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管理从1906年章太炎创建第一个挂牌的国学研究团体“章氏国学讲习会”算起，至近两年的“国学热”差不多刚好一百年时间。

从国家宣布开展“汉语桥”工程，复旦、清华开办国学班，上海建立全日制私塾“孟母堂”，武汉开办“吐纳入定”的“童学馆”，“祭孔”由民祭改为官祭，政府官员“龙场讲道”，到于丹的“论语今读”，还有“国学辣妹”语出惊人，直到网络评选国学大师，《甲申文化宣言》发表，联合国设立“孔子教育奖”，通信运营商推出“国学短信”服务，经过疯狂的热炒，这个阳春白雪的字眼，一跃成为具有流行意味的大众消遣，“国学”成了一块人人能吃的“唐僧肉”。

单纯的国学热，只是个文化问题；国学穿上管理的外衣而热，就是个社会问题了。

国学与国学热“国学”一词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从“中学”到“国粹”，再到“国故”，再到“国学”这一过程。

“国学”又有古义、今义与广义、狭义之分。

“国学”的最早意义是“由国家设立的学校”，目前比较公认的意义是“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

广义的国学涵盖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大类内容，其中，“经”是我们的精神，“史”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子”是我们的思想与智慧，“集”是我们的情怀。

狭义的国学则指占据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学。

不过迄今为止，“国学”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广泛接受的定义，这导致“国学”简直成了随处可贴的膏药。

不合时宜地滥用，恐怕不是国学之福。

在搜集众多专家学者对国学的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将它们大概分成四大类：认为国学并不存在的“国学虚无论”；认为国学确实存在的“国学存在论”；认为国学具有很多益处的“国学有用论”；认为国学存在很多害处的“国学有害论”（详见附文《21人纵论国学》）。

国学热的起因可能有以下几点：◎我国经济发展后恢复文化自觉（费孝通提出的概念）和自信、提升话语权（法国大哲学家福柯说过，话语和权力是关联着的）、增强民族认同感（博兰尼称之为“支援意识”）的需要；对文化冲突中的文化霸权（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提出的概念）进行抗争、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的需要；汉语学界和儒学圈的形成也促进了国学的兴起。

◎培养国家“软实力”的需要。

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大棋局》一书中，提出大国或强国有四条标准：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

战略与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学者吉尔（Bates Gill）在《中国“软实力”的源泉和局限》一文中也提出：文化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源泉。

◎社会浮躁期人们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和归属感的向往。

当今社会存在着物质化倾向、粗俗化倾向、冷漠化倾向、躁动化倾向、无责任化倾向、浮夸化与虚假化倾向等六大病态心理。

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100万人自杀未遂，寻求精神安顿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需求，不少人想从传统文化中获得对人生终极问题和人性本身看法的启示。

◎开掘传统、古为今用，提升企业文化竞争力，避免恶性竞争的需要。

成中英教授认为，经济发展到最后，就成为一套需要文化支撑的理念经济。

经济只是手段，文化、道德才是目标；经济发展要用文化来软化，柔化它的发展势头，让经济为文化服务，而不是用经济来削减或者消除人类的文化。

◎西方管理理论的“水土不服”，使得中国的管理者转而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管理思想。

基于广泛的社会需求以及巨额利益的驱动，大量机构提供国学方面的培训或教育，声称要培养不仅拥有财富，而且具有一定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操的“新儒商”，这也大大促进了国学的热潮。

国学对管理的借鉴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主要是宏观的治国之学与微观的治生之学，针对企业管理的经验、思想并不多。

虽说隔行如隔山，但是隔山不隔理。

治国、用兵、民生之中的众多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经营仍然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在我国的古代典籍里，论管理哲学的简约、朴素和举重若轻，莫过于《道德经》；论管理谋略的周详、具体和可操作性，莫过于《孙子兵法》；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自我修养，莫过于《论语》；涵盖当今政治学、管理学主要观点与论证方法，统一“势、法、术”，论管理的严格、制度治理的杀伐之气，莫过于《韩非子》。

儒家所倡导的德治，道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思维，法家所主张的“信赏必罚”管理方略，墨家所宣扬的“兼爱交利”精神，兵家所阐发的“避实就虚”行为科学，均已积淀为普遍的民族心理和宝贵的历史财富，为我国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重农抑商的，然而国学中不乏关于商业方面的文化蕴涵，它的精神价值观曾经浸润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人，以至于形成了所谓“儒商”的传统。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商朝据说就是“以商兴国”，秦始皇也曾经为一位女性富商筑台以示褒赏，秦汉以后形成了“工商士民”的阶层结构，汉武帝时的桑弘羊等大臣都出身商人阶层。

近代的徽商、浙商、晋商，无不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引申到企业管理之中而创造出奇迹的。

华为任正非年轻时就是“学毛选标兵”，“中庸思想”是联想柳传志最主要的管理利器，道家的“无为思想”是恩威薛永新树立企业精神、指导企业的经营法宝，蒙牛牛根生则采取的是“财散人聚”的处世之道。

有学者指出，传统文化有助于企业家人格魅力的形成。

这种人格魅力，是一种内在美的表现。

人格魅力的形成，基于深厚的教养、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对公益事业的关心，基于真诚，基于爱心。

有人格魅力才能让公众产生信任感，这比广告、公关更为重要。

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许不能直接教给企业家如何投资、如何盈利的具体方法，但是能够提高企业家的素质，教给企业家如何做人，这是包括企业家在内所有的人都可以受益的。

在西方很长一段时间内，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处理企业之间的关系，基本的指导思想是强权哲学和斗争哲学，这种指导思想只能引起更大的冲突，结局是很危险的。

国学的精髓就在于整体性思维，她强调的是变化和变化的规律，这对于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的管理来说，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

国学强调仁者爱人，强调和为贵，强调天人一体，她是一种贵和的哲学，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她的当代性，甚至是未来性。

国学带来的是“治理”，强调的是水的柔性和变通；而西学（相对于国学）带来的是“管理”，代表的是竹子的强硬和严密。

国学对于管理有三点启发：以人为先，教化管理者和员工的心智；以柔克刚，柔化具体的经营运作；以异避同，激发决策和预测中的直觉与灵感。

国学即哲学，商道即悟道成中英教授指出，要从哲学的高度去研究国学，国学没有哲学精神就成为死的东西，就变成了国故。

张瑞敏也指出，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个哲学家。

有人以“道、学、艺、技”来涵盖国学的要点：“道”是为人处世的智慧；“学”是历史；“艺”是审美；“技”是技巧。

国学包含众多的哲理与思辨，具有很强的哲学性、经验性和综合性，对学习者的悟性和灵气要求都很高。

要正确理解和运用国学，必须具有极强的独处、反省、领悟能力。

例如《孙子兵法》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千多字，还不如一篇论文的字数多，却可以在不同的学者眼里出现不同的“哈姆雷特”。

如果孙子在这本兵书里把所有的情况都解释清楚了，那它也不会流传到现在。

经典的意义，应该是精神的意义，而不是知识的意义，经典的无限价值在于“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金圣叹语）。

我们保留了许多优秀的典籍，特别是先秦思想典籍的原创性价值和文化深度，并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民族。

但是，我们一直不善于通过创造性解读来汲取传统的优秀思想。

西学是应对简单性和必然性的智慧，国学却是应对复杂性和偶然性的智慧，强调的是“以不变应万变”，其中的“不变”就是《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的“道”。

以西餐和中餐为例，麦当劳里的汉堡包，在世界不同国家，即使材料来源可能有所差别，但口味一定是一致的。

这种同质化为企业之间的竞争甚至企业内部的竞争埋下了隐患。

而中餐的菜谱很少有告诉你每种配料放多少量的，最多加上“少许”两字，这是为了针对不同顾客的口味进行调整。

要做出真正适合顾客口味的中餐，需要厨师长期的领悟。

同样的材料，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口味可谓天壤之别。

这种差异化不仅形成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大大避免了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又如，我们有“儒老成医”一说，老中医不仅能够治病，还能治心。

按照“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的说法，国学确实是大智慧。

管理理论永远不能也不应该告诉管理者具体的管理细节，只需要告诉管理者管理的原则就可以了。

原则的具体运用需要管理者的“释义”能力。

如果管理理论告诉管理者某项经营活动应该做到一二三，而所有的管理者也都按照一二三来做的话，最后的结果往好里说，大家打个平手；往坏里说，大家两败俱伤。

管理理论只需要告诉管理者“一”这个“经”就可以了，后面的“二”和“三”这些“权”就要靠管理者来努力领悟了。

所谓“持经达权”、“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管理者在符合管理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深入领悟管理的具体情况。

主导西学的是分析归纳的还原性理性思维方法，是左脑在起作用；而主导国学的则是综合演绎的系统性感性思维方法，强调开发人的右脑，提高人的直觉判断力。

例如，《易经》中的四个关键字“元、亨、利、贞”，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即为“开创”、“互通”、“共赢”、“诚信”。

这种“说文解字”式的解释和意义生发，正是“国学”的重要特征。

“参股”还是“控股”管理是处理复杂问题的，而领导是处理变化问题的。

因此，管理的知识，我们可以学习西方；领导的学问，恐怕主要学习国学了。

如果说西方管理理论告诉我们的是管理科学的话，国学中的管理思想告诉我们的则是管理艺术。

许多学者将管理科学与管理艺术分开来看，这可能是不恰当的。

管理科学是前提，管理艺术是升华。

没有管理科学作基础，管理艺术就只能是“瞎猫撞死耗子”；没有管理艺术，管理科学也就成了一种束缚，“死读书不如无书”。

例如，中西文化中都有诚信的内容，但中国的诚信主要是一种道德规则―侧重“诚”（真诚），而西方的诚信主要是一种商品交易规则―侧重“信”（信任）。

只有以制度为前提，以道德为保障，将制度与道德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持久的诚信。

研究发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德国学者的著作被译成其他民族语言的数量列世界第二位，而德国学者将其他民族的著作翻译成德语的数量则列世界第一位。

排除掉英语的“语言霸权”影响，德国应该是世界上最善于学习也最善于创新的民族。

对于西方的管理理论，我们也应该首先以虚心的态度全盘吸收，在吸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与创新。

例如，被称为“商儒”的张瑞敏对中国文化和西方管理都极有心得。

在他身上，传统文化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和气质，而不是表面的功夫。

他不仅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同时更是海纳百川。

他对日本的管理，对杰克?韦尔奇的著作都如饥似渴地学习。

“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涩泽荣一素以“左手论语，右手算盘”治理企业闻名。

日本著名管理学者村山孚也说：“日本企业家为了使企业生存和发展，使用了两个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