,或者说,它们仍然未能切中要害之所在(治标不治本)。
问题并不属于那些已成事实的既定规则和选拔标准本身(因为由某系统内部给出的一种考核或评定之合理性只应与该系统自身性质密切相关,换言之它只应充分考虑如何最有效率地实现该系统的功能性,如何将事先系统内部成员所期望获得的诸效益最大化,它必定是一种渐趋于合理的设计),而是我们能否适应那些已成事实的既定之规则和选拔标准的问题,但我们的适应力实际上
首先与我们在政治和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关系甚小(因为这一点在这个时代越来越不成为问题),而我们的经济地位事实上也并非一种根本关联(最泛指的经济只是成全人的身体形态,并不能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领域,况且造成经济不平等的原因我们并未考虑)。
问题的解决所要考虑的必须是也首先是:与教育和文化相关的资源配置上的充分公平——以此来弥补由父辈的经济、职业地位所造成的先天的家庭教育环境的不平等。
因为其他的几乎一切种类的“不公平”,皆是因此而生。
童年与青少年时代,我们的眼界、视野、涉猎和生活体验甚至以一种强决定论的方式影响了我们后来所把持的价值态度、所做出的生涯规划、和所承诺的对于人生与世界的终极关怀,也就从而限制住我们的去处。
我们唯有跳出“子承父业”这样的令人绝望的循环,我们唯有在更广阔的视域中感受更多、寻找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唯有在千万种值得去尝试、能够去尝试、敢于去尝试的理由中打破自己的宿命……而后才可能去实现一个“真正的现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赋予他一个最初的可能性往往意味着促动他开启后继数不清的各种可能性,并最终导致一系列截然不同的选择和一系列超乎寻常的结果。
这是因为:让我们感受到真正称得上“社会公平”的事实,并非是“经济和社会职务”上的平等,而是人的自我实现: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各尽其用、各司其职,并将那一个个值得热爱的事业真正融入自己的生活,与它和平相处、乃至同生共死。
这就是说——真正的“社会公平”必须破除妨碍个人追求自己目标的先天障碍,它必须向每个人:(1)展示出同样的“大千世界”,在人生的柜台中展示出那些极为丰富可观的琳琅满目的“生活方式”,让人可以依据对自己天性与才能的认识进行一种充分的考虑和目标设定,让人不因视野偏狭而与他可能的最佳选择擦肩而过(2)提供足够充分的实现自身的有效手段——不是强制人做出奋斗的选择,而是给每个人“可以做出奋斗的选择”这个选项,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从社会的文化教育这座“大图书馆”里查找和取出自己需要的材料进行学习而阅读,那是一种敞开的给予,但它不是强求的给予,而要求每个人付出不可逃避的辛劳和勤奋自我完善,从而让懒蛋一败涂地,让有志者事竟成。
社会公平,就是在期望实现自己时,所要求的公平,它(反而是)弥补先天的、个人无法选择和推卸的不平等,而不是后天的、个人有权战斗或逃避的那一系列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