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建立社会信任需要深化改革社会信任水平进步还是退步了笔者不大赞成那种认为我国目前阶段社会信任水平绝对下降的看法。

这种看法过于简单。

社会信任既然是由一系列制度支撑的，我们进行的多年改革不可能不对社会信任的建设发生有益影响。

有论者之所以认为现在社会信任度降低，实际上还是对社会信任的理解有所不同。

从表象看，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信任要好于现在，但实际情形要复杂一些。

一方面，新中国刚刚建立，客观上有利于社会信任的建立。

社会动荡不论发生在何种基本制度之下，都不利于社会信任的建立。

举例来说，人们不信任蒋介石政府败走台湾时发行的纸币，但对取其而代之的人民币却会完全信任。

一个社会对政府纸币失去信任，这个政府离垮台就不远了。

所以，1949年之后，新生政权迅速稳定了市场秩序和金融秩序，就有了建立社会信任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那时的社会秩序迅速转好也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一是革命政权建立不久，人们对权威力量表现出极大服从。

频频发动的政治“运动”也形成很大的社会紧张与压力。

我在农村调查时曾听到，1958年的某一阵子，当要求农民吃集体食堂时，有的农户把自己偷藏的粮食又悄悄地抛到野外。

这种行为不是基于信任，而是基于恐惧。

“文革”期间连家庭成员之间也相互猜忌防范，多是出于恐惧。

二是那时的社会流动程度比较低，所谓“熟人社会”之下的道德压力在起很大作用，对人们遵守公共规则有所裨益。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改革开放前已经确立了成熟稳定的社会信任。

从逻辑上讲，如果改革开放前果真建立了稳固的社会信任关系，并有坚实的制度给于支撑，也不至于在改革开放之后突然感受到社会信任滑坡的情形。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大量举措对建立社会信任是有益的。

中国改革引进或扩大的商业原则，有助于以商业原则来培养国人的契约精神；私人产权得到重新承认，为社会信任确立了财产权基础；执政党和政府的开放度也有了显著进步，人民群众的言论空间得到大幅度扩张，既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量，又使公共领域的社会参与有所深化；社会治理的法制因素整体上有所增强，有利于稳定社会预期，对社会信任的建立提供了帮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财富增加，提高了国民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扩大了国民社会选择的空间，有利于国民躲避信任缺失的公共领域。

总体上看，改革的过程就是社会分权的过程，有利于我国社会信任的确立。

既然改革开放成绩巨大，且有利于确立社会信任，为什么我们却感受不到这种好处？其实，换个角度思考，结论就不一样。

依笔者看，我们普遍感到的社会信任缺失，不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而是因为改革不平衡、不深入；换句话说，是改革得还不够。

上面提到的那些改革成就，相对于改革前是成就，但对确立稳固的社会信任，还远远不够。

确立社会信任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为确立社会信任，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笔者以为重视以下几方面的改革，会有助于确立和巩固社会信任。

（一）尊重私人财产权是社会信任的基础社会信任的确立必须基于合理的产权关系。

在经济领域，社会信任意味着交易的各当事人对自己的资源有比较可靠、明晰的权利边界，并且，交易当事人能尊重彼此之间的权利。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进行诈骗，实际上是不尊重、不承认对方的权利。

所以，社会信任意味着相对稳定、明晰的产权获得法律的保障。

如果一个社会产权不牢靠，权利边界不稳定，甚至会使诈骗也变得合理。

就以农村土地流转为例，有的农户土地撂荒而难以流转到需要土地的人手里，原因之一是现行土地制度存在产权不清的弊端。

土地承包权在现实中往往不稳定，接受流转者怎么肯给土地投入？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

（二）收入与财富合理分配是社会信任的必要条件现实经济生活中，一部分人收入低下，不能全怪他们自己。

如果这部分人收入上升的通道被关闭，势必使他们产生对社会的怨恨。

政府必须通过劳资关系的调节，改善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必须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第二次调节，更大程度地保障收入和财富的公正分配。

目前，当务之急是对家庭确立以房产税为核心的财产税，同时设立赠与税和遗产税，防止财富过分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使年轻一代在社会竞争中有一个大体公平的起点。

（三）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支柱西方有句谚语说：如果你骗我一次，你应该感到羞耻；如果你骗我两次，我应该感到羞耻。

依我看，如果“你骗我三次”，则是政府的羞耻。

骗人者以骗为荣，以骗为生；而被骗者因无以制裁骗人者而感到愤怒，就意味着社会进入某种无序状态。

如果一个社会处于结构转变时期，人们还没有给新的行业与新的社会关系制定准则，骗子就可能横行无忌。

要让人们彼此信任，首先政府要值得信赖。

人类的进步正是公共权威不断获得公众信任的过程。

人们发明了一系列制度，专门用来约束政府官员，防止他们滥用权力。

政府一旦倾向于均衡考虑其他众多经济集团的利益，那就要遵守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以给自己树立一个公正的形象。

所以，越是商业化的社会，越需要公正，而政府也越有可能公正。

这种历史逻辑给我们以希望。

（四）健全法治是社会信任的基本保障立法要尊重社会公理。

如果立法违背社会公理，法律的效力将大打折扣。

美国曾经有过禁酒令，结果一塌糊涂。

只管立法，不管法律实施的可行性，不是法治社会之所为。

法律失去权威，社会信任也就失去了保障。

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

惟其如此，国民才会有普遍的行为范式，国民在参与社会活动时才能有稳定预期。

对违法者的惩处，是对诚实守信者的褒奖。

法治当然不能解决建立社会信任的一切问题，却远比道德劝说对于建立社会信任要重要得多。

笔者不赞成那种认为中国只适合德治、不适合法治的说法。

任何现代社会都必须以法治为基础。

法治会付出较大的费用，所以需要给德治留下适当的空间，但如果法治废弛，德治就会无所作为。

（五）扩大公共领域社会分工有助于完善社会信任在那些社会信任得以良好确立的国家，其公共领域大都有明晰的社会分工，而非政府包打天下。

公共事务如果由政府一家承揽，未免使政府不堪负担。

通常，私立教育部门、教会、志愿者组织、民间团体都可能分担公共事务。

反观我们国家，大量公共事务由政府部门来承担，难免顾此失彼。

政府要改变思路，不仅把私人事务交由市场调节，对部分公共事务也大胆放手，政府只做好立法监管即可。

让人民群众自己广泛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会更有利于建立社会信任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繁荣，但中国的社会信任却未能得到同步发展。

诸如街头有老人摔倒，鲜有人愿意上前扶一把的现象频频发生，不免让人感慨：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在传统道德氛围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然而，在今天却成为一个道德选择难题。

从2006年“彭宇案”，到今年“殷红彬案”、“许云鹤案”，这一难题由于执法因素的介入，变得使人更加困惑。

不久前，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专业技术指导也无助于破解社会道德难题。

由此，我们更联想到：信任，本是一个和谐社会里最基本的要求——不是吗？当你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要相信它不会突然追尾；就是你睡觉，也要相信这屋不是“楼脆脆”；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如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我们还能吃什么？讲小道理，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

”讲大道理，一个缺乏信任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家没有未来。

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没有信任，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标识。

也许这个话题并不那么简单。

如果正如学者们尖锐指出的：社会信任远不是靠一个时期的舆论引导或政治动员就能建立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重建中国的社会信任？《思想者》特邀3位学者就此发表看法，以飨读者。

毕竟，我们是“老百姓”，不要变成“老不信”。

十人中有九人缺德，不是德不好；十人中一人有德，就是德尚在。

总得使有德的人多起来，总得让道德的土壤厚起来。

古人说“厚德载物”，其实“厚德”，才能承载市场经济。

重建信任：“原汤化原食”“信任危机”来自“信仰危机”。

毋庸讳言，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存在信仰危机，其形成主要肇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过度追逐物质利益，人的发展片面化，忽视或无视信仰和人生价值。

加上中国传统信仰的世俗性与西方信仰的崇高性简单对接，有些人便会远离崇高，随顺世俗；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和社会问题，一时间是非难分，荣辱莫辨；而信仰、道德教育虽有好的顶层设计却难接地气，在耀眼的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当前信任危机的蔓延，主因是传统的信任在市场经济面前遭遇了尴尬。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字当头，“信”也低头，熙熙攘攘，信任没了！但是，尽管我们痛心疾首地呼喊“民无信不立”，也不可能像孔夫子极而言之的那样，“去食”而立，“去市场经济”而立。

民以食为天，“去食”何以立？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们吃够了藐视市场、不要市场的苦头。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特就特在能更好地发展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中重建信任，我们别无选择。

信任日渐式微，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是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伴生物。

许多不道德、不诚信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市场经济的不规范、不发达相关的。

俗话说，“原汤化原食”，重建信任，要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中努力。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信用经济”，没有信任就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

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发达的信任、信用密不可分。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体系，它通过供求、价格竞争这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机制，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的潜力最大限度调动起来，并加以合理配置，从而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

市场经济毕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其道德的进步性在于：在人的独立性基础上形成的主体利益意识、自主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促进人的个性、能力的自由和多方面的发展，从而归根到底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解放和推动作用。

正是建立在“自由、平等、所有权”的前提下，才产生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维度，即，尊重、诚信、守时、互利、效率等相关内容，这应该、也可以成为我们找回信任、重建信任的“内生”基础。

“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发达的市场经济，不仅需要自发的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当然也需要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调节。

但信任出问题，往往在于“看得见的手”不受制衡。

从政治学的原理看，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

从经济运行的现实看，不受制衡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放大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绝对不受制衡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导致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

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基础，重构公信力应首先从政府着手。

传统社会，以吏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