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无痛苦的夜莺——从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到其“自沉”之举［摘要］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王国维受到了叔本华、康德等人的美学思想的影响，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新的美学范畴。

其“游戏”、“古雅”等说注重艺术创造对于“苦痛”人生“真”的反映并弥补了人与自我的灵魂维度的阙如。

然而，因自身内在思维机制的局限，王国维最终还是以“自沉”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失败”。

［关键词］王国维；美学思想；维度；审美；自沉一20世纪，在中国乃至中国美学都是一个重估人类一切的时代，而不是人类重估一切的世界。

在这方面，王国维是一个弥足珍贵的起点。

王国维不仅是中国现代美学的探索者，还是其发端者。

其根本原因在于王国维所理解的美学是典型的现代美学。

而现代美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强调审美、艺术同现实生活的分离，从而有了无利害性（disinterestedness）、游戏（play）、形式（from）等独立自足的美学观点。

王国维通过对康德（I.Kant）、席勒（F.Schiller）、叔本华（A.Schopenhauer）等西方现代美学家的继承，全面接受了这些具有典型的现代美学特征的观念，而在《哲学辩惑》里他曾提出“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方洋哲学之人无疑也。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就开始了中国审美的探索之路。

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悲叹及以自沉汨罗江之举为自己所选择的以芷兰之香抵御世间污秽之气的道路立下“此路不通”的界碑，并昭示国人幡然醒悟，转而寻求新的精神出路。

潘知常在《王国维：独上高楼》中指出，人类世界是在人、自然、社会的三维互动中实现的。

在人、自然、社会的三维互动中，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的全力看护，使中国的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出现了根本的扭曲。

本应诞生的“自我”根本就无从诞生。

尽管在中国“爱人”（孔子）、“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子）、“天地人，万物之本也”（董仲舒）之类的声音充盈于耳，但是，在中国却根本没有“人”，而只有“人伦”，即血缘宗法关系中的人，或即“仁”。

中国人选择了从“原善”而不是“原罪”的角度来规定人，将现实关怀的“德”取代作为终极关怀的爱，人与意义的维度的出现只是一种逃避、遮蔽、遗忘、僭代。

而心灵空间、人性空间的巨大黑洞必然导致审美的巨大黑洞。

在中国，苦难、悲剧、痛苦一度失重，有苦难却没有苦难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

中国的审美实质上是一种凭借自己的精神力量无限扩张的虚幻活动，它的对象都是一些没有内容的形式，“天道”、“天理”、“天下”之类，而主题也都是没有内容的形式，因此可以凭借自己的精神力量来加以无限扩张。

审美诗话了风花，美化了雪月，可是却没有触及人与意义的维度这一根本问题。

就以给中国美学重大影响的儒家忧患意识为例。

与西方的出生原罪不同，它体现了中国独有的责任原罪感。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亘古原罪使他们抛弃个人的一切：幸福、自由乃至生命。

与儒家相比，道家则始终认定人即“天性”，始终强调自然人格。

认为人只有在自然中才能生存，因此不惜以扼杀自我为代价来片面强调生命的规律。

相比之下，禅宗始终认定人即“佛性”。

始终强调宗教人格，认为人只有在空无中才能生存，因此不惜以扼杀自我为代价来片面强调生命的皈依。

古人一直在探索，但他们却走上了一条遗忘生命存在的审美之路。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曹雪芹发现了中国美学的缺陷，在《红楼梦》里出现了深刻地触及了中国人的美学困惑与心灵困惑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答案：以“情”补天，弥补作为第三进向的人与自我（灵魂）的维度的阙如。

而王国维不仅是世纪第一学人，也是曹雪芹美学思想的第一传人。

第三进向的人与自我的维度，三百年后在王国维那里再次得以凸显。

不过，王国维并非像曹雪芹那样是依赖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而是在西方美学得语境下得以完成。

受西方叔本华、尼采、康德等美学思想的影响，王国维认为欲望成为与生俱来的本体，意味着美学的根源不在“忧世”而在“忧生”，因而，它思考的不是社会的缺陷，而是生命本身的缺陷。

与中国传统美学相比，王国维的美学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自我的存在的拒绝，使得中国传统美学通过取消向生命索取意义的方式来解决生命的困惑，而对于自我的存在的见证，使得王国维转而通过向生命索取意义的方式来解决生命的困惑，如此一来，也就从我们的世界进入我的世界，并且开始从悲观主义、痛苦、罪恶的角度看世界，长期被中国传统美学从乐观主义、快乐、幸福的角度掩饰起来的美学新大陆得以显露而出。

二王国维美学著述，主要可分两部分：一是他对西方哲贤的单纯译介，不含他的独特见解；二是他对西方哲贤的创意性理解与发展，具有再创性。

而他的美学思想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天才，游戏，古雅，境界。

“天才”就是灵魂痛苦者。

由于将生命存在从赖以凭借的虚幻的“德行”、“天性”、“自性”、“佛性”剥离出来，并且维系于人与意义的维度，灵魂的痛苦必然会随之而生。

其中，痛苦最深者莫过于王国维所谓的“天才”。

“天才者，天之所靳，而人之不幸也。

”蚩蚩之民“虽有大疑大患，不足以撄其心”。

“若夫天才，彼之所缺陷者与人同，而独能洞见其缺陷之处。

彼于蚩蚩者俱生，而独疑其所以生。

“天才”的灵魂痛苦只能在“游戏”中得以解脱。

倘若“天才”是指维系于人与意义的维度的生命的内涵，“游戏”就是指的维系于人与意义的维度的生命的特征。

人们往往以为只有成人状态才是正常的，工作状态才是正常的，但在王国维看来却不然，实际人在“游戏”状态才是正常的，但是这不是所谓“儿戏”，而是一种“无用之用”的自由的精神生命、开放的灵魂生命。

王国维关于“游戏”的看法又与叔本华有一定的差距。

后者认为根本无用，而前者认为无用而又有大用。

应该说，这与王国维对于“游戏”在维系于人与意义的维度的生命中的特殊意义的阐释密切相关。

而“天才”的灵魂痛苦则适宜在“古雅”的古色古香中熏陶。

“古雅”是王国维自创的一个美学范畴，他为此专门写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指出通常的优美和崇高（宏壮）存在于自然和艺术中，而古雅只存在于生活中。

优美和崇高都是形式的美，是第一形式的美，古雅则是形式之形式之美，是第二形式的美。

古雅与优美、壮美存在明显区别，但又互相联系。

它们的共性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不同之处则在于：古雅并非“天才”的灵魂痛苦的解脱，而是天才的灵魂痛苦生命的流溢，或者说，是天才的灵魂痛苦生命的缓冲，是一种生活的趣味，一种程式美。

这无疑与王国维对于中国美学的特性的深刻领会有关，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于中国的笔韵墨趣之类的把表现力（写实的技巧）转为表现性（程式美）的美的把握，使得美者愈曾期美。

“天才”的灵魂痛苦的象征是境界。

“境界”说作为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核心，主要体现在其《人间词话》里。

他以境界为标准，判断词的高下优劣并指出“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

有境界，本也。

”“词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人间词话附录》说“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

”此“意境”即境界；“以其能观”的“观”，指审美观照。

词以致整个文学，以其能观，才有境界。

“词以境界为最上”实则是把境界作为词最本质的特征。

王国维还阐述了词的境界不同的表现形态：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王国维指出“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

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

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王国维在其《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说：“美之中又有优美和壮美之别。

今有一物，令人忘利害之关系，而玩之而不厌者，谓之曰优美之感情。

若其物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唯由知识冥想其理念者，谓之曰壮美之感情。

”优美表现为审美主体对客体的观赏和爱悦，以致物我两忘，“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故说此境“人唯于静中得之”。

壮美、宏壮即崇高，在体积和力量上，要比审美主体高大出千百倍，给审美主体一种震慑感，引起审美主体感情上的激荡，故说“其物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但最终给审美主体以美感和感情上的满足，故又说“于由动静时得之”。

王国维还进而提出了境界的“隔”与“不隔”说，以及“写境”与“造境”等问题。

三在王国维那里，生命被还原为个体，因此，个体唯余“痛苦”，个体就是“痛苦”。

结果，与传统的“生生不已”的生命美学形成“反讽”，一种全新的充满悲剧意识的生命美学诞生了。

遗憾的是，王国维为这一全新的发现而手足无措：既然个体必亡，既然个体生存的虚无再也无法用“天下”、“汗青”之类去遮掩，生命也就进入一种孤立无援的绝境。

然而，受叔本华关于生活、欲与痛苦三者合一的悲观主义影响，这千百年来为他所第一次发现的生命的“痛苦”固然确实“可信”，但是却实在绝不“可爱”，王国维为此寝食难安。

无法也无力去拒绝这千百年来为他所第一次发现的生命的“痛苦”和“可爱”，就正是王国维的“心病”之所在，也正是最终导致他的形而上的“死”的内在原因。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对其死因，半个多世纪来众说纷纭，有“罗振玉事件”说，“生活窘迫”说，“殉清”说，陈寅恪的“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说和叶嘉莹的“殉生于他所欲持守的最后一点清白”说等。

毋庸置疑，无论是从外因还是内因的角度出发，这些说法都有其合理的因素。

综合说，王国维的“自沉”是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与其本身独特的个体禀赋所形成的尖锐矛盾的必然结果。

然而，我认为导致王国维“自沉”之举的内在根本原因还是他在吸收西方美学思想时自身内在思维机制的局限。

叔本华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其根源在于人有太多的意志与欲望，因此他力主“拒绝意志”，但自杀并非拒绝意志，相反，它是强烈执著意志的表现，因此，叔本华否定个体自杀行为。

“解脱”的真正道路在于，意志必须领悟到它自己就是造成永恒痛苦的根源，认识到这一点，意志才能够超越其自身从而终止痛苦，而这一“领悟”必须依赖偿透人生苦味后的一种大彻大悟，它把意志导向“自救”，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美”的思想所在。

尽管王国维借助了叔本华的启示敏捷地进入了生命体验并完成了理论的应用。

例如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坚决地否定了金钏儿、司棋、尤三姐等人的自戕行为。

但在现实生活中，王国维却未能从更高的角度去看待人生的有限性，拒绝将“痛苦”作为“必然”，始终坚持“可信”，拒绝“可爱”，并感慨“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

”王国维的精神支柱难免因此摇晃，因为信仰不是靠怀疑，而只能靠虔诚来维系的。

也因此，他必然会梦见如下幻境：“万顷蓬壶，梦中昨夜扁舟去。

萦回岛屿，中有舟行路。

波上楼台，波底层层俯。

何人往，断崖如锯，不见停桡处。

”王国维的理想目标终于化为卡夫卡式的“城堡”，可往而不可驻，并最终选择以“自沉”的方式为自己画上悲凉的句号。

潘知常在《王国维：独上高楼》里曾说：“王国维并非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而是早在暗夜中就高高飞翔的夜莺——不无痛苦的夜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