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沃尔夫——胆怯的纳粹屠夫第一次听到卡尔·沃尔夫这个名字是在战场军事社区斑竹“希姆莱和他的十二骑士”帖子中,当时觉得卡尔·沃尔夫相貌冷峻,精明强干,而且深得希姆莱的宠信,官至党卫军副总指挥、希姆来全权代表,在党卫军中的地位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在形容迪特里希、海德里希时也经常用这个字眼,真不知党卫军到底有多少“二把手”)。
后来对卡尔·沃尔夫这个人就倍加留意,并收集了一些他的相关资料,其中尤其以他在二战后期的表现最为惹眼。
在这里浅谈一下自己对此人的看法。
卡尔·沃尔夫,Karl Friedrich Otto Wolff,1900年5月13日出生于德国达姆施塔特,1917年军校毕业,先后担任候补军官,及德国黑森大公国近卫团少尉。
1920年短期进入德国国防军。
1920年至1922年,他弃武从商,开始学习银行管理,后来成为商业雇员,1925年开始在慕尼黑独立经营一家广告事务所,但是他在商业上确实没有表现出什么天分,反而四处碰壁,经营困难,直到1929年前后经济大危机时他的广告所就狼狈破产了。
可以说纳粹的上台,成了卡尔·沃尔夫一生运数的转折点,从此他开始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卡尔·沃尔夫于1931年正是加入纳粹党(证号14235),1932年成为党卫军突击中队长,巴伐利亚总督的副官。
1933年6月起在党卫军帝国领袖希姆来的参谋部担任希姆来的特别代表。
因为对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忠心不二(有人形容他与希姆来的关系就如同希特勒与凯特尔),再加上良好的社交能力和出众的个人魅力,他在党卫军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尤其是36年以后)。
1934、35年人希姆来的作战参谋,旗队长、地区总队长,1935年11月开始担任希姆来的副官处主任。
1936年至1939年任党卫军帝国领袖的私人参谋长(1943年2月被短期停职),在此期间他还担任党卫军在希特勒身边的联络官,他相继晋升为党卫军司令官的首席副官,1942年又被希姆莱提拔为党卫军副总指挥衔(相当于上将)。
1943年2月任驻意大利中级党卫军和警察领袖,9月—1945年4月任B集团军辖区和南方总司令部辖区(意大利)最高党卫军和警察领袖,德国国防军驻意大利的全权将军,(又译为意大利后方战区武装力量司令),军事管理局领导。
1945年2月同西方盟军秘密谈判,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特使杜勒斯频繁联系,密商驻意大利德军向盟军投降的条件。
并与1945年5月2日提前投降,此后被盟军关进战俘营,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作为首要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冷战期间,驻德美军当局经杜勒斯指示,下令将他释放,他实际只在监狱中呆了不到5年。
1964年,卡尔·沃尔夫又在西德接受了审判,最终被判处15年的监禁,但是刑期只执行了4年多,他就又因“病”获释出狱了,他一直在西德生活到1984年才“寿终正寝”,病逝于罗森海母。
卡尔·沃尔夫是党卫军的高级将领,是希特勒的帮凶,希姆莱的心腹,也是纳粹政策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应该说此人双手沾满了犹太人的血,尤其是43年就任意大利后方战区武装司令以后,此时他还担任将犹太人运进灭绝营的协调员。
他负责全权指挥驻意德军纳粹党卫队,在短短一年之内将成千上万的犹太平民赶进了死亡集中营,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被“特别处理”。
据战后国际法庭的调查,单是与卡尔·沃尔夫有直接关系,并有据可查的谋杀罪就有3000多桩,他的实际罪行,足够被执行100次死刑也不为过。
从这个层面上讲,卡尔·沃尔夫是一个十足的“屠夫”。
然而,令大屠杀遇难者亲属感到愤怒和不解的是,二战结束以后,卡尔·沃尔夫并没有向人们事先预料的那样,被盟国送上绞刑架,而是一直被拘押在盟国拘留营里,1949年获释并回到慕尼黑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直到1962年他才被人指控与特雷布林死亡集中营30万犹太人之死有关而被逮捕。
最终卡尔·沃尔夫被西德法院判处15年的监禁,但是其仍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个中原因令世人一直不解。
随着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环绕在卡尔·沃尔夫身上的谜团也就愈加明朗了,其逃脱制裁被广泛认可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他与艾森豪威尔执政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杜勒斯有“特殊关系”;二是卡尔·沃尔夫在二战结束前夕安排入侵意大利的德军投降,多少算是“有功之人”。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看看,在二战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在卡尔·沃尔夫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1945年初,战局已经十分明朗。
盟军诺曼底登陆成功,苏联红军已经深入德国境内,第三帝国的灭亡就在已在弹指之间,而此时我们的卡尔·沃尔夫将军内心十分的矛盾,一方面他深知继续顽抗下去的意义只是能自己选择死亡的方法,可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他双手沾满了犹太人和盟军将士的鲜血,即便投降也未必就能给自己带来活路,更何况现在元首和希姆来——仍然活着。
就在卡尔·沃尔夫矛盾之际,战场的局势越来越想德国不利的方向发展,希特勒负隅顽抗的“楔入战役”遭到彻底失败,在此之前盟军已经在撒乐诺攻入了意大利,开辟了登上意大利的第三条道路,数星期后盟军正式开入罗马。
急剧恶化的战场局势迫使卡尔·沃尔夫决定孤注一掷的走一着险棋——投降。
苏联当然是指望不上的,对纳粹疯狂的仇恨可能会让自己倒在去投降的路上,至于英美,虽然交战了6年,但起码他们是人道的。
1945年2月,卡尔·沃尔夫的两位旧相识——瑞士秘密情报部门的马克斯·魏贝尔和意大利工业家路易吉·帕里利同他取得了联系,他们向这位德国将军提出了建议,说他们能够设法安排他悄悄地通过意大利边境进入瑞士和美国情报机构伯而尼分布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进行一次秘密会晤。
至此,卡尔·沃尔夫与西方盟国的合作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
很快卡尔·沃尔夫的两位代表来到了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杜勒斯(后任美中情局局长)面前。
杜勒斯知道沃尔夫是希特勒的宠臣,在党卫军中他的权威仅次于希姆莱,就立场而言,杜勒斯心中充满勒疑虑,沃尔夫也许在耍什么阴谋诡计,这使他不得不身怀戒心。
但这时帕里利却为这名德国党卫军将军担保说,卡尔·沃尔夫诚挚的渴望结束战争,停止意大利的流血事件和破坏活动。
老练的杜勒斯决定给这些纳粹分子出道难题:为了证明卡尔·沃尔夫投降的诚意,请他先释放两位意大利游击队重要人物帕里和乌斯米安尼,如果沃尔夫执行了这一要求,那不仅可以证明诚意,更加说明卡尔·沃尔夫如他所说的那样,能够控制意大利北部的武装力量,只有这样,美国才会与他谈判。
4天后,帕里和乌斯米安尼。
被秘密带出意大利北部,并且被送往苏黎世,在当地情报人员的掩护下,成功潜伏了下来。
杜勒斯对卡尔·沃尔夫的行动很满意,他决定尽快安排与卡尔·沃尔夫会面。
1945年3月的一个寒冷晚上,从米兰大瑞士苏黎世的火车上,有7名平民挤在一个被窗帘裹的严严实实的包厢里,这些人的身份时德意贸易委员会的成员,目的是去和瑞士政府商谈使用热那亚港的各项事宜。
实际上,这个委员会只是一个伪造的机构,我们的卡尔·沃尔夫将军及他的3名心腹助手就隐藏在这些人当中。
另一方面,杜勒斯也从伯尔尼的基地赶到苏黎世,藏在一套组来用于召开机密会议的公寓中,他决定于卡尔·沃尔夫进行一次单独的会面。
在当地的胡斯曼教授的引见下,在这出秘密公寓,卡尔·沃尔夫同杜勒斯进行了首次会面和秘密谈话。
在谈话中,沃尔夫表示愿意将本人率领的意大利北部的党卫军部队归于盟国的指挥之下,同时他还向杜勒斯保证他会单独行动,不能让他的顶头上司——希姆来知道。
沃尔夫还主动提出愿意做几件事以向盟国证明自己的诚意:一是停止针对意大利各党派的敌对行动;二是将关押在意大利北部的最后一批犹太人释放;三是对关押在意大利蒙塔的350名盟军战俘的安全负责。
杜勒斯则要求对方尽快安排意大利战线的德军投降,既然沃尔夫的党卫军可以凌驾于德军之上,那么由他安排投降应是没问题的。
沃尔夫答应回去说服意大利战线德军统帅凯塞林元帅和其他纳粹头目,他还表示自己与凯塞林私交很好。
这次谈判虽然只是杜勒斯与卡尔·沃尔夫的初次接触,但是卡尔·沃尔夫却给杜勒斯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感到卡尔·沃尔夫与其他狂热党卫军将领不同,是一个理智、果断、诚实、善良的人。
(这也为日后美国为卡尔·沃尔夫开脱罪名埋下了伏笔。
)两人一直谈话到午夜,中间还喝了很多酒,杜勒斯表示事关重大,他不能一个人决定并给予答复,但他表示愿意与卡尔·沃尔夫再次联系。
会谈结束后,杜勒斯立即将报告传到战略情报局总部,华盛顿又把情报通知给英国。
3月12日苏联也得到正式通知。
紧接着盟军地中海战区总司令亚历山大元帅派出两个接收大员来到伯尔尼,准备接受德国人投降。
元帅还为这次行动规定了一个代号,叫“日出行动”。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卡尔·沃尔夫“投降计划”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的时候,他的至交好友“微笑艾尔”德国元帅凯塞林突然被调往西线指挥战事,尤其想不到的是,凯塞林竟然被任命为西线德军总司令,职务又升了一步。
沃尔夫跟盟军的两位将军说此次他可以把投降的规模扩大到整个西线。
但将军们等了一个星期没任何消息。
此时盟军正一步步向前推进,如果不能赶在盟军取得重大胜利之前实施德军投降,那么这个行动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可是这时春风得意的凯塞林元帅没有同意沃尔夫的请求,也许他被元首的知遇之恩感动了,由于良好的私交,他也没有去告发沃尔夫的叛国行为。
就在这时,卡尔·沃尔夫又接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全国领袖希姆来命令他立刻去柏林,沃尔夫心中直打鼓,难道盖世太保已经知道他和盟国的交易了吗,如果真是那样,他此行在劫难逃。
事实上,希姆来确实知道卡尔·沃尔夫去了瑞士与盟军会面,但他对会谈的内容一无所知,在当时德国情报部门与盟军联系是很平常的,此次召见卡尔·沃尔夫,目的也正是了解会谈的内容。
卡尔·沃尔夫掩饰了会谈的许多真相,阴险狡诈的希姆来指示他继续与瑞士保持联系,但决不能在回到那个国家,为了确保他严厉的命令能够得到服从,希姆来说他已经把沃尔夫的家人置于严密的“保护”之下,显然这时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果沃尔夫同盟军秘密接触尔告阴谋的话,他的家人就会被杀害。
这一严重威胁足以阻止卡尔·沃尔夫返回瑞士,他只能通过接替凯塞林驻留意大利的陆军少将——菲廷霍夫来继续寻求意大利的和平。
而此时远在伯尔尼的杜勒斯已经如热锅上的蚂蚁。
要知道此事英国方面捅到了丘吉尔那里,美国方面也已上报罗斯福。
一直等到3月26日,沃尔夫总算带来口信,说这次他将带来一个“完整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