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者：摘要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在中学的教科书上，曾国藩“素来”扮演着一个残酷、虚伪、奸诈、腐化、好名的形象。

太平天国在教科书上有着这样的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农民阶级反封建反侵略的战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狠狠打击了外国侵略者。

”曾国藩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阻挡历史的车轮，自然就成为了受教科书中的反派人物。

然而，他的文韬武略，他的道德修养，令许多后人推崇。

梁启超把曾国藩看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他认为曾国藩：“……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

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比肩者。

”近代有学者把孔子、朱熹、曾国藩三人在儒学上的成就并列，连蒋介石也对曾国藩大加赞誉，他不仅将曾氏家书作为立国之本，而且在黄埔军校中力倡以《曾胡兵法》作为教材和必读书。

1关键词生平简介从理学到礼学的转换会通汉宋学术道论与文论军事功劳与争议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正文（一）生平简介2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在仕途上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

紧接着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曾国藩的学术思想从理学到礼学的转换尊奉程朱理学是曾国藩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

理学，是宋朝以后的新儒学，哲学思潮。

理学的讨论问题主要有：1.世界的本源问题；2.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3.认识论问题，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程朱理学作为理学的一大派别，由二程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认识学说，有朱熹提出了“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

理学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理论是曾国藩在继承理学传统的同时，进一步阐发的部分。

他指出：“格物，致知之事也。

诚意，力行之事也。

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

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日用常行之事，洁物业。

格者，即物穷其理也。

如事亲定省，物也，穷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

事兄随行，物也，穷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

”曾国藩强调的事亲、事兄等道理，要求人们从思想深处31曾国藩治国修身之道2曾国藩人物概述领会、接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并付诸实践；他还强调将个人的修身养性推向社会，是人人都能约束自己的视、听、言、动，并使整个社会都能够“始于修身，终于济世”。

曾国藩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是对程朱理学的进一步阐发，它体现了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

然而，正是曾国藩思想中的经世思想决定了其与程朱理学的差异性。

程朱理学强调的是对事物规律的理论分析，曾国藩虽然认同这一点，但是作为一名官员，他的思想里有深厚的经世思想，希望可以讲理论层面的道理具体化到社会实践中去，为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做出辅助，此所谓将“理”具体化为“礼”，由“天理”转向“经世之礼”。

曾国藩这样的转变，可以追溯到他与乃师唐鉴的关系。

唐鉴并不一味强调修身养性的理学之道，但是他指出了复兴理学的现实意义在于“夫学术非而人心异，人心异则世道漓，世道漓则举纲纪、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彼辞邪说之中也”。

唐鉴的这种思想，曾使曾国藩“听之昭然若发蒙”。

另外，曾国藩的思想转变还可以从他所处的嘉道间学术思想发展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早在乾嘉之际，学术界就出现了一股以礼代理的思潮，当时的学者们看到了现实社会与人生理想之间的矛盾，他们企图通过“礼”替代“理，彻底摆脱朱理学的羁绊”。

因此，曾国藩与程朱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有明显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其思想与有重振儒家教规，强化儒学的应用性的崇礼思想有着相通之处。

会通汉宋学术基于上述礼学思想，曾国藩主张学术“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会通汉宋学术是曾国藩学术思想的有一个主要特征。

所谓“汉宋学术”，是指“汉学”和“宋学”，它们是清代学者习用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概念与治学取向。

前者在理论上崇尚运势儒学------盛行于东汉的古文经学，治学方式提倡“实事求是”，取证特重汉儒经注。

作为学术流派，它萌发与明清之间，极盛于乾隆嘉靖时期，衰退于道光咸丰时期。

后者奉程朱为圭臬，尤其是朱熹个人的学说，以主观意愿诠释儒家经典，使经学理学化，以治学方式专注空谈心性，经学一出臆断。

两派的分歧论辩由清初就产生，到道咸期间才告一段落。

嘉庆时，阮元重申直径必须兼顾汉宋，他认为二者兼采：“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

”曾国藩之主张会通汉宋学术，正是阮元这种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二者有所不同，他之所以会通汉宋学术，是因为他看到了现行社会伦理准则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

曾国藩强调兼取汉宋二者之长，是他认为有利于重申先王之道。

曾国藩指出：“近世乾嘉之间，诸如无味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沟沿古训，本河间先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

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谓即物穷理乎？”曾国藩将程朱的“格物致知”与汉学家尊崇的“实事求是”的学风，虽然有时偏颇，但曾国藩之所以将二者联系起来，与会通汉宋而致力于成为“明理有用之人”是有关系的。

曾国藩自从踏入仕途，就注意“预览前史，求经世之学”。

曾国藩将学术研究与现实相结合，并舍弃学术上的门户之争，甚至有所兼容的做法，正是他主张会通汉宋学术思想的具体化，它对乾嘉以来嗜谈门户的学风，无疑是一种新的突破。

道论与文论曾国藩继承了桐城派“为文之道”的传统，这是因为他的思想与桐城派精神有着很多呼应之处。

曾国藩在总结自己学术时说道：“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

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

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

证诸古制而不谬；然而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

途皆可入圣入道。

其义经史，其也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

”在这里曾国藩所说的四学术实际上是桐城派治学的宗旨。

刘大魁就认为：“文人者，大匠也。

神奇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

”姚鼐说：“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

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足以相害。

”然而，桐城派虽然肯定了为学四术的重要作用，但是仍然着眼于将为文之道。

也就是说，桐城派认为作文的目的应该是通经明道，唐宋八家在这方面就做得不好，因此作文必须重视义理，求其根源。

对此，曾国藩亦尊之不移。

他说：“姚先生持论宏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但是，曾国藩在重申桐城派“为文之道”的同时，又每每将修己治人之术放在首位。

在他看来，“义理”是“体”，即根本；经济是“用”，是实事；“考据”是辅辅助手段，辞章只是特定的表达形式。

曾国藩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更阐明了“道”对“文”的统一性。

曾国藩的文论主要集成了姚鼐的阴阳二境说。

他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灵。

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

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

”又说：“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曰庄子、曰扬雄、曰韩愈、曰柳宗元。

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曰曾巩。

”在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此种言论比比皆是。

前段是讲作文须讲究文气，既不质实，也不玄虚，换句话说就是，既给人示之以门经，其主要论调又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后段将韩、柳、欧、曾足以与庄、扬、马、刘并驱。

然而，曾国藩对韩愈尤其赞赏“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为第一”。

曾国藩提倡学习古人，主要在于精神，不在于形貌。

韩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善于法古，但是并不因此而失去原创性，他法的是古代的精神，而没有照葫芦画瓢，他学来了精髓并融入了自己的想法，从而显示出了自己的特点。

这正是桐城派文论的主要精神，姚鼐就说：“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

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

”总而言之，曾国藩的道论和文论除了保留和继承传统以外，还重振了桐城派的“文统”。

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末期最后的一尊精神偶像，其学术思想在近代社会、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学得道学的虚伪，却不曾受束缚与道学的迂腐”。

曾国藩在求索的道路上，是一个带有个人色彩的不迂腐的求知者，他一开始尊奉理学，但是他并未因此而顺应理学思想，而是在理学的研究中发现理学的弊端，转而以崇尚礼学来弥补之；他推崇桐城派的为文之道，法古之精神，非其形貌也，更之，创之。

这样的思想成为后来洋务派自救运动的思想来源，同时它也是晚清流派伦理思想的主要渊源。

军事功劳与争议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军事事业的巅峰。

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

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但是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但有些论者则秉承新的思想，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

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

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

“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

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

但不同意冯友兰认为镇压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

有的论者则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

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