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19年第2期国际学术动态事争议和混合争议；接着从我国行政诉讼法条文出发，探讨行政协议纠纷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进而认为需要总结我国当下民事诉讼处理所表现出的不足，反对行政、民事两种途径并行的解决机制；最后借鉴德国法上对协议分类和纠纷解决的规定，结合我国行政协议纠纷和行政诉讼的现状，提出相较于现行司法实践将行政协议分阶段处理的方式，基于PPP协议行政的争议，统一规定由行政诉讼方式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在与谈环节，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讲师韩宁将PPP协议置于行政诉讼的语境下，对PPP协议的属性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契约性和行政性。
韩宁老师提出应关注PPP协议的审判实务对地方立法的反哺作用，从中国实践出发关注PPP协议规则的制定，带着中国视角看待PPP协议，对中国PPP协议发展的现实问题对症下药。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梁凤云审判长对会议内容进行了精彩详实的回顾，针对各个研讨环节中发言嘉宾的报告进行了总结和评议，并在回顾中结合中国司法审判实践提出了许多极具价值的观点。
贺诗礼教授从美国PPP协议与中国PPP协议的不同属性与共同特点出发，结合会议报告的内容，认为虽然美国与中国体制不同，实践问题各异，但处理思路和方法上具有诸多共同点，并表达了对研讨会进程的高度赞赏。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余军教授聚焦于PPP协议的原生化制度背景，不同于研讨会从PPP协议的法律视角上进行精准而全面的讨论，而从PPP协议的公共治理和宪法视角出发，将PPP协议的纠纷解决问题上升到宪法的高度。
他特别指出，专家学者在研究PPP协议乃至在对各类行政法问题进行研究时，都不能脱离中国的制度背景，要善于从中国的法治实践中提炼其内生性价值。
“一带一路”与中国故事常永婉（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杭州310058）2018年10月27~28日，“一带一路”与中国故事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18年年会在杭州召开。
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共同主办，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日关系史专业委员会、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东北亚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和郑州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承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协办。
来自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暨南大学、沈阳故宫博物院、黑河学院、内江师范学院等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来自日本、韩国、英国、塞尔维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国外专家学者共107人参加了本次盛会。
《人民日报》、《人民网》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多家媒体对本次盛会进行了跟踪报道。
大会开幕式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楼含松教授主持。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万明会长、浙江大学人文学部黄华新主任以及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江静院长分别致开幕辞。
本次会议由基调演讲和分科会两部分组成。
来自五个国家的六位学者分别作了基调演讲，分科会分别以“一带一路与跨国人物”、“国际关系与中国故事”、“文化环流与中国元素”、“人文地理与哲学思常永婉：研究助理。
Tel:158********E-mail：changyongwan2017@收稿日期：2018-11-03!!!!!!!!!!!!!!!!!!!!!!!!!!!!!!!!!!!!!!!!!!!!!!（接上页）社科经纬42019年第2期国际学术动态想”以及“大唐文明与东亚文化交流”为主题，以专题的形式对“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故事”进行更加专业和详尽的论述。
基调演讲分别由暨南大学马建春教授和浙江大学王勇教授主持。
六位顶级专家级学者用各自所属领域的专业知识，诉说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形形色色的“中国故事”。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万明研究员以“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共生———以《郑和锡兰布施碑》为例”为题，介绍15世纪初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共生特性，并结合当代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认为中国这一倡议的提出，从历史纵深中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赋予了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讲述着古老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上有关郑和的“中国故事”。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名誉院长王禹浪教授以“俄罗斯结雅河（精奇里江）下游古代城址”为题，介绍了其在对俄罗斯黑龙江上中游左岸结雅河（精奇里江）下游古代城址进行的一次田野考古调查中所获得的重大发现，即结雅河下游其族属与文化涉及北室韦、黑水靺鞨、女真以及达斡尔等中世纪黑龙江流域世居古族遗存，并论述其对俄罗斯阿穆尔地区结雅河下游古城进行考察的重要意义，讲述着古代结雅河下游有关民族大融合的“中国故事”。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Ljiljana Markovic 教授以“The Silk Road Heritage in the Balkans ”为题，运用跨学科的方法，介绍丝绸是如何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欧洲、丝绸传播到欧洲后如何引发了“日常生活方式”意义上对其的文化认同；同时以塞尔维亚为例论述蚕桑业发展的几个阶段，讲述着通过“丝绸之路”将丝绸带到欧洲的“中国故事”。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河内春人教授以“中国对‘倭’认识的形成”为题，着眼地理类、思想类等非正史类文献，对《山海经》、《论衡》中所提到的“倭”进行论述，探讨当时中国对“倭”认识的形成，论述着“中国故事”中对邻国的相关认识。
韩国成均馆大学金卿东教授以“‘老境忘怀履坦夷,乐天可作我为师’———白居易在朝鲜”为题，在介绍朝鲜文人对白居易认识的基础上，考察朝鲜文人对白诗的和作及模作，继而论述白诗在朝鲜的收容及其意义，讲述着发生在朝鲜以白居易及其诗作为主人翁的“中国故事”。
马来西亚郑和学会吴会建会长以“解密郑和”为题，介绍600年前郑和率领大船队下西洋的经纬，认为中华民族所拥有优秀的中华文化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对宗教、文化和道德有良好的引导作用，并且也能保证中华民族在第二个五千年继续勇往直前，讲述着大西洋上有关郑和的“中国故事”。
第一分科会以“一带一路与跨国人物”为主题，着眼丝绸之路上的“跨国人物”，这些“跨国人物”有来自中国、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的人物，也有西方传教士、犹太人及马可波罗等来自西方国家的人物。
这些来自东西方的“跨国人物”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讲述着古老的“中国故事”，也正是因为他们，才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影响波及到更远的地方。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王勇教授的文章“大唐盛世与鉴真东渡”从“国家领土与文化疆域”的区别与关联入手，论述“唐”不仅仅是一个前后三百年的朝代，更是整部中国历史画卷的缩影，是中华民族宏大气概的象征，是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结晶，是全球华人的精神寄托，是汉字文化圈各民族的文化故乡。
自从唐朝在日本文明史中深深印刻上一个“唐”字，从五代十国，到宋、元，到明、清，日本人习惯把与中国有关的东西称作“唐”，如“唐土”、“唐人”等；而唐朝文化最大的魅力在于“吞吐”二字，以海纳百川之势吸收周边国家的文化，这是“吞”；以天下无私之心输出文化，这是“吐”。
唐朝在“吞吐”之间，既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又拓展了东亚文化的疆域，这就是唐朝的魅力所在，而鉴真东渡就是“吐”的典型。
王勇教授在该论文中详细论述了在日本流传的有关“鉴真东渡”的故事，并指出其不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鉴真东渡的动机与意义，指出“日本人直到今天，依然在很多方面沐浴着鉴真和尚的恩惠”。
王勇教授分析、探讨了“一带一路”上的跨国人物鉴真传播中华文明的过程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
第二分科会以“国际关系与中国故事”为主题，从战争、贸易、朝贡等角度，讲述着“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故事”。
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张万杰、肖坤研究员的文章“东北地方当局实施的对日抵制政策探析———兼论‘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当局的对日方针”详细论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张作霖、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所实施的对日抵制政策，主要通过抵制日本对东北的奴化教育、抵制日本在东北的领事裁判权、抵制日本在东北的驻军设警权、抵制满铁、自办铁路以及抵制日本攫取商租权等方针来抵制日本的侵略。
文中认为，张作霖时代所谓的排日社科经纬520 19年第2期国际学术动态和抗日，还是属于偶发的和片段的范围，并没有思想的背景和组织的体系；而张学良时代的排日和抗日，已非个别事件的反复和连续，而是在一贯的思想背景之下根据一贯方针所采取的组织形态。
也正是东北当局的对日抵制政策令日本产生恐惧和不安，从而促使其寻求新的方式来对东北进行全面侵略，推翻东北政权，于是选择了武力侵略的“九一八事变”。
文中通过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首的东北当局的对日措施揭示“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故事”。
第三分科会以“文化环流与中国元素”为主题，强调文化是双向乃至多向的环流而非单项的输入，并讲述这种“文化环流”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元素，或文化方面的，或政治方面的，或经济方面的，或法制方面的。
沈阳市委党校孙政教授的报告“渤海国与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从“文化环流”中中国元素在文化层面的传播入手，论述了渤海国作为桥梁在连接唐朝和日本的文化双向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唐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持续向中国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学问僧，直接接触、学习中华文化等文化活动，都是通过新罗、渤海国间接地接受中华文化，因此渤海国有“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之称。
文中认为，渤海国与日本的交流，实质上就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
在渤海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渤海国使者把光辉灿烂的盛唐文化、独具特色的渤海文化带到日本，又把日本的优秀文化带回渤海，再通过渤海国传播到唐朝，在唐朝、日本、渤海国三方之间形成了文化的环流。
在这场文化环流中，是以当时先进的唐朝文化为先导的，所以“中国元素”渗透到这场文化环流的各个角落。
当然，渤海国起到的文化桥梁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虽然渤海国在历史上存在时间比较短暂。
第四分科会以“人文地理与哲学思想”为主题，介绍了古老丝绸之路上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哲学思想等，从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哲学思想等层面分别论述着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故事”。
广西社会科学院古小松研究员的报告“早期海上丝绸之路与牟子及其《理惑论》”指出通过对早期海上丝绸之路及牟子《理惑论》相关问题的梳理，认为中国最早的佛教著作———《理惑论》所记述的时代、地点、人物及事实与中国及越南史籍记述的情况大体是吻合的，而牟子流寓交趾12年回到苍梧后，拒绝入仕，并潜心研究儒学、佛法和道教经典，终于完成了以儒道圣贤之言来解读佛教的巨著《理惑论》。
由此，牟子也就成了印度佛教中国化、儒释道合一最早的集大成者，为中国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该文从哲学思想的层面论述牟子通过“丝绸之路”到达交趾并潜心研究佛教等经典且留下佛教巨著《理惑论》的经过，并强调其所产生的重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